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寧邊區時期的世界語運動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一部分世界語者跟隨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來到延安。 蘆溝橋事變後，黨中央在培訓黨政軍幹部的抗日軍政大學創辦了我黨第一個世界語班，教員由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的世界語者王玉福同志兼任。學員們同抗大其他學員一樣以雙膝為桌，磚石為凳，在窯前支起黑板露天上課，克服了許多困難。後來由於日軍飛機的干擾和轟炸而轉入山溝學習。大家在石板或沙盤上寫字，有的用樺樹皮代替紙張。並利用課餘時間經常在一起討論世界語的語法現象和構詞規律。經過一年多的刻苦學習，迅速為我黨培養出了第一批世界語急需工作人員，成為我黨用世界語進行對外宣傳工作的骨幹力量。

一九三八年，在邊區文化協會和抗日救亡協會的王玉福、黃乃、王仲芳等世界語者的積極努力和吳玉章、徐特立等的支持、幫助下，五月六日正式成立了我黨在解放區的第一個世界語組織－－延安世界語者協會，會址隨邊區文化協會設在大砭溝（ 即 文化溝），由世界語積極分子兼職開展各項活動。

一九三九年，莊棟同志從西安來到延安。在黃乃、王仲芳等同志協助下，積極開展了推廣世界語的工作。因莊棟同志在西安時與地下黨員許壽貞、鄭竹逸等世界語者共同創辦過西京世界語學會。為了更好地在延安開展世界語運動，使其為抗戰服務，莊棟同志被編為世界語專職幹部，並擔任了理事長職務，在邊區文協領導下開展工作。

這年延安世界語者協會創辦了《延安世界語者》會刊，該刊後來發行到各解放區，同時也寄給國內外的世界語者，用世界語及時報道了陝甘寧邊區的發展情況和日本侵略軍的罪行，報道了國民黨頑固派的真反共假抗日勾當， 及時翻譯發表了毛澤東主席的《紀念白求恩》等文章，把我黨的抗日方針政策和黨中央的指示傳到國內外，為打破敵人的封鎖，擴大我黨的影響做出了貢獻。

為了滿足大家學習世界語的要求，協會除自己編印課本、小冊子和世界語歌曲外，還與新華書店等單位積極聯繫，從西安、重慶等地想方設法購回了大量的課本和閲讀書刊，基本緩解了課本緊缺的困難。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延安世界語者協會在文化溝舉辦了首次世界語展覽會。展出了大量國內外世界語運動方面的進步書刊， 許多參加者留言要求學習世界語， 毛澤東、張聞天等領導同志應邀參加了展覽會並題了詞，王明也參觀了展覽。

一九四零年一月，文化協會召開文化界代表會議，在選舉中，莊棟同志被當選為邊區文協第一屆執委會委員。莊棟理事長和另外兩名理事代表延安世界語者協會出席了這次會議。七月十四日，約三百名會員在延安女子大學禮堂召開了世界語五十三週年紀念及延安世界語協會會員大會，通過了“致全世界世界語同志的信”和“致全國世界語同志的信”，呼籲大家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侵略，維護世界和平。

一九四一年，世協成立了世界語俱樂部和世界語歌詠隊。歌詠隊用世界語向延安幹部、羣眾演唱了《希望頌》、《東方紅》、《兄妹開荒》等幾十首歌曲和節目。現北京鋼鐵學院已離休的李文同志就曾參加過世界語俱樂部的活動。

從一九四一年到抗戰勝利前，邊區文協、抗大、魯藝、自然科學院、社會科學院、馬列學院、中央黨校、軍事學院、邊區新文字幹部學校、八路軍醫院、八路軍印刷所等都開設了世界語班或成立了世界語組。世協還在文協（ 大砭溝）和南橋（ 邊區交際處南）開設了兩個面向社會的世界語講習班。邊區新文字幹部學校將世界語列為必修課程，現陝西省世界語協會副理事長王動同志就是在該校學習的世界語。學時許多機關、團體和部隊也臨時組織起世界語培訓班或學習小組；現南京藝術學院已離休的華恩同志，是在三五九旅開荒時學習的世界語；現西安市委宣傳部已離休的袁烙同志也是在延安當記者時學習的世界語。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贏得了最後勝利，但國民黨頑固派對陝甘寧邊區實行了進一步封鎖，並大規模地進犯延安。延安世界語者們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紛紛投入了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的行列。

中斷了四十多年的延安世界語運動， 在中共延安地委宣傳部的直接領導和中共延安地委的重視下，通過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和陝西省世界語協會的具體指導， 一九八六年四月七日成立了延安地區世界語協會（掛靠在延安教育學院），省、地有關領導王復隆、馮文德、郭濟、包永新等出席了成立大會並講了話，地委宣傳部副部長王海珠同志主持了會議，她説：“延安地區世界語協會的成立，標誌着一個新的世界語運動又在延安再度興起。”截止一九八八年十月，該協會已有正式會員七十四名，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中、青年會員，已翻譯出了部分作品。在延安地委、行署、教育學院的重視、支持、配合幫助下，已編制專職人員開展各項世界語活動。

(注：本文以《新中華報》、《解放日報》、《延安報》、《世界》、《老世界語者》及《世界語運動二三事》（勞榮）、《世界語運動在中國》（侯志平）等書刊和王動、華恩、李文、田方、薛宏福、沙地等學時在延安目睹或參加過世界語活動的信函和採訪記錄為依據整理撰寫。 原文作者：呂應利，發表於延安教育學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