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福桐

陳福桐幼讀私塾，後入小學， 15 歲時讀初中。

1935 年畢業於貴州省立遵義中學。

1937 年赴上海讀書，後因抗戰爆發，回遵義任教並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同時自修大學文科，並與中共遵義地下組織的同志一起創辦快讀書店、青年抗日救國會、音樂教育促進會、農村抗日宣傳隊等，後還與社會人士參辦《黔聲日報》、《民鐸日報》 （ 任主筆） 及《遵義國民教育雜誌》 ( 任主編 ) 、《時代兒童》等刊物。

1944 年任遵義老城標準學校校長，豫章、玉錫兩中學語文、歷史教員。

1948 年被捕，關押在貴陽一年多。

1949 年 10 月接受解放軍二野聯絡員委託，從事迎接解放工作。同年 11 月，遵義解放後進入遵義軍分區政治部聯絡處，從事爭取聯絡工作。

1950 年任遵義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副主席。

1951 年任貴州省文聯秘書。

1953 年參加土改回來，任《貴州文藝》編輯。

1954 年後歷經磨難，“文化大革命”中遣送農村。

1976 年任省文聯行政組負責人。“文化大革命”中遣送農村。

1979 年參與恢復貴州省文史研究館建制工作。

2010年4月17日下午兩點去世。 ^[2] 

1980 年參與創辦《貴州文史叢刊》及貴州業餘書法學校，同年任貴州省志編寫籌備組成員。1983 年正式成立貴州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後，任副總纂，為全省修志事業，跑遍全省所有地州市縣和省直各個部門，宣傳修志，發動修志。曾任貴州地方誌協會副會長，校閲各種志書 70 餘部，審讀人物傳記上千篇，培養扶持修志後學。同時還與—些老領導、老專家一起倡議成立貴州歷史文獻研究會、貴州省詩詞學會並任常務理事。為貴州地方歷史文獻、傳統詩詞的整理、研究、創新出謀劃策，參與全國文史館系統《新編筆記叢書·貴州卷》《黔故談薈》的編輯。 1993 年從文史館退休，繼續從事整理歷史文獻、點校古籍及參與編輯《黔靈叢書》等佛學書籍的工作。

數十年來，共創作古詩詞 1000 餘首，輯為《梧山詩稿》，又把研究評論方史志文章輯為《十年修志文存》、《梧山文存》存世。另發表貴州名賢專論文章如《封疆大吏典範——丁寶楨》、《黎庶昌——貴州放眼看世界的第人》、《六千舉人七百進士》及詩詞方面的論文《黔詩五百年儲靈孕秀的因果探索》等。有古風一首《古詩新趨向》參加全國第一次詩詞大賽，以圖尋找詩詞創作新思路，列入大賽《金榜集》。亦從事書法，省內一些風景名勝、寺院古剎均有其墨跡。

1991 年被聘為貴州文史研究館館員。

我是遵義人，生於1917(民國6年)。 　祖籍江西吉安府泰和縣，遷來貴州的始祖先在綏陽縣務農，後遷至遵義城裏開繭行，由於家道清貧，沒有一個較詳的家譜，我只知道鳳字輩的曾祖和朝字輩的祖父。父親廷傑，號濟舟，他是第七代孫。文革期間破四舊，連這一本簡單的家譜都被燒掉了。

父親十多歲就去做一個商號的學徒，以後到離城30多公里的西鄉鴨溪鎮開了一個布店，自己能做家務，一生勤儉，買了50多擔穀子的田土。母親帶着我和二弟福慶住在遵義城郊結合地段。大伯和二伯家都靠勞動謀生，幾個兄弟先後都到鴨溪去做小生意，有的就住在父親的店子裏。

我讀的私塾，塾師申惠泉是父親的朋友。先讀完一般蒙童必讀書後，就讀《四書》和古文，12歲才讀私立城成小學高一，校長劉伯莊，他和申師都是書法家。申師還能作詩，看風水，還教我讀過中醫書。劉師性剛直，守正不阿，趙愷(乃康)夫子為誠成寫了一付對子： “正其衣冠，尊正瞻視；行為士表，學為儒宗。”要求我們的行為、品德要向這個標準去努力。趙愷夫子的兒子趙志常(守典)先生是我的班主任，教語體文和《三民主義》。我們知道講舊學有孔夫子，講新學有魯迅先生。15歲考入省立第三中學，教國文的是舉人晏夢琴先生，教語體文的是由北京回來的年輕老師餘正邦。星期日到趙愷師家去，聽他講《説文解字》和《史記》以及鄭珍的詩文。趙愷父子都是我的老師，趙愷師是一個拔貢，但他的叔母是鄭珍的女兒，他繼承鄭珍研究“許鄭之學”，許是許慎，鄭是鄭玄。又維承鄭珍莫友之合纂《遵義府志》的風格，先後與探花楊北麟、進士楊恩元和纂《續遵義府志》。我接受趙師傳授的同時，心有旁鶩，就通讀孫中山的《中山叢書》，梁啓超的《飲冰寶全集》、趙景深的《中國文學史》，以及魯迅、郭沫若、胡適的書，還讀了《三國演義》和一些舊小説，當時軍閥混戰，從小就看到殺來殺去，苛捐雜税，民不堪其擾，而少不更事，想將來去做個“百里候，”當個愛護百姓的縣官。

中學二年級，17歲時當了學生自治會學術股長，辦有鉛印的《會刊》，又當了民眾夜校校長，有高初級四個班，一百多個貧民子弟。後來當貴陽市委書記的伍嘉謨(朝壁)，和我同班，當級長又兼夜校老師，1935，紅軍長征過遵義後，中學停辦了一個學期，我轉學到貴陽師範學校初中三年級，教國文的是翰林王仁閣老師。我回遵義去比伍嘉謨提前半年畢業。我在上海雜誌上發表過文章，國民黨遵義縣黨部就要我去作宣傳助理幹事。我以為他們是實行三民主義的，進去後，和那位仁懷人徐世勳，他是組織幹事，為我講述了國民黨許多違反中山教義的行為，勸我去升學，同學謝樹中、羅有餘他們是共產黨員，給我讀幾本革命書刊，因此在縣黨部不到半年我就辭職回家，準備到上海去。

紅軍長征過遵義時，周守儒、謝樹中等都是游擊隊員，紅軍走後，這個游擊隊電各自分散隱蔽了。1937春，周守儒化名劉紹臣，在遵義新城萬福橋鄉下出現，叫他姑母的小叔張正賓來對我説，希望我通知謝樹中、羅有餘約來見一面，我約了他們二人到萬福橋去，我和張正賓遠遠的坐在另一個地方，不知道他們談什麼，周守儒和我有表親關係，張正賓是我父親的徒弟。10月一天，突然在張正賓家逮捕了周守儒、謝樹中，羅有餘、陳文範、張正賓，第二天早上捕了遵義師範(即前省立三中)的教師餘正邦和一些學生，還有羅有餘的同鄉友人孫璽常，世界書局店員邱敏等多人，這就引起學校罷課，市場罷市。

專員公署專員劉千俊、別動隊長陳勢濤等，主張開會審法庭，當夜在法庭上的學生罵國民黨部總幹事顏明璋等擅自捕人。這事在遵義難解決，就把學生釋放，餘正邦、謝樹中、陳文範、邱敏、張正賓、羅有餘、孫璽常、周守儒等8人押解貴陽，陳文範出庭作證是餘老師領導的黨組織，拖了一段時期，除將周守儒、謝樹中、羅有餘等轉押重慶委員長行營，分別判刑，其餘5人釋放。徐世勳，被認為與共產黨謝樹中經常來往，對他盯視很嚴，因此自殺。

1937年春，我和幾個朋友到上海去，書未讀成，因七七盧溝橋事件發生，8·13上海日軍開始行動，我們由上海經杭州轉到武漢，再經重慶回家。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抗戰一開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少，皆有守土抗戰的責任。”延安發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並表示：“三民主義為今日之所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後來《新華日報》遷到重慶，多次見到的三民主義詮釋為“民族獨立，民族普遍，民生幸福”，因此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下，謝樹中走出監獄，回到遵義，周守儒到《新華日報》工作，羅有餘病死獄中。謝樹中在遵義不得教書，先為陸軍大學一個軍人家屬作家庭教師，但他常到老城楊柳街小學去組織學生寫慰問八路軍的信等事，校長吳開治是他的朋友，推薦我去學校當訓育主任兼畢業班級任老師。這個畢業班有的學生年齡稍大一些，國民黨一個宣傳幹事來教公民課，常把學生帶到縣黨部去活動。我宣佈：“我是國民黨員，理應教公民課，學生非經我准許，不得到縣黨部去參加活動”。就這樣抵制了國民黨派來的人，淨化了學校。另一個共產黨員楊天源進入學校。當時遵義的黨組織是單線聯繫，誰是黨員，不能過問。

以這間學校為中心，前後進來的黨員大概是10個，我們先後組建的活動有遵義青年抗日救國會、遵義音樂教育促進會、快讀書店、農村抗日宣傳隊、兒童歌詠團等。學校懸掛有中國政府和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畫像。我們學校裏還舉行過“黃河大合唱”的演奏會。快讀書店經銷了延安、重慶、桂林和莫斯科中文版的各種圖書，代銷《新華日報》。浙江大學遷到遵義，有些集會就在我們學校舉行。潘名輝家有鋼琴，成了浙大音樂活動的沙龍。一時之間，抗戰救亡活動出現了空前活躍的景象，辦的《活路》、 《游擊隊》等壁報，每天都有成羣的讀者圍觀，國民黨中有人開始散佈“共產黨操縱”的謠言。

那時監視、盯梢、打擊這些活動的機構有中統、軍統、憲兵特高組、警備司令部、國民黨部、三青團、警察局、西南公務特別黨部等10多個機構，最高組織是“特種彙報會議”簡稱特會，專員兼保安司令為主席，國民黨書記為秘書長，實際大權在中軍兩統手上。迫於形勢，餘正邦和謝樹中先後去了延安。這時地下組織內出現了問題。

有一個叫夏任之的向縣委領導人楊天源威脅，他要在貴陽《中央日報》登報脱黨，楊要我去勸阻，他才表示作罷論。為什麼出現這樣的問題，至今我也不知道。1940年初，楊又介紹他到重慶隨18集團軍車到延安，走到西安，藉故被憲兵抓去逃跑回來，其實他是在西安自首後回來的，到遵義國民黨作宣傳科長和縣參議員。皖南事變後，他又來對我説，國民黨準備抓楊天源，是富家子弟，搞點活動而已。高文伯，河北人，英國倫敦大學畢業，還是有一點民主思想。先釋放潘名輝。肖汝豪逃去雲南，其餘4人轉到貴陽後，釋放傅家兄弟，賀、徐二人轉到重慶復興關集中營。楊柳街小學校長調走，教師解聘，由何其榮、沈一平去同富有的柏繼陶(即原遵義會議地址主人的大兒子)商量，籌辦私立傑生小學，繼承楊柳街小學的辦學精神。

有個安徽大叛徒鮑滄，被派到遵義專員公署作視察，這是對外掩護的身份，實際是“中國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黔北督導區主任”，這個人天良喪盡，壞事做盡。李綽然叛變後做他的秘書長。鮑滄破壞黔北地下黨和浙江大學的進步活動。他要派兩個特務去作鄉鎮長，被縣長孔福民拒絕。孔是山東人，曾被馮玉祥封為模範縣長，由桐梓調到遵義，自恃來頭大，不買鮑滄的帳。鮑滄就抓了一個記者，一個縣政府的股長，以手槍逼使他們承認和孔福民、以及三個科長李祺增、吳樹樾、鍾麒麟6人是共產黨支部的。高文伯不相信這回事，省中統主任戴天強來專員室審問，高文伯對記者和股長説：你們老實説，專員為你們承擔。鮑滄的惡跡，已成“談鮑色變”，不敢説被逼供，唯唯諾諾被帶到貴陽發表《脱離共產黨宣言》。其實這兩個人都是國民黨員。三個科長也押上貴陽“悔過自新”。孔福民調到貴陽，省主席吳鼎昌不相信這回事，過些時候，孔福民被委任為獨山縣長，鮑滄也調走。

1944年，河北人，中央政治大學畢業的仁懷縣長卜青芳調遵義縣長，前楊柳街小學校長吳開治任團溪區長。卜青芳要他介紹一個人作楊柳街小學校長，改名為遵義國民教育示範區老城標準中心國民學校(簡稱老標)。這間學校有兩個任務，一是要貫徹吳主席(鼎昌)的三完運動，即書本教完、作業改完、功課考完；二是要培養一批能擔任小學校長的教師。吳開治介紹我去。我告訴卜，國民黨部不會放我。他説，我去找他們談。就這樣我作老標的校長。

回頭敍述楊天源走後，代理縣委書記李君介紹我認識黔北地委書記李綽然。幾天後，李君轉達李綽然的意見，要我加入組織，對這個問題我有考慮，我讀恩格斯的一本書中講到：小資產階級分子，在革命成功後，只會在茶樓酒店高談闊論(大意)，此其一；我母親死得早，家中有慈父賢妻，待我太好，我沒有勇氣去做勇敢犧牲的事，此其二；夏任之要背叛組織的例子，使我非常警惕，一但被告密逮捕，叛變求生，被殺成烈士，我都不可能，此其三。因此，我説我不夠格，願作一個同路人，接受委託，儘可能去做。想不到兩個月後，李綽然被捕叛變，他供出我是共產黨員，寫的是“陳胡頭，30歲”，那時我才24歲，名字也寫錯。國民黨中有相識的人，認為李淖然的供詞不確實。我被強令到《黔聲日報》作編輯，不准我出城，隨時接受貴陽的書面訊問，最後的結論是：受共產黨利用來和國民黨作對。有三年時間被軟禁，趁此時間，讀了法國和俄國的一些文學名著，也讀了《遵義府志》。這是一樁必須説清楚的事。

1944年到1946年我在老標教書期間，參與編輯縣教育會辦的《時代兒童》刊物，主編《遵義國民教育》雜誌，兼任遵義《民鐸日報》主筆；和何其榮、李幕儂籌款出版浙江大學副教授吳志蕘著的《裴士泰洛齊》；集股開辦遵義國民圖書局。接受潘名輝的委託，安排在重慶青木關國立音樂學院因搞民歌活動而被勒令退學的朱石林夫婦和陳立華等的工作，並向縣政府建議開辦“暑期小學音樂教師訓練班”，聘潘名輝等為教師，推廣革命民歌活動等。

當時是抗戰勝利之後，大規模的內戰開始，在國民黨蔣管區物價飛漲，貨幣貶值，教師工薪有時幾個月領不到，我曾經在集會上指責過官員。又因國民黨中央通告：舉辦全國第二次黨員總登記，不登記者作退黨論。我約了幾個朋友不去登記，他們懷恨在心，1948元月18日，在豫章中學逮捕我，押上貴陽飛山街鴨子塘秘密監獄。當時遵義的專員兼保安司令邵陵，是省主席楊森當軍長時的參謀長，邵陵以遵義特會主席的名義向省特會主席楊森密告我有“共黨活動”，早上開特會決定逮捕我，晚上就押上這所美其名曰“戰時青年招待所”的政治犯監獄。經過中統一次審訊、軍統兩次審訊，不提罵政府官員的事，只提夏任之檢舉我1936年為散失的共產黨人搞聯絡，追問楊天源隱蔽在哪裏，朱石林、潘名輝、杜龍源的共黨行動。

國民黨中央委員劉健羣是遵義人，他回貴州搞黨團合併工作親友請他向楊森提出釋放我，遵義的辛亥革命老人時任縣參議會正副參議長的牟林、周子光聯名20多個紳士來保我，都被拒絕釋放。拖了一年，到1949年2月中旬一天，突然被釋放出獄。我去見妻子的叔父杜叔機先生，他才説，他找了和他是北京大學的同學、新任省主席谷正倫的秘書長潘錫元，蓋了谷正倫的章，兩統都不釋放，是佘萬選調兩統審訊的卷宗看了，對保安司令部情報處長何錦書説：“陳福桐不是共產黨員，也沒有供認出哪一個共產黨的關係，把他釋放”。

杜叔機當時是貴州省參議會副議長兼國民黨執行委員，佘萬選是軍統少將，48年2月由南京派到貴州擔任軍統站長，我還沒有見過面的內弟杜龍潭，從駐蘇聯大使館的武官任內回國，聽説他姐姐杜龍萱由延安寄給他母親的信放在我家，因此我被逮捕。杜龍潭託佘萬選照顧，佘是杜的表哥，他到貴陽又受叔機先生之託：只辦了我這一樁案，就調重慶交警總隊走了。

我回到遵義，中統特務艾超就上門來問長問短。四月間遵義大搜查一次，半夜到我家，把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搜去，因為托爾斯泰是俄國人。

下半年，傑生小學要擴充辦一間傑生中學、校長何其榮是我的表弟，聘我為教導主任，國民黨和中統都不同意，董事長柏繼陶請這些人吃飯，時繼陶二弟柏輝章已從南京回遵義，他任過副軍長，這些特務不敢得罪柏家，答應可以聘我，但要派一個人去作訓育員監視我。

與我同在傑生中學教書的姚士達，是多年的老同學、老同事。他是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陳鐵的妹夫，遼瀋戰役後總司令衞立煌飛香港，陳鐵飛上海，經國民黨少將陳義新介紹，陳鐵和上海地下黨的閔剛侯見面，約定陳鐵回貴州準備武裝起義。當時何應欽向蔣介石推薦陳鐵為國防部次長，他推辭不去，寧肯回貴州任第八編練司令。據有關資料介紹，在抗日戰爭時期，衞立煌駐守黃河任戰區司令，陳鐵是軍長，他兩人會見過朱德、劉少奇和彭德懷。陳鐵對他的幾個師長講，老蔣此人不行，將來我們同共產黨一起建設新中國。一次彭德懷要穿過山西國民黨警戒區，衞立煌要陳鐵陪着彭德懷穿過龐炳勳防守的地段。陳鐵駐守遵義，要姚士達擔任機要秘書。陳鐵和香港衞立煌、陳義新的通信，都是姚士達手書的。

遵義臨解放前10天，陳鐵對姚士達説：“盧專員(傑、名勵齋)説，‘陳福桐在搞活動，我們要捕殺他’。”陳鐵又説：“明天我有車開回西坪(陳鐵的老家)，叫陳福桐和你一道搭車下鄉避一避。”我將此情告知潘名輝、何其榮，回家和杜龍源説： “我走後，你同父親帶着兩個孩子下鄉去住幾天，快要解放了。”我同姚士達一起乘陳鐵的車出城，告知他，楊天源奉第二野戰軍之命，由常德潛回遵義，要我設法保存遵義電廠和民鐸日報印刷廠，爭取國民黨軍人起義，勸老百姓在解放時不要逃跑。

這個消息，已轉告潘名輝和朱振民。振民是我的表兄，任過新8師副師長、遵義警備司令部副司令、陳鐵的高級參謀，遼瀋戰役和100多個國民黨將官被俘，經過三個多月教育釋放回黔。士達説：“大哥(指陳鐵)正在考慮怎樣找地下黨人聯繫。”我住在姚家。幾天後，晏東薈、肖義德來約我和士達到陳鐵家裏，商量起義的事。陳鐵下令調275師陳德明部(陳鐵的堂弟)到遵義，信由晏東藩、陳英專程送去。

11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入城，電話通知我火速回到城裏。我們入城見有“川黔邊區縱隊司令部安民佈告”，政委潘明輝，我對他説：“你不是共產黨員，怎麼掛政委的名義?”即刻由肖義德去向入城部隊28師領導請示，如何處理這個組織。經請示：“名義保存，只做支前工作”。

我向遵義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陳璞如彙報了楊天源交代的工作，他要我離開學校，到軍分區政治部聯絡處做爭取國民黨軍政人員回家，投向人民的工作。陳璞如是地委書記兼統戰部長、軍分區政委，聯絡處有軍分區科長杜芳義主持日常工作，設一個對外活動的小組，成員有杜叔機、張肇奎、朱振民、潘明輝和陳福桐，發出去的爭取聯絡信都是我寫的。杜芳義先閲過，重要事請示陳璞如。

1950年2月我調到市裏去籌辦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設協商委員會。市委書記江平魯作協商會主席，我是副主席，天天上班的。楊祖愷作秘書長。建立中蘇友好協會，杜叔機和我都是副會長。以這個會為宣傳中心，遍設街道支分會。

由於當時的一些歷史客觀原因，我的人生遭遇了更多的磨難，在一切得以恢復回省文聯工作時已60歲，三年後，因省文史館恢復建制，副館長劉熔鑄向統戰部請求借調我去協助工作，1979年冬離開省文聯。

1980年初，省委批准建立“貴州省志編寫籌備組”，以副省長秦天真、統戰部長惠世如、省民委主任吳通明、省文史館長田君亮為正副主任，劉熔鑄、單衍榮、曾昭毅、周春元、俞百巍、田兵、陳福桐等為成員，並以劉熔鑄為辦公室主任。1983年正式建立貴州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我兼任副主編，工作13，於1996年75歲時回到文史館辦退休。

寫此自述時，已年屆90歲，由於有黃煒、劉學誅、傅汝吉、宦迪、史堅白幾位同志寫文章介紹了我的歷史和近些年的活動；在我的《文選》也提到許多事，本稿的下半段故從略從簡的寫。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