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慶堃

陳慶坤（1919-1983）、廣東番禺人。廣東黃埔海軍學校第二十二期航海科、中央海軍訓練團畢業。歷任海軍分隊長、參謀、教官。

1947年任“中基”艦少校副艦長，1949年任“永嘉”艦中校艦長，同年赴台灣。後任“太倉”艦艦長，國防大學教官，掃佈雷艦隊上校參謀長，“咸陽”號驅逐艦上校艦長，台灣海軍總司令部作戰助理副參謀長。

1962年起任驅逐艦隊少將司令，海軍訓練指揮部少將司令。

1968年起任海軍驅逐巡洋艦隊中將司令，海軍作戰指揮部中將指揮官。

譯有《美國海軍艦艇操作》等。 ^[2]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海軍的起義、投誠，主要集中於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據權威部門統計，起義、投誠艦艇總共97艘，官兵3800餘人，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發生在1949年4月23日，海防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率領9艘軍艦和21艘小艇，官兵1271人，在南京笆斗山江面決定“不走”，投奔新政權。事後，毛澤東、朱德盛讚此次起義為“南京江面上的壯舉”。

1949年1月，解放軍取得淮海戰役完全勝利，未來全線向南推進，迫近長江北岸已是勢不可擋。1947年底至1948年初，林遵曾在上海召集一些海軍的老同事、老同學舉行小型聚會交換意見，“大家都認為國民黨註定要失敗，為了國家民族，為了個人出路，只有投向共產黨才是光明大道”，萌發了派人去香港和共產黨取得聯繫的想法。

4月23日上午七八點鐘，艦長會議在永嘉艦上召開，林遵着重指出：“國民黨大勢已去，桂永清自己乘飛機跑了，如果沿江下駛，不但有許多狹窄水道，岸上共軍還有重炮、要塞炮。我們應該從大局着想，為國家民族着想，為自己和下屬的前途着想，不應該只考慮當前個人的一些問題。”

毫無疑問，第二艦隊官兵中相當一部分人對國民黨仍有留戀，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必勝，蘇聯必敗，共產黨靠蘇聯，投共沒有出路，建設中國海軍必須跟英、美走。綜合幾位當事人的回憶，討論現場確實七嘴八舌，“走”與“不走”兩派針鋒相對，有些艦長拿不定主意，不敢輕易表態。艦長會議持續一個上午沒有定案，吃過午飯繼續討論，林遵決定進行無記名投票來表決去留問題，根據艦隊參謀戴熙愉説法，16位艦長參與投票，贊成留下的8票，反對的2票，棄權的6票。林遵的回憶稍有出入，10票贊成“不走”，2票反對，4票棄權。

此時，陳慶堃擔任永嘉艦艦長，陷入了沉思，“如留於此地，不僅有愧軍人志節，將來定必任人長期凌辱；憑連日來沿江夜戰之經驗，午夜後濃霧瀰漫，敵炮不易瞄準，必能衝出江陰”。陳慶堃後來撰寫回憶文章，只説突圍決心，不提投票之事。

王業鈞1948年底畢業於青島海軍官校，時任永嘉艦中尉通信官，晚年接受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道出了不為人知的箇中隱情。原來陳慶堃內心傾向於“走”，但感到勢單力薄，“我們一條船也沒辦法突圍”，思前想後投下棄權票。林遵移艦之後，陳慶堃召集本艦軍官議事，介紹了投票情況，王業鈞自告奮勇：“我們剛畢業，各艦都有同學，願意負責聯絡他們一起衝。”時機緊迫，陳慶堃急忙拿筆寫了一個字條：“宗炎兄：我已ok，細節請與來員王業鈞商量。”於是，永嘉艦輪機長鄒弘達親自駕駛小艇，載着王業鈞駛往永修艦。 ^[3] 

林遵送走各位艦艇長後，參謀長戴熙愉悄悄地提醒他説：“永嘉旗艦是桂永清從美國接回來的新艦，艦長陳慶堃是桂永清的親信，剛才他在會上就一直不表態，請司令小心點為好。”隨即，林遵調來了一艘炮艇，以巡視為名登上了惠安艦。由於林遵一夜沒睡，又連續緊張地開會，正想抽空打個盹，突然聽到江面上響起了一陣刺耳的汽笛聲，他連忙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4] 

傍晚時分，陳慶堃帶領永嘉艦如約懸掛起錨的信號旗，發動機器，拔錨啓航。陳務篤記得很清楚：“十幾條軍艦的煙囱裏都冒着黑煙，有的主機已隆隆在響，有的在嘩嘩起錨。只見永嘉艦起的錨尚沒出水，船艄就翻起了巨大的水花，它斜着艦身急速地調過頭來，桅杆上又升起了一串‘跟我走’的旗號。”軍艦走掉一大半，林遵站在惠安甲板上急得直跺腳，戴熙愉猛然想起自己犯了一個大錯：“這是我的過失，離開永嘉艦時沒有叫他們降下司令旗，回到惠安艦又忘了升司令旗，想必各艦長有所誤會，以為司令還在永嘉艦，盲目跟它跑了。”

吳建安主張開炮轟擊，林遵沒有同意，由於官兵的思想準備過於倉促，軍心還很不穩定，如果相互炮擊，可能會引起更大的混亂。後經張家寶、陳務篤等人提醒和建議，林遵親自用報話機不停地呼叫，永綏、楚同、安東、美盛四艦先後調頭返回。

與之相反，永嘉等七艦拼命往長江下游突圍，解放軍炮兵猛烈轟擊攔截，體積最大的興安艦很快下沉，艦齡超過30年的永績艦負傷擱淺。24日黎明，永嘉、永修等五艦相繼抵達吳淞口，王業鈞這時才發現，“永嘉艦簡直被打得不像樣，人則東倒西歪的躺下來，很多都睡着了”。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