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思根

阿思根，又名李友桐，1908年1月15日出生在內蒙古科爾沁左中旗一個蒙古族家庭裏。幼年時期的阿思根是在封建王公的黑暗統治和反動軍閥的民族壓迫下度過的。

偉大的十月革命和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標誌着中國革命進入了新的時期。為了尋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不少蒙古族青年紛紛奔赴北京城，入蒙藏學校讀書。因積極參加抵制日貨的愛國鬥爭而被鄭家屯第四中學開除學籍的阿思根，於1923年前後也輾轉來到了北京，就讀於蒙藏進步青年雲集的蒙藏學校，但又一次因參加學潮而被開除學籍。挫折未使他氣餒，反而更加激發了他那疾惡如仇的反抗精神。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對我國東北和內蒙古東部地區進行軍事佔領，並唆使這些地區的漢奸、蒙奸發動各種“獨立”、“自治”運動。為使侵略活動罩上“神聖”的外衣，蒙奸甘珠爾扎布遵照其主子的旨意，利用蒙古族青年渴望蒙古民族解放的迫切心情，打出“民族主義”的旗幟，組織了“內蒙古自治軍”。阿思根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參加了“自治軍”。適逢受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派遣，回內蒙東部地區開展革命工作的特木爾巴根奉命打入“自治軍”進行秘密工作。他便將阿思根等一批知識青年作為主要對象，向他們講述革命道理，引導他們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使阿思根受到了革命的啓蒙教育。

1932年4月經特木爾巴根與朋斯克研究，吸收阿思根為內蒙人民革命黨黨員。1933年5月，朋斯克去蘇聯回來，傳達了共產國際遠東局擴大統一戰線、同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的指示，決定阿思根等人留在偽興安南省警備軍，以合法身份進行持久的革命工作。

1934年10月，偽興安南省警備軍駐錢家店的一個蒙古族士兵連因與日本憲兵發生衝突，打死日本人舉行了譁變。正當日本人調動兵力準備鎮壓的緊急關頭，阿思根利用其合法身份周旋調解，以他的機智多謀使蒙古族士兵免遭報復。1939年日本發動了以進攻蘇聯為主要目標的“諾爾罕事件”，日本關東軍企圖利用偽興安軍打前陣，施展其“用蒙古人打蒙古人”的陰謀。當這次陰謀遭到可恥的失敗後，他們又從偽興安軍中抽一部分人組織“鐵血部隊”到唐山打八路軍。對日本人策劃的上述兩次重大軍事行動，阿思根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和判斷。他通過進步的蒙古族青年軍官，對被迫上前線的官兵進行宣傳教育，揭露日本關東軍的陰謀，引導他們謹防上當。事實證明，這些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阿思根非常注意聯繫和團結蒙古族各界人士，借其職務之便在他們之中做了很多工作。每到一地，他的住處便成為當地蒙古族進步青年聚集之處。他於1936年至1938年在日本陸軍大學學習期間，很快就與當時留學日本的蒙古族青年建立了密切的聯繫；1937年在王爺廟（今烏蘭浩特市）偽陸軍興安軍官學校任戰術教官期間，在青年軍官中進行艱苦深入的宣傳教育，啓發他們的民族覺悟，得到了進步青年軍官的尊敬和愛戴，從而通過他們日後為民族解放事業爭取掌握更多的武裝力量打好了必要的基礎。他又利用在瀋陽、鄭家屯、長春、通遼等地任職期間的有利條件，活動於蒙古族各界志士仁人和進步青年之中，團結了各階級各階層的很多朋友，與他們建立了廣泛的聯繫。阿思根以他忠於民族解放的赤子之心和優秀的 社會 活動能力，不僅贏得了青年軍官的擁護，也獲得了各界人士的信賴。

1945年8月，蘇聯對日宣戰。在長春求學的一批蒙古族學生陷入走投無路的困境。當時在長春的阿思根及時指示他們，儘快撤回靠近長春的科左中旗蒙古族地方。不久他本人也隻身到了科左中旗，並依靠這批大學生為骨幹進行工作，同時將散在各地的青年軍官組織起來，建立起哲盟地區第一支地方民族武裝。他對哲盟地區各方人士也進行了廣泛的團結和説服工作，這對於與國民黨爭奪力量、擴大革命隊伍、穩定哲盟局勢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投降後的東蒙政治形勢極其複雜。地主、官僚為維持自己原有的統治，組織維持會，發展反動武裝、國民黨勢力趁虛而入，成立黨部，建立光復軍，勾結土匪，準備搶佔抗戰的勝利果實。作為當時政治中心的王爺廟也並不平靜，各種勢力都想登台表演。就在這動盪之秋，阿思根於1945年秋天趕回王爺廟，以自己在羣眾中的威望，將當時在王爺廟的民警大隊、護路大隊、內防總隊等分散的武裝力量統一指揮起來。同年11月16日成立了內防廳，阿思根任內防廳長。為維持地方治安，阿思根收編清洗了胡爾樂、七十三等人為首的地方武裝300餘人，擊敗了國民黨分子瑪尼巴達拉。國民黨匪首閻振山反動氣焰囂張，妄圖挑起民族糾紛。阿思根冷靜地分析了當時的複雜形勢，以其敏鋭的洞察力，及時作出正確而果斷的應變措施，主動邀請東北抗日民主聯軍嫩江第一支隊官兵，共同鎮壓閻匪，從而及時消滅了國民黨匪軍，也避免了一場國民黨反動勢力妄圖挑起的民族糾紛。

在中國共產黨“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和“爭取東北，控制東北，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的戰略佈置下，遼北省委於1月下旬組建了黨的通遼縣工委，11月西滿分局派第三十三團政委胡秉權率部進駐突泉縣，八路軍進駐哲盟一帶。而國民黨也先後在開魯、通遼、索倫、突泉等地公開成立了國民黨黨部。阿思根多次派阿民等一批進步青年到法庫迎接共產黨，並在白城子設立聯絡站。

1945年12月下旬，突泉形勢聚變。國民黨光復軍第十一師騎兵旅旅長馬海泉，將中國共產黨西滿分局派來開展工作的胡秉權、張承鈞等十幾人扣押起來，逮捕下獄，揚言要處死他們。阿思根聞訊後，立即親自率領部隊，冒着凜冽的寒風向突泉進發。

阿思根率部到達後，在離城南10餘公里的地方駐營。偽縣長孫杰武前來求見阿思根，提出免動武力，談判解決。阿思根為了突泉人民的生命財產免遭損失，當即答應，提出三項談判條件：第一，突泉歷來屬東部興安盟，國民黨必須由此撤出；第二，安全釋放胡秉權等人；第三，撤出時不許搶劫老百姓，不許亂殺無辜。由於國民黨匪軍的無理阻撓，談判未果。當晚９時許，談判小組返回駐地。阿思根當機立斷，決定連夜突襲突泉。在他的指揮下，羅旺扎布帶領一連避開城西北兩面，從東側摸入城內，打開北門。潛伏在北門外的包振西帶領第二連和旗民團進城直攻監獄。包振西連長一直衝在前面，在衝向監獄時不幸中彈，身負重傷。但他堅持着，命令一個班繼續衝向監獄，砸開牢門，救出胡秉權一行。這次戰鬥，由於阿思根的指揮，才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僅用兩個連的兵力，乾淨利落地打敗了馬海泉的4000餘人，營救成功，突泉解放。第二天召開羣眾大會，阿思根和胡秉權手拉手走上主席台，宣佈突泉縣革命政府成立，全縣人民無比歡騰，人民羣眾中流傳着“興安盟救出共產黨員”的佳話。這次行動就是人們所説的“阿思根第一次南下”。

阿思根在組建東蒙民族武裝的基礎上，又親自去哲盟等地進行組建地方民族武裝的艱苦工作。他的建軍方針是“大口吞進，慢慢消化”，這在當時國民黨反動派趁虛而入發展反動武裝的具體條件下是可取的。他到哲盟後立即召開旗長聯席會，確立每個旗建立一箇中隊，通遼組建警備大隊，注意吸收蒙古族青年入伍，後來將上層各旗的武裝整編為騎兵第二師。這支革命民族武裝的組成，對鞏固哲盟根據地起了重要的作用。國民黨特派員魏伯章來哲盟活動，就是因遭到這類早已組織起來的武裝力量的反擊而未能得逞。阿思根根據組建騎兵第二師的經驗，又陸續組建了烏蘭浩特騎兵第一師、卓盟騎兵第三師、昭盟騎兵第四師和納文盟騎兵第五師。

阿思根在組建革命民族武裝的過程中，與八路軍多次交往，建立了密切的關係。阿思根為人豁達大度，熱情誠懇，因此在與西滿分局的張平化和遼西省委蒙古工作團的趙石相識後，很快就成了親密的朋友。他們經過深入誠懇的交換意見，決定雙方共同組成建軍事委員會和鬥爭蒙奸惡霸的清算委員會，並開辦青年訓練班。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５日，阿思根應西滿軍區司令員呂正操和政委李富春等同志的邀請，到鄭家屯就西滿與東蒙古的軍隊工作、地方工作相互配合問題進行了協商，並達成了書面協議。這就是人們稱道的“呂阿協定”。

為落實協定，阿思根3月再一次來到鄭家屯，與西滿軍區黨委委派的方知達擬定了具體的落實措施。主要精神為：一是東蒙自治軍接受西滿軍區領導和指揮，歡迎西滿軍區派去政工幹部任部隊各級政委、指導員；二是西滿軍區保障東蒙自治軍的武器彈藥和給養。之後不久，根據當地形勢發展，阿思根又主動向西滿分局和遼吉省委提出建議，將哲盟軍政各方面的工作委託遼吉省委和軍區領導。上述協定和建議對東蒙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我黨在東蒙地區開闢工作和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是這個正確的措施貫徹執行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大肆煽動説“阿思根把哲盟出賣給共產黨了”，阿思根成了“赤化的二八路了”……一時少數不明真相的人也起來迎合。面對這些惡毒的攻擊，阿思根義正辭嚴地駁斥説：“日本人奴役我們，國民黨欺壓我們，中國共產黨幫助我們，內蒙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必須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那鏗鏘有力的話，得到了蒙古族進步青年和各界進步人士的熱烈擁護。

阿思根向西滿軍區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1946年5月20日，經中共東北局批准，阿思根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他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阿思根也從謀求民族解放的志士成長為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

1946年6月22日，國民黨徹底撕毀停戰協定，發動全面內戰，猖狂進攻各解放區，也向東蒙地區大舉進犯。保康、庫倫、通遼等地先後淪陷，剛組建起來的部隊中的不堅定分子動搖叛變。在這危急關頭，阿思根以全部精力投入了抗擊國民黨的解放戰爭。8月間他再次來到了哲里木盟，這就是人們稱道的“阿思根第二次南下”。他和遼吉軍區政委陶鑄在通遼召開了各旗縣負責人會議，糾正土改中出現的“左”的偏差，平息部分部隊的叛亂。他與陶鑄共同研究制定了工作方針：堅決依靠蒙古族青年中的進步力量；團結各階層人士；對少數動搖叛亂的蒙古族上層分子，要曉明大義，通過各種辦法爭取他們反正回家，並用東蒙自治合會名義和哈豐阿、阿思根的個人名義分別發表《告蒙古同胞書》，揭露蒙奸李守信、包善的陰謀，號召蒙漢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打退國民黨勾結蒙奸向內蒙地區的進攻。按照這一方針，阿思根奔走於哲盟各旗縣，親自率部消滅了後旗所在地吉爾嘎朗的敵人，平息了十三團的叛亂。之後又着手全面地整頓部隊，大力加強政治工作，開展以自我教育為主要內容的新式整頓，清洗、淘汰了部分頑固分子，使部隊各方面都有了一個新的重大轉折。

1946年末，為了配合全國主力部隊的戰略反攻，阿思根又率部第三次南下。在“打回中旗，收復失地”的口號下，經整頓後的部隊從高力板出發，一路人馬浩蕩，威風凜凜，受到沿路人民的熱烈歡迎。同年１２月底，阿思根與遼吉軍區再次組成蒙漢聯軍司令部，阿思根任司令員，高體乾任副司令員，趙石任政委。他們確定了具體作戰方案，三打科左中旗重鎮舍伯吐。阿思根率少數蒙漢聯軍官兵，僅用三天時間連克哈拉沁屯、博王府、馮家屯等據點，斃敵官兵40餘名，俘敵400餘名，偽蒙軍王興華部4000餘人反正，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我軍聲威大震，蒙古族青年紛紛要求入伍。一些叛變的官兵也陸續歸隊，阿思根按照黨的一貫政策，熱烈歡迎他們棄暗投明，回到人民的懷抱。他所戰鬥過的一些地區流傳着很多關於他的傳奇式的故事。1947年4月根據烏蘭夫提出的“改造部隊”和“打訓編、編訓打”的方針，阿思根繼續率領第一師的部分官兵北上扎蘭屯，東臨扎賚特，先後對第五師和興安支隊進行整頓。

1947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五一”大會在王爺廟召開。大會期間，少數代表在一些問題上發生分歧，展開了激烈的討論。阿思根清醒地認識到爭論的實質，他堅決主張加強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堅決進行民主改革，表現了共產黨人的堅定立場。同年７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28週年之際，阿思根在《勝利報》上以《中國共產黨對內蒙古的幫助》為題發表了充滿激情的紀念文章，熱情地讚頌了黨的民族政策。

1947年末，阿思根因積勞成疾，身染重病。在他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前線的戰況，對黨和人民事業表現了無限忠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1948年1月31日，在烏蘭浩特病逝。內蒙古共產黨工作委員會和內蒙古自治政府鑑於他在解放戰爭中的功績，確認他為革命烈士。 ^[4] 

2月3日，令人心碎的哀樂縈繞在烏蘭浩特市上空。朔風凜冽，冰天雪地，人們停立在北山坡上，懷着無限悲痛的心情，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阿思根同志舉行葬禮。中共東北局發來了唁電，內蒙古自治區黨政軍負責人為烈士的遺體蓋上中國共產黨黨旗，烏蘭夫主席等自治區領導人為烈士執紼……

阿思根歷任東蒙古自治區政府內政部長、內蒙古人民自衞軍興安軍區司令員，中共遼吉軍區蒙漢聯軍司令員，內蒙古人民解放軍副司令員、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委員、中共內蒙工委候補委員等職，他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民族解放和人民的解放事業。阿思根正如他自己的名字（“阿思根”，蒙語意為“正直”）所表現的那樣，為人正直，忠誠無私，他待人寬宏大度，善於團結人；他謙虛謹慎，勇於自我批評，富於革命的進取心；他堅定而機敏，果斷而穩健；他艱苦樸素，平易近人。由於他的這些可貴品質和高尚情操，贏得了人們的愛戴和尊敬。

阿思根為東部根據地的建立與鞏固、為內蒙古革命部隊的創建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他的逝世正如當時中共中央東北局的唁電中所説：“是內蒙人民的很大損失，使內蒙人民解放軍失去了一位很好的組織者和指揮者”。黨和人民為了表彰他為黨為人民的事業立下的光輝業績，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1] 

中共內蒙古工委、內蒙古自治政府和內蒙古人民解放軍司令部，於3月10日作出《關於追悼阿思根同志的決定》，高度評價了他對內蒙古民族解放事業的貢獻：“他把畢生精力獻給了蒙古人民的解放事業。”3月25日，中共內蒙古工委書記、內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內蒙古人民解放軍司令員兼政委烏蘭夫同志為阿思根題詞：“追悼阿思根同志，學習他為民族解放事業艱苦奮鬥的精神。”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