陳虻

2001年10月，主管《東方時空》，主持《東方時空》改版，併兼任該欄目總製片人。 ^[5] 

2008年12月23日0時21分因胃癌逝世，享年47歲。 ^[4] 

大學畢業時，陳虻被分到了航天工業部團委工作。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到了中央電視台，從小到大一直朦朦朧朧的“搞文”的念頭在那個瞬間突然清晰起來。作為製片人的陳虻説過這樣的話：“創作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而創作的過程又是十分具體的。所以，要完成一件成功的作品，同時需要兩種極具反差性的品格——靈異奔放和老老實實。” 陳虻在中央電視台的頭三年裏，沒有具體的工作，如果説他乾的事兒算是工作的話，那個工作就叫“打雜”。接收陳虻的人要不是當初看中他的人，他的工科背景讓領導有些不情願。三年裏，每次報選題，到了陳虻這兒都會自動地跳過去。從陳虻上班的那天起，他的主要任務就是領肥皂、毛巾，拿報紙，幹雜務。誰在外面拍片子磁帶不夠了，一個電話回來，陳虻就扛幾箱帶子，買張站台票給送過去。誰的錢不夠了，陳虻就負責跑郵局寄錢。誰要是外出拍片子，説：“陳虻，跟我走一趟。”這是三年裏他覺得最幸福的事兒。“走一趟”對那個人來説是搬東西，聯繫車票，找住處都不用愁了，對陳虻來説卻是學習業務的大好機會……陳虻就是這樣成為《東方時空》總製片人的。

1993年6月的一天，當時《東方時空》的總製片人孫玉勝靠着窗台對陳虻説，來《東方時空》吧。陳虻回家後看了20多天的《東方時空》，也想了20多天。“有兩點理由，我決定來了，一是《東方時空》天天播，就一定天天有事兒幹，我不願閒着；二是《生活空間》當時是一個服務性的欄目，教給人一些生活技能，我想我在這兒幹不成什麼好事，至少不會幹對不起老百姓的壞事。”而從那個夏天開始，《生活空間》也漸漸成為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01年11月5日，新改版的《東方時空》播出了。25天前，總製片人陳虻才接到改版通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對一個天天要播的名牌欄目動手術，難度可想而知。陳虻戲稱為：“就像一家飯店，一邊營業一邊搞裝修。”身為中央電視台新聞評論部副主任，陳虻還同時領導着《新聞調查》和《實話實説》這兩個重頭欄目。

陳虻喜歡穿牛仔褲，長髮飄飄。才情豐富，成就斐然，心思敏鋭，情懷深沉。熟諳主流話語不乏叛逆精神。大家很怕他審片，總是先打聽好審片主任的排班表，如果感覺是個爛片就想辦法拖一拖，避開他的鋒芒。他目光太敏鋭，語言太精妙，那時，能做出個好片子與陳虻英雄惜英雄，曾是我很大的創作動力。《巴金》、《余光中》、《孫志剛》，少數幾個自己尚能過關的片子都曾經過他的法眼。他可算是台裏少數審片專注的領導，之後的點評，更是字字珠璣句句經典，只是在場聽的人常常只有一兩個人。如今想來，十分可惜。他不僅指點具體的剪接拍攝採訪技巧，也善於提煉深厚的人生哲理。有些話，在離開多年後依然感覺振聾發聵，比如他曾經説：不要因為走得太遠，忘了我們為什麼出發。

這個世界上，有些人能量太多，多到可以分給很多人，我也曾幸運地分得一杯羹，這杯羹，還在滋養我。肉身有它自己的天命。但是，一個人的智慧，被許多人悄悄地擁有着，這樣的價值，不與肉身等長。所以，此刻，我和很多人一樣悄然嘆息，但想到他將生命能量發散後，在地母黑暗而温暖的擁抱中開始深長的休息，我又感覺到一種平靜的温暖。雖然從此以後，無論我拿出什麼作品，都找不到這樣一個人去惶恐面對。

（陳虻在98年開創的《生活空間》，通過“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創造了中國電視界的一個神話，這個欄目為後人留下了一部“小人物的歷史”。）

“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陳虻創意。這句由著名演員王剛配音的話語，在觀眾中有口皆碑。

“是否可以説，陳虻是中國電視、中國社會紀錄片的推動者？”對此，央視著名主持人白巖松説：“毫無疑問。當開始‘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時候，就是對他工作的一種評價。”患胃癌是否與長期工作中的積勞成疾有關？白巖松沒有回答，但他表示：“我和他是兄弟。”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袁芳説，在陳虻的“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之前，新聞節目很少有關注民生的內容，陳虻在《東方時空》中把目光投向了老百姓，開創了中國新聞史的先河，從此故事類、紀錄類節目大量湧出。

（長髮，深沉，睿智，灑脱，自信，不張揚——這是很多電視同行對他的印象。）

一位名為“飛去來兮”的網友自稱曾供職於央視新聞評論部。她在網上表達了對陳虻的“惜別”：那時大家很怕他審片，總是先打聽好審片主任的排班表，如果感覺是個爛片就避開他的鋒芒。他目光太敏鋭，語言太精妙。審片之後的點評，字字珠璣，句句經典。有些話，在離開多年後依然感覺振聾發聵，比如他曾説：“不要因為走得太遠，忘了我們為什麼出發。”

在央視新聞中心工作的一位女士説:“在中國電視發展五十週年暨中央電視台建台五十華誕之際，我們失去了一位優秀的中國電視人，這無疑是中國電視界的一大損失！無法不悲痛，無法不憂傷！”

陳虻第一次做客網站是在2001年11月，那時《東方時空》的子欄目《時空連線》首次播出。

有網友問他“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這句話是怎麼想出來的，他説，1993年，初創的《生活空間》一直在調整，需要用一句清晰的話告訴人們，《生活空間》代表的是什麼。“從夢中醒來，腦子裏顯出來幾句不同的話，我拿筆記下來，寫到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時，我覺得我要的就是這句。”他説。

他説，工作之餘喜歡看碟，因為一個半小時裏濃縮了作者的許許多多的經歷和思考，這是一種非常奢侈的享受。有網友問他：你的名字和“牛虻”有關嗎？陳虻説，那個字念meng，和《牛虻》有關，因為他屬牛，他父母讀過《牛虻》這本書。“當你工作累的時候怎麼消遣？”陳虻説：“和我兒子在一起。我需要和兩種人打交道，一種是有智慧的人，因為他們簡單；一種是無知的人，因為他們簡單，所以我喜歡四歲的兒子，跟他在一起是我最專心的時候。

根據他當時的介紹，7年過去了，他兒子已經11歲了。

據知情人透露，陳虻去世前曾與羅京同住北京腫瘤醫院。

陳虻在電視圈的專業人士中小有名氣。他曾提出《東方時空》中《生活空間》裏“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創意。這句由王剛配音的話語，曾在觀眾心中留下深刻記憶。一位電視專家今早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評價，這種直接把攝像機對準中國老百姓的做法，透出實實在在的生活畫面。

一直到逝世之前，陳虻始終對自己的工作非常敬業。他生前的同事在“百度百科”上給他建了詞條，詞條裏這樣描述他的工作狀態：

“記得那時，大家很怕他審片，總是先打聽好審片主任的排班表，如果感覺是個爛片就想辦法拖一拖，避開他的鋒芒。……記得常常在夜裏九十點鐘才編完最後一個畫面，他一臉倦容地走進機房，剛看完《社會記錄》，再之前是《紀事》，再之前是《百姓故事》……被七八個或精彩或平庸的片子折磨過，每一個都不敷衍，每一次審片，都像一堂課。我們拿着“同意播出”的簽字收拾好帶子踏實地走人，他還坐着，説要等準直播的“連線”。印象中我的最後一次審片，簽完字後他沒有走，而是長嘆一聲説，文飛剛來的時候還是個小姑娘，也老了。我拿着播出單，轉過身去，收拾台子上的帶子，關機，眼中愴然淚下。那是我最後一次見他，之後，我離開了讓我老得很快的編輯台和新聞評論部。”陳虻成為《東方時空》製片人之後，陳真成了他的繼任者。採訪他是在2008年12月26日的下午，陳真説，靈堂，他一直都不敢去看。

在陳真看來，陳虻把所謂的“理想主義”堅持到了最後，“他不管條件多簡陋，都要求大家能夠出精品”。而他自己，也經常為了工作，不吃飯，或者到下午三四點鐘才吃第一頓飯。

陳真説，他與陳虻在人文關懷的方向和欄目的方向上沒有任何分歧，如果説有不同的話，就在於對現實侷限的認識。“陳虻希望每一個作品都能成為精品，因而給手下的編導很大壓力。但我看到，這畢竟是一個播出量很大的電視欄目，流水線作業也許才是更現實的方式，不能要求一週內做出一個精品。比起央視其他欄目，做紀錄片的編導更累，收入更少，職務帶來的便利幾乎沒有，孩子上學都找不到可以託關係的人。也許在20世紀90年代，電視人的收入還比其他行業高一些，電視人的收入也只是一般水平。”陳真説，他看到女編導編片子編得“面目都扭曲了，嫁不出去”，就心中難過。“我們總説人文關懷，但為什麼不能先關懷關懷自己的編導？”“所以我有時要求沒那麼嚴格，讓編導們也舒服些。”

陳真説，陳虻有一次對他説，他工作起來不吃飯，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苦肉計”——這是讓編導們看到，不只是他們辛苦，我和他們一樣辛苦。

陳真認為，在仕途上，陳虻不能算順利，“他追求的自由人格和精神，在這樣一種體制下，是不可能完全實現的”。比起陳虻，陳真自認為“是個俗人”，他感傷地説：“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存環境太惡劣了，註定在殘酷的生存鬥爭中遍體鱗傷。”

撰寫者説：“陳虻喜歡穿牛仔褲，長髮飄飄。才情豐富，成就斐然，心思敏鋭，情懷深沉。熟諳主流話語，不乏叛逆精神。在我心中，這是最有理由享受理想生活的那種人，應該在城市邊緣弄個詩意的居所，調素琴閲金經，飲茶讀書，高朋滿座，一不稱意便可散發弄扁舟。可惜這樣的生活往往屬於那些滿臉橫肉銅臭逼人的房地產暴發户。陳虻，不過是電視與官場的雙重壓力艱難負重的中年男。”離陳虻的辦公室靈堂不遠，是一面電子公告牌，公告牌上不停地滾動着號召同事們向陳虻家屬捐款的信息，陳虻身後，留下的是沒工作的妻子和11歲的孩子。

“他走得——太年輕了。”牟森感嘆説。

然而在柴靜眼中，陳虻的一生不能用“現世幸福”或者是“現實不幸福”來衡量：“他不幸福，但是他説，要成為這樣的人就要不幸福。他有另外的補償。”

“他老説，做節目是做人，為這個我們有過非常大的爭吵。他説，你不這樣做，就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記者。他説，一個在職業上成功的人不可能幸福。”柴靜這樣回憶。

“陳虻説，你為什麼不按照我説的生活？我説，因為這是我的生活。他説，可是我講的是對的。”

柴靜説，陳虻對她的訓練非常嚴格。“他説：你就是一個網球，我就是一隻網球拍，不管你跳得多高，我永遠都在高於你1毫米之上。他是職業教練。”柴靜記得，訓練階段陳虻對她説過最温柔的話就是：“其實也不應該對你有過高的要求，你已經不容易了，應該快樂一點。”

“他有點像男版的我，我有點像女版的他。他離去，我覺得我的一部分隨他離去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覺得他的一部分在我身上還延續着。這讓我覺得也還可以，他以某種方式還活在這世界上。”説到這裏的時候，柴靜的眼睛濕了。

一位央視新聞工作者寫了一首詩悼念陳虻：

魂靈可知心歸處，

春去秋來幾時安。

天高雲深望故人，

祈願此心接彼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