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吉紐西戰役

諾丁姆戰役後，卡利克拉提達斯（Callicratidas）被任命為斯巴達海軍大將，以取代呂山德（根據斯巴達的法律，海軍大將的任職年限為1年）。卡利克拉提達斯不信任波斯人，他不願意向波斯王子——小亞細亞總督小居魯士求助，這樣他就必須用斯巴達人自己及其希臘同盟者的錢來裝備斯巴達海軍。卡利克拉提達斯聚集了140艘三列漿戰艦，而雅典海軍的新司令科濃，把他的艦隊駐紮在薩摩斯島上，由於士氣的問題，他只裝備了70艘戰艦，而他手上總共有100多艘三列槳戰艦。

卡利克拉提達斯在裝備好他的艦隊之後就航向列斯堡（Lesbos）的麥提姆那（Methymna），列斯堡位於雅典到赫勒斯滂的航線上，如果卡利克拉提達斯佔領這裏就可以切斷雅典的糧食供給（雅典是通過海路由黑海北岸地區經赫勒斯滂向雅典運輸穀物）。如果斯巴達人佔領了列斯堡就打通了他們進攻赫勒斯滂的通路。為了保衞列斯堡，科濃把他的艦隊從薩摩斯移到麥提姆那附近的Hekatonnesi羣島。當卡利克拉提達斯對科濃髮起攻擊時，他的艦隊已達到了170艘的規模，科濃被迫退到密提林（Mytilene），當科濃的艦隊退入海港時由於相互撞擊損失了30艘軍艦，現在他被困住了，被斯巴達人由海上和陸上圍困了，科濃無力繼續作戰，只好派出一隻通信船向雅典請求援軍。

雅典議會接到消息立刻決定建造並裝備一隻救援艦隊。勝利女神的金像被融化以建造新的軍艦，在雅典居住的外國人甚至奴隸被僱用為艦隊的水手。為了保證水手們的忠誠，雅典議會通過緊急決議授予數千名奴隸以雅典公民權，而他們將充任救援艦隊的槳手。100多艘戰艦被這樣緊急地建造和裝備起來，當到達薩摩斯後從雅典同盟國中趕來支援的軍艦使三列漿戰艦的總數達到150艘。

救援艦隊由八名將軍共同指揮，他們是：亞里斯多克拉底（Aristocrates）, Aristogenes, 戴奧密敦（Diomedon）, 厄剌新尼德（Erasinides）, Lysias, 伯里克利（Pericles，另外一個伯里克利，著名的伯里克利的兒子）, Protomachus, 和色雷西拉斯。

離開薩摩斯後，雅典救援艦隊來到阿吉紐西羣島，這裏正對着列斯堡的馬裏阿海角（Cape Malea），他們在這裏紮營度過了一夜。卡利克拉提達斯帶着他的大部分戰艦來到馬裏阿海角準備迎擊救援艦隊。卡利克拉提達斯在夜間看到希臘營地的篝火即準備出擊，但由於暴風雨，他把攻擊行動推遲到了早晨。

次日破曉，卡利克拉提達斯率領140艘戰艦迎擊雅典的150艘戰艦，另外還有50艘留在密提林繼續監視科濃的艦隊。雖然斯巴達的軍艦較少，但他們的經驗遠超過雅典臨時拼湊的救援艦隊。

考慮到斯巴達戰艦的技藝和機動性超過了雅典戰艦，雅典的將軍們使用了一系列新的戰術。首先雅典人把自己的艦隊分作八個獨立的單位，各自被八位將軍指揮。其次他們把自己的軍艦安排為雙列陣線，而不是傳統的單列。這樣可以防止斯巴達的戰艦穿透兩艘雅典戰艦之間的縫隙然後調頭攻擊其中一艘的側面，如果斯巴達戰艦這樣作了，處在第二列陣線的戰艦就會攻擊突破第一列陣線的斯巴達戰艦。

戰鬥開始後，雅典艦隊張開他們的左翼包抄斯巴達艦隊。由於雅典艦隊擁有數量優勢，並且他們使用了新的戰術，斯巴達人的處境不妙，卡利克拉提達斯的舵手勸他退出戰鬥，但斯巴達海軍大將並未聽從，他將他的艦隊分為兩部分以應付被雅典艦隊合圍的危險，卡利克拉提達斯帶領斯巴達艦隊的右翼，奮力作戰，當他的戰艦撞擊了一艘敵艦後被殺死，斯巴達艦隊的右翼崩潰了。斯巴達艦隊的左翼又堅持了一段時間，但無法抵擋整個雅典艦隊的攻擊最終也崩潰了。斯巴達人損失了70艘戰艦，而雅典人也損失了25艘。

阿吉紐西戰役結束後,救援艦隊在留下兩個三列槳戰艦艦長色雷西布拉斯、特拉門尼（這兩個人曾在塞西卡斯戰役與亞西比德同為希臘艦隊司令，現在擔任艦長）和一隻數量不詳的小艦隊負責打撈救援25艘被擊沉戰艦上的水手和士兵後，繼續去救援科濃的艦隊。但不久暴風雨來臨，圍困科濃艦隊的50艘斯巴達戰艦解圍而去，而打撈救援25艘戰艦水手的工作則完全失敗了，幾乎全部落水雅典水手和士兵都被溺死，數字高達1000-5000。

得到這個消息後八將軍中有兩人（Aristogenes 和 Protomachus）立即逃亡，其餘六人回到雅典後，因此受到了審判，全部被處以死刑並立即執行。這一事件使得雅典海軍的人力資源進一步被削弱，現在只剩下科濃一個將軍是經驗豐富的海軍將領了。阿吉紐西戰役後，斯巴達向雅典提出了和平建議，但這次雅典人依然拒絕了。

阿吉紐西審判 ^[1] 

阿吉紐西審判歷來被視為民主可能破壞法治的經典案例。但透過對色諾芬和狄奧多魯斯等記載的深入分析發現，將軍們在救援落海水手過程中，存在處置不當、救援不力的過失，導致雅典因非戰鬥原因大量減員，激起了雅典人的不滿。在審判過程中，受命負責救援行動的泰拉麥奈斯及其支持者卡利克塞努斯等人利用雅典人的憤怒，在議事會提出非法議案，又利用公民大會出席者成分的變化，兩次擊敗了公民大會從法治途徑解決問題的努力，致使六名將軍被處死。這場審判與其説體現了民主與法治之間的緊張，不如説是希臘城邦固有弱點，使得精英階級利用政治經驗和勢力以及民主政治的寬容，突破了雅典城邦的法治壁壘。阿吉紐西審判的發生，是長期戰爭對城邦制度的壓力、將軍們的失誤以及精英階級操縱等多重因素共同導致的結果。

公元前406年，雅典及其盟友與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海軍在阿吉紐西羣島附近海面爆發海戰。戰役以雅典獲勝告終。伯羅奔尼撒同盟損失了70餘條戰船（一説77條），其中斯巴達戰船十損其九，統帥卡利克拉提達斯陣亡。雅典方面也是“慘勝”，共25艘船被擊沉。色諾芬特意提到，除少量水手外，沉船上的大多數人在隨後的風暴中溺斃。這或許是西西里遠征以來雅典最重要的一次勝利。可是，戰後將軍們不但未能獲得任何獎勵，反因為未能及時打撈落水船員和陣亡者遺體，遭遇審判，多名將軍被處死，史稱阿吉紐西審判。據説雅典人不久之後就對他們的行動感到後悔，但大錯已經鑄成。次年，雅典在羊河戰役中慘敗，艦隊全軍覆沒，雅典大勢已去。公元前404年，雅典被迫向斯巴達投降。

由於這場審判對希臘歷史影響深遠，自古以來多有關注。色諾芬、柏拉圖和狄奧多魯斯都有記載，幾乎是一邊倒地抨擊了雅典人違背法治的行為；近代學者中，多數人認為這場審判體現了暴民統治下民眾的反覆無常，即使立場相對中立者、甚至格羅特那樣極力為民主政治辯護的人，也承認在這場審判中，民主政治違背了其一直主張的原則，致使無辜之人冤死——“這是一種非常粗暴的不公正和不法行為，給那些通過決議的人，以及全體雅典人，帶來深深的恥辱。卡根雖然認為審判的發生帶有偶然性，是一種特殊情勢造成的結果，但也覺得“這一事件與雅典對法律、公平和程序正義的尊重是如此南轅北轍，而這種尊重正是雅典民主政體的特徵所在”。赫爾德在論及古代民主的特點時，特意長篇轉述了這場審判，認為它體現了公民大會容易受一時激情所支配的弱點，“全民公決的某些不穩定的基礎，以及由於缺乏對於情緒性行為的某些制約的制度機制而具有的普遍的政治不穩定的潛在可能性”。在政治思想學界，這個例證更經常被作為民主與法治之間存在緊張關係的經典例證，受到眾多思想家的注意。佟德志指出，“色諾芬的記述提醒着人們，儘管民主與法治常常相伴而生，但這對孿生子卻始終存在着衝突，保持着某種程度的張力”，“民主的普遍建立沒有消除民主與法治之間固有的矛盾，反而使民主與法治的緊張關係具備了更為重要的理論內涵”。只有麥克道維爾在用兩頁多的篇幅相對詳細地回顧了審判過程後，提出了與前述觀點相當不同的看法：“除了辯護人演講的簡短和集體判決以外，我們根本沒有合適的理由認為，在這個案子所遵循的程序中，在法律上有任何不合適的地方”。不過，他的回顧忽略了一些重要史實，而且夾在有關失職案件的介紹中，幾乎沒有得到多少注意。事實上，關於這場重要審判的若干關鍵細節，對諸多論者而言似乎並不清楚。而這些基本史實，直接影響着我們對本次審判的評價。具體説來，將軍們是否有過錯？應對枉法裁判負責的，是在雅典享有主權的民眾組成的公民大會，還是議事會，抑或是其他羣體？直接民主與法治之間一定會存在緊張嗎？本文將對以上問題進行回顧和考辨，進而反思雅典城邦直接民主與法治實踐之間的關係。

在色諾芬和狄奧多魯斯的記載中，將軍們似乎沒有任何責任。在前者筆下，將軍們擊敗伯羅奔尼撒艦隊後，將搭救落水者的任務委託給泰拉麥奈斯和塔拉敍布魯斯兩位富有經驗的將領，並挑選47條船用於救撈。但是因為風暴，兩位將領未能完成任務。在後者筆下，將軍們戰後忙於追擊敵人，回到阿吉紐西之後，他們本欲救人，但風暴驟起，士兵們因為疲勞拒絕出海，致使絕大多數落水者喪生。所以，雅典人的憤怒和處死將軍，是民主政治下暴民激情發作的結果。但是，他們的看法遭到了格羅特強力反駁。他首先指出，將軍們追擊逃敵錯過了最佳搭救時間，回來後又不馬上行動，而是開會議論，選擇船隻，無謂地消耗了時間，導致大批落水者身亡。這是現代戰爭中任何將軍都不可能犯下的錯誤。其次，將軍們只是把任務委託給兩位三列槳戰船的船長，沒有任何一個將軍親自指揮，顯然對救援和打撈工作不夠重視。最後是所謂的風暴問題。格羅特認為，既然伯羅奔尼撒艦隊能夠順利逃亡，將軍們還能夠在追擊中順利返回阿吉紐西，則風暴阻止救援之説非常可疑。因此，“將軍們很大程度上應當為案件負責”。

但是，格羅特的觀點並未被多數學者認同。卡根已經指出，格羅特懷疑風暴的理由並不成立，因為不僅戰鬥前夜米提萊奈大雨和雷暴大作，而且戰鬥結束後，阿吉紐西的局部海域的確可能存在自北向南的風暴，致使營救活動無法進行。雖然米提萊奈和開俄斯之間並無風暴，但並不意味着阿吉紐西地區的海面也是如此。“有些風暴泥於局部，幾英里之內天氣全然不同。”我們認為，卡根的判斷更為合理，但理由略有不同。須知當時雅典幾乎所有成年男性都參與了阿吉紐西戰役，參戰者中的許多人也都在戰後回到了雅典，至少泰拉麥奈斯和塔拉敍布魯斯等負責營救的船隻的部分水手返回了雅典。六位將軍返回雅典時，同樣也帶回了部分船員。因此在戰役後第一次審判將軍的公民大會上，將軍們都只是強調風暴使營救工作無法進行。為了證明自己的言論，將軍們“提供了他們同船的領航員以及許多其他人作為證人。由於這樣的論證，他們幾乎説服了公民大會，許多公民站起身來，希望為他們作保”。在議事會和公民大會後續的審判中，無論是轉而控告將軍的泰拉麥奈斯，還是那個提出了非法提案的卡利克塞努斯，更重要的是那個自稱自己好不容易逃生回到雅典、要求向將軍們復仇的水手，也都沒有否認風暴的真實性，只是要求將軍們負責。狄奧多魯斯的記載也證明，風暴有一個逐漸加強過程，戰鬥結束後整個海面上都是漂浮的船隻和死屍，風暴增強後，“由於損失了許多船隻和水手，以至於庫麥和弗凱亞沿海的地區都佈滿屍體和破船。”所以，風暴阻止救援，當無疑問。

雖然風暴阻止了救援行動，但不意味將軍們可以免責。儘管格羅特對將軍們未能在戰役結束後第一時間救援被擊沉船隻和落水水手的批評並不公正（因為戰鬥開始之前，雅典的水師已經被劃分為三個部分，戰線拉得相當長，戰役進行過程中，由於側翼包抄的需要，戰線拉得更長，北邊可能到達萊斯沃斯，南邊因追擊逃敵，整個戰場可能綿延四平方英里以上；而且斯巴達人另有一支50條船的艦隊正在圍攻駐守米提萊奈的雅典艦隊，追擊敵人和更多地消滅敵人的船隻，是再正常不過的處置），但將軍們追擊歸來後的救援行動的確有令人詬病之處。考慮到雅典一方有25條船被擊沉或者破損，將軍們歸來後理應馬上投入救援。如果雅典艦隊全體投入救援，至少可以搭救相當數量的落水者，從而大大減少死亡人數。然而，將軍們回到阿吉紐西之後，不是馬上救援，而是開會討論，其中兩位將軍主張馬上救援，兩位將軍主張追擊逃敵，會議最後採納了塔拉敍魯斯的妥協意見：每個分艦隊提供三條船隻，連同泰拉麥奈斯和塔拉敍布魯斯指揮的船隻在內，一共47條船負責救援，其餘船隻前往萊斯沃斯解救被困的科農。這裏體現了將軍們對救援任務的粗心大意，或者説計劃不周，對後來救援失敗產生了重大影響。

首先，將軍們沒有直接指定一兩支分艦隊負責救援，而是從每個將軍統領的分艦隊中各選取3條戰船組成救援艦隊。這種方式可能耗費了大量時間：將軍們需要把所有船長找來，選出救援船隻，再由船長召集船員們上船出航。由於剛剛經歷過長期且激烈的戰鬥，部分水手可能正在岸上埋鍋造飯。即使船長們有足夠權威，能夠立刻讓船員們放棄即將到嘴的飯菜，但讓槳手們坐上自己的位置，再把所有船隻集中起來，肯定也需要一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即使按照最快速度計算，從將軍們返回阿吉紐西到組成救援船隊，也需要兩小時左右。對落水者而言，在冰冷的海水裏泡上兩三個小時，還需要不斷划水以防下沉，必然早已精疲力竭，許多人可能已經虛脱。更糟糕的是，救援船隊組建完畢時，海上風暴已起，一些士兵剛剛參加過戰鬥，藉口自己疲勞和風暴過猛，不願出海，救援成為空話。誠如格羅特所説，“在一個甚至每五分鐘的耽擱都極其嚴重的處置中，他們卻用最拖拉的方式開展工作。”加之施救與待援雙方船隻都散佈在一個很大的海域，救援工作難度可想而知，這樣的耽擱尤其不可容忍。

其次，我們應注意到，參與救援的指揮者沒有一個是當年的將軍。儘管泰拉麥奈斯和塔拉敍布魯斯都曾擔任將軍擁有相當高的威信，但畢竟不是當年任職的將軍。從後來審判中發生的情況看，雅典人無疑認為，在戰場上負主要責任的，應當是將軍們。雖然歷史無法假設，但如果現場留下至少一到兩名將軍協調救援，則即使回到雅典，受到審判的也許僅僅是具體負責的將軍而非參戰的八名將軍。將軍缺席救援現場，説明他們可能沒太把這項關鍵工作放在心上。色諾芬和狄奧多魯斯都説，雅典方面有25條船被擊沉，色諾芬尤其提到，被擊沉船隻的所有水手都落水了。如果每條船的標準配置是200人，則意味着落水者達到5000人。即使色諾芬所説不確，多數水手可能通過這樣那樣的方式獲救，但落水溺死者肯定不在少數。格羅特只是簡單地提到每條船200人，如果據此判定25條船上的水手全部陣亡或被溺死，可能失於輕率，畢竟色諾芬提到，還是有少數人上岸。卡根估計戰役結束後海面上的雅典倖存者有1000多人，可能是認為13艘戰船已經沉入海底，無人倖存，但不少水手在船隻沉沒前肯定跳入海中逃生，因此戰役結束時倖存者數量應當更大。布佐爾特認為，雖然13條船在戰役中或戰役結束後可能已經沉沒，但仍有12條船漂浮在海面上，需要搭救的人可能在2000人左右，或許更接近事實。

兩千人對雅典意味着什麼？一般估計，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前，雅典公民人口在4萬—5萬人。經過公元前430年以來的幾次瘟疫，以及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的傷亡，到公元前406年，雅典公民可能不過兩萬人或稍多。雖然我們缺乏這方面的準確數據，但就在這次戰役前，當雅典人聽説科農被包圍在米提萊奈時，決定裝備110條船的救援艦隊，為此，雅典不僅動員了幾乎全部公民，按照色諾芬的説法，甚至連相當數量的騎士等級公民都被徵集充當水手。也就是説，除第一等級的少數人外，包括重裝步兵和騎士在內的絕大多數雅典公民都登上了船隻。但人手仍然不夠，為此，雅典人動員了當時所有的外僑，並且解放奴隸，授予他們公民權。將軍們把所有適合上船的人全部徵調，才勉強湊夠了110條船的水手。也就是説，當時雅典人力資源極其短缺。由於經濟緊張，雅典也不可能如盛期那樣，大量僱傭盟邦水手，只能依靠本國的公民。然而，僅僅是因為將軍們的疏忽，雅典白白失去了大約十分之一的公民。在一個歷經25年戰爭，人力和財力都非常緊張的國家，十分之一的公民因將軍的失誤喪命，肯定激起了公民的憤怒。對一個把城邦視為公民共同體，而且公民的重要性甚至還在城邦土地與城牆之上的國家來説，如此多的公民無辜死亡，無論客觀原因如何，將軍和負責打撈的船長們都應當承擔責任。

最後，當士兵們以海上風浪太高為由拒絕出海時，無論是負責救援的泰拉麥奈斯等人還是將軍們，都沒有采取任何紀律措施，放任最後的救援機會溜走。可是，在戰後對這個問題的處置程序上，將軍們至少犯了一個低級錯誤：第一次給雅典人的信中，他們有意沒有通報他們曾委託泰拉麥奈斯等救援落水者，等到雅典人的情緒爆發之後，才説出指定泰拉麥奈斯救援的安排。雅典人有理由懷疑，將軍們這樣做是為了推脱責任，加上泰拉麥奈斯等人早已精心佈置，致使將軍們在答辯時更加被動。

以上的分析，只是證明將軍們應當對大批水手的溺亡負部分責任。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將軍們應當被集體處死。後來事態的發展，與具體負責救援卻未能完成任務的泰拉麥奈斯有密切關係。

二、議事會提出非法提案 ^[2] 

但凡論及這次審判者，幾乎都會提到雅典人民在非法判處將軍時所説的話——“如果人民被阻止做任何他們希望做的事情，那簡直是荒謬，”並把它作為雅典人民不守法治的經典例證。但是，少有人認真追尋這句話的具體背景。在阿帕圖利亞節後召開的公民大會上，議員卡利克塞努斯在議事會提出了一個提案，認為前一次公民大會上已經聽取了將軍們的答辯，建議雅典人越過辯論程序，直接對八名將軍作出判決。投票的選擇只有兩種，一是有罪，一是無罪。如果有罪，則將軍們都會被處死，並沒收財產。議事會最初似乎同意了這個提議，而且將其提交給公民大會。這個動議的非法之處，首先在於它剝奪了將軍們答辯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對八名將軍不分責任輕重，作出統一判決，並且越過了法庭審判的環節。所以歐呂普託萊穆斯等人召請卡利克塞努斯前來，意欲控告此人提出了非法動議。根據雅典法律，如果歐呂普託萊穆斯的動議成立，則雅典人需要先對卡利克塞努斯進行審判。只有在卡利克塞努斯被無罪開釋後，他才可以再度對將軍提出起訴。“有些人歡迎這個行動，但更多的人喊道，如果人民被阻止做任何他們希望做的事情，那簡直是荒謬”。當某個名叫呂奇斯庫斯的人動議，要把那些支持歐呂普託萊穆斯的人與將軍們視為一夥，付諸同樣的表決，並且贏得了人羣的歡呼時，歐呂普託萊穆斯等人被迫撤回了動議。單純從這個事實看，雅典人民的確違背了民主政治一貫尊崇的法治精神，不僅支持了違法提案，而且對那些企圖阻止非法提案的人施以暴力威脅，致使公民大會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但是，如果我們仔細閲讀古代作家特別是色諾芬的記載，則會發現我們在譴責雅典人民違背法治時，不僅忽視了前因後果，而且忽略了其中最為重要的幾個人物，尤其是泰拉麥奈斯和卡利克塞努斯的作用。

對於議事會在審判將軍中的作用，大量著作經常採取忽視態度。在雅典民主政治下，議事會的主要職能是為公民大會準備議案。議案一旦提交，公民大會有權對議案進行辯論和修訂，有時最終通過的決議與最初的議案可能完全不同。但我們並不能因此忽視議事會相對於公民大會的獨立地位。經過埃菲亞爾特改革後，五百人議事會的權力和職能大大增加。作為獨立於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和一定程度上的執行機關，除作為公民大會議案的預審機構外，議事會還擁有審查官員、審查議事會成員資格、規範公民大會、接待外來使節、評估和收取盟國貢金、管理財政等職能，在“管理國家中逐漸發揮着關鍵作用”。首先，所有議案必須經過議事會預先討論才能提交公民大會。未經議事會討論的議案，不得被提交給公民大會。就本案而論，對將軍們進行集體宣判的違法提議恰恰來自議事會。其次，當時議事會顯然有不經公民大會同意先監禁官員的權力，儘管後者最終的命運要由公民大會決定。如果議事會認為罰款在500德拉克馬以下，它自身就可以獨立作出決定。如果議事會認為案情重大，則可以直接監禁官員，將他們送交法庭或公民大會審判。本案中六名將軍剛回到雅典不久，埃拉斯尼戴斯以在赫勒斯滂貪污公款和將軍任內失職的罪名受到阿凱戴穆斯控告，被法庭裁定罰款後遭到監禁。其他將軍就救援責任問題在議事會受到審查。根據提摩克拉泰斯的建議，將軍們被議事會監禁，並打算移交公民大會審判。監禁固然在程序上沒有瑕疵，但它對公民大會的心理暗示再明顯不過：將軍們的確在戰役中存在過失。最後，在經歷一次公民大會的質詢之後，在阿帕圖利亞節後召開的那次公民大會上，出現了卡利克塞努斯的非法動議。在經歷多個回合之後，事實上最終是議事會主席團未能扛住壓力，將非法動議提交給了公民大會，導致了將軍被處死的悲劇。

對於將軍們的非法審判，議事會固然難辭其咎，但泰拉麥奈斯等人的影響更加致命。對於泰拉麥奈斯其人，從古代到現代都有很多爭議。有人視其為自私自利的惡棍，有人則認為他是雅典的温和派，一直是一個愛國人士。但作為其同代人的色諾芬對他的評價，至今仍得到大多數學者認可。色諾芬借克利提亞斯之口，抨擊泰拉麥奈斯猶如變色龍，“他總是留意對自己有利的東西，根本不考慮榮譽或他的朋友們。”他時刻根據自己的利益選擇站邊，而且每次都能站在勝利者一邊，因此從公元前411年到公元前404年七年多的時間裏，除公元前406—前405年以及次年外，他幾乎每年當選將軍。公元前404年，也是他負責與斯巴達和談。和談期間，他故意在斯巴達軍營耽擱三個多月，據説其意圖是讓雅典人更深地感受到糧食短缺的痛苦，這樣，無論他簽訂什麼條約，雅典人都會答應。斯巴達佔領雅典後，他加入臭名昭著的三十僭主，因在形勢不利時企圖轉向，被克利提亞斯非法處死。公元前406年，正是他及其代理人卡利克塞努斯等的煽動，才導致了對將軍們的非法審判。

對於泰拉麥奈斯在阿吉紐西審判中的作用，學術界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格羅特認為，泰拉麥奈斯的確控告了將軍們，但那是因為將軍們將責任推給了他。色諾芬明確指出在最關鍵的阿帕圖利亞節之後的那次公民大會上，泰拉麥奈斯讓人冒充溺亡者親屬，黑衣髡首，故意在會上製造哀傷和仇恨氣氛，並且收買卡利克塞努斯提出非法提案。對此，格羅特堅決否認，理由有二：第一，真正的親屬會識別出那些冒充者，所以找人冒充親屬有風險；第二，若泰拉麥奈斯行此下策，則他在事件過後理應遭遇審判，但我們從未聽説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他更傾向於認為，是亡者親屬感情的爆發，造成了復仇式的審判。卡根與安德魯斯採取了與格羅特大致相同的立場：首先，陣亡者真正的親屬會馬上認出冒充者；其次，在民意隨時會變化的時刻，使用如此拙劣的伎倆太過冒險，雅典人隨時會把怒氣轉向泰拉麥奈斯本人，因為具體負責救援的正是他；最後，狄奧多魯斯明確説那些穿黑衣者都是陣亡者親屬，而對泰拉麥奈斯沒有好感的呂西亞斯，在演説中卻根本沒有提到泰拉麥奈斯找人冒充亡者親屬的事情。所以，致將軍們於死地的，“並非哪個人或哪個小團體的精心謀劃，相反，這一系列事件造就了某種特別的情勢，羣情激憤之際，必須有人得到處分；剩下的唯一問題只是究竟處分誰。”

可是，事情恐怕不像格羅特和卡根説的那麼簡單。首先，所有的學者都不否認色諾芬有關將軍們把打撈落水者的任務委託給了泰拉麥奈斯等人的記載。、泰拉麥奈斯本人後來也坦承，他的確接受了任務，只是因為風暴過大未能完成任務。將軍們確實沒有對救援給予應有的重視，但按照泰拉麥奈斯的自私性格以及作為雅典資深政治家的閲歷，他知道救援失敗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狄奧多魯斯説，在獲悉落水者以及陣亡者屍體未能被打撈後，“民眾立刻把憤怒撒向泰拉麥奈斯及其同夥，但在他們作了辯護後，民眾的怒火又轉向了將軍們。於是人民通知將軍們受審，並把軍隊的指揮權交給科農——人民認為他並無責任，同時命令其他人儘快回雅典報到”。色諾芬所謂 “國內的人們罷黜了上述將軍們，只有科農例外”，應與此是同一件事情。對於泰拉麥奈斯在這次公民大會上自我辯護的內容，狄奧多魯斯並未提供，但泰拉麥奈斯很可能將未能救援的責任推給了將軍們，否則民眾的怒火不會轉向將軍。也就是説，民眾最初認為，泰拉麥奈斯等人應當對水手的溺亡負責。然而，泰拉麥奈斯是個雄辯的演説家，又長期擔任將軍，是非常有影響的人，“是能幹的演説家，擁有許多朋友”。、我們還需要注意，當泰拉麥奈斯等人返回雅典時，將軍們仍在薩摩斯，所以當他在公民大會上指責將軍們時，在場的很可能是那些和他一起負責打撈水手的人以及溺亡者的親屬。為推卸責任，他們也樂於看到將軍們承擔責任。將軍們的第二封信可能也是在得悉雅典的情況後發出的。他們向雅典人解釋，戰後他們委託泰拉麥奈斯等負責打撈落水者。然而，此舉可能進一步激化了泰拉麥奈斯對將軍們的敵意——“但正是這件事情成為他們失敗的主要原因，”把泰拉麥奈斯等變成了他們最危險的敵人。可能在他們的煽動之下，將軍們被罷黜，而且面臨雅典人的彈劾和憤怒。“城邦確定我（即泰拉麥奈斯）的説法是合理的，而將軍們顯然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雖然他們説搭救這些人是可能的，但他們終歸航行離開，讓那些人死去。”或許基於這種考慮，八名將軍中的阿利斯托蓋奈斯和普羅托馬庫斯選擇流亡，但其他六位將軍：小伯里克利、狄奧麥東、呂西亞斯、阿利斯托克拉泰斯、塔拉敍魯斯和埃拉斯尼戴斯回到了雅典。

雖然泰拉麥奈斯巧舌如簧，將雅典人的憤怒引向將軍們，但將軍們最初的處境並沒有那麼糟糕。六人中只有埃拉斯尼戴斯被控告，罪名不是在救援中失職，而是在赫勒斯滂期間貪污公款和將軍任內瀆職。經法庭審判後，他被判處監禁和罰款。接着將軍們就戰役和救援問題在議事會作證，作證的具體情況不清楚，但議事會可能認為將軍們應當負責，因此根據提摩克拉泰斯的建議，其他五名將軍也被監禁，並打算移交給公民大會。此時議事會的做法也無可疑之處，畢竟那只是議事會的動議，結論應由公民大會決定。在隨後的公民大會上，泰拉麥奈斯及其同夥再度指責將軍們，要求他們就戰役中的行動作出説明。將軍們的態度仍然誠懇。他們認為，如果有人應為救援失敗負責，那應當是泰拉麥奈斯，因為受命救援的就是他，但他們同時宣稱，無意控告泰拉麥奈斯，因為風暴是造成慘禍的根本原因，並提供了大量證人。許多人被説服，另有許多人希望為將軍們擔保。如果事情照此發展，將軍們很可能被無罪開釋。然而遺憾的是，當天天色已晚，無法表決。於是公民大會宣佈散會，委託議事會起草決議，以供下次公民大會表決。有人懷疑，可能是泰拉麥奈斯的黨徒們藉口天色已黑，阻止了會議的表決。對此我們缺乏證據，但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如果馬上表決，則將軍們將被開釋，如果將來追究責任，泰拉麥奈斯等人勢必首當其衝。那是他們絕對不願看到的結果。下一次公民大會上泰拉麥奈斯等人的活動，暗示了這種推斷的合理性。如芬利指出的，類似雅典那樣數千公民的露天集會，出席者的情緒有時會發生戲劇性變化。對將軍們來説，不幸的是他們被議事會監禁，無法動員己方力量，而泰拉麥奈斯顯然利用隨後的阿帕圖利亞節做了充分的準備。“在這個節日裏，泰拉麥奈斯及其支持者安排了大批人員身穿喪服，剃光頭髮，出席公民大會，假冒亡者親屬。”

如前所述，卡根和格羅特對此表示保留，認為在雅典社會中，這樣的偽裝，肯定會立刻被真正的死者親屬認出。但是我們不應忘記，雖然雅典城邦符合芬利所説的“面對面”社會特徵，特別是公元前451年公民權法案後，雅典男性只能在雅典人中選擇妻子，強化了雅典人作為一個血緣羣體的意識，但阿吉紐西戰役中雅典陣亡者人數眾多，部分軍隊又仍駐紮在薩摩斯未歸，當時或許並無完整的死亡者名單，所有雅典人也未必都相互認識。

雅典城邦相對較大，此時公民人數當在兩萬人左右，同一部落之間的成員因經常在一起集會和戰鬥，也許相互熟悉，但不同部落之間的公民未必如此，否則公元前415年雅典發生的赫爾墨斯瀆神案以及埃琉西斯秘儀瀆神案不至於引發雅典人獵巫般的追索。公元前411年雅典寡頭政變能夠成功，一定程度上也得益於雅典人相互之間並不完全熟悉。據修昔底德記載，當寡頭們採取行動推翻民主政治時，民眾不敢行動，“因為城市的規模和相互之間不瞭解，他們沒法弄清狀況。由於同樣的原因，所有被攻擊的人也都不敢向他人傾訴冤屈，為自己復仇，因為他或許會發現，他可以談話的人要麼是個陌生人，即使熟悉，也不可靠。民眾相互猜疑，好像所有人都參與了陰謀似的。”公元前4世紀的法庭訴訟中，無論是原告還是被告，都會向陪審員詳細介紹訴訟人自己及其家庭，並竭力詆譭對手。如果在一個人人相互熟悉的社會，這樣的詆譭意義不大，甚至會被熟悉情況的人抨擊為説謊。

事實上，在當時的會場上，無論是議事會還是其他發言人，也從無人對那些身穿喪服者的身份表示懷疑。如果我們把芬利關於每次公民大會出席者成分不一致，而成分構成上的任何變化都可能影響會議表決結果的判斷應用到公元前406年，則會發現，由於大多數雅典人、尤其是第四等級的公民，仍作為水手在愛琴海上作戰，第一等級公民並未被徵調，出席這次會議的，除留在雅典的第一等級公民外，最多的可能就是溺亡者的家屬、泰拉麥奈斯組織起來的那些偽裝者，以及負責救援的水手們。我們無法判斷他們在公民大會中各自的比重，但可以相信，由於泰拉麥奈斯的刻意組織，他們的總人數絕不在少數。將軍們已經成為被告，處境相當被動。

雖然如此，按照雅典法律的規定，公民大會討論的所有問題都必須經過議事會預審。但這次違反法律的審判，正是從議事會發動的，始作俑者是卡利克塞努斯。對於此人的背景，我們並不清楚。此前他似乎從未在雅典政壇上露過面，古代作家對他的記載，基本也限於與阿吉紐西審判有關的情況，並無任何資料交代他的家庭背景或其他政治活動。這個突然在公元前406年出現在雅典議事會中的人物，是導致將軍們被處死最直接的原因。他首先在議事會中提出議案，宣稱既然前一次會議已經聽取將軍們的答辯，那麼他們應當接受一次性的表決：每個部落的投票點設置兩個陶甕，將票投入前一個甕者表示將軍們有罪，投入後一甕者表示無罪。如果將軍們被判有罪，則馬上把他們移交十一人團處死並沒收財產。

這個議案既剝奪了將軍們答辯的機會，又剝奪了他們分別在法庭受審的權利，而且預先給公民大會規定了投票的結果，也與雅典常規的投票辦法不符。一般情況下，議事會只能向公民大會提出建議，最後的決定，應當經過公民大會辯論形成基本決議並經公民大會表決通過才能生效。就本案來説，公民大會的責任是審查將軍們是否在戰役中有失職行為。若被認為失職，將軍們將像他們的同僚埃拉斯尼戴斯一樣，被移交給法庭審判。所以，卡利克塞努斯的動議完全違背了雅典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似乎是為了給這份違法的決議增添分量，一個自稱從阿吉紐西逃回的人出現在公民大會上，宣稱他是抱着一個炊具逃得性命的，那些被淹死的人要求他如果能夠回到雅典，一定要替那些為雅典英勇作戰的人討回公道。這個人到底是誰，後文再無交代。像卡利克塞努斯一樣，他突然在這個關鍵的時候出現，給已經爆發的公眾情緒澆了一瓢熱油後，就神秘消失了。這不能不讓人懷疑，他可能也是泰拉麥奈斯安排的。

但是，歐呂普託萊穆斯對卡利克塞努斯的抨擊也相當有力：提案本身違法，因此，首先應當對卡利克塞努斯進行非法提案起訴。歐呂普託萊穆斯是小伯里克利的親戚，可能與阿克比亞戴斯也有關係，不管他的主觀意圖如何，一旦他的建議得到支持，則雅典首先需要對卡利克塞努斯的動議進行審議。如果雅典人確定動議違法，則卡利克塞努斯將被移交法庭受審。歐呂普託萊穆斯的意見得到了部分人的支持，但據説更多的人狂呼，“如果人民被阻止做任何他們希望做的事情，那簡直是荒謬。”考慮到當天公民大會出席者的成分，狂呼者中的多數人若不是溺亡者的親屬，就是泰拉麥奈斯的同黨，後一部分人所佔的比重可能更大，畢竟他們是泰拉麥奈斯組織來的。作為迴應，一個名為呂奇斯庫斯的人立刻提出動議，如果這些人不撤回他們的否決，則把他們與將軍作同罪判罰。這位呂奇斯庫斯又是一個在雅典歷史文獻中僅僅出現了一次的人物，對於他的背景，我們同樣一無所知。但奇怪的是，兩人都表現得極其強勢。迫於壓力，歐呂普託萊穆斯等只好撤回自己的議案。

但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再一次提供了阻止這樁非法提案的機會。根據法律規定，議事會的議案需要通過主席團提交給公民大會。當天主席團中的不少人顯然還是清醒的，他們拒絕把這份違法提案付諸公民大會表決，其中包括哲學家蘇格拉底。卡利克塞努斯再次跳了出來，要求對拒絕提交提案的主席團成員以與將軍同樣的罪名處置。他的攻擊再次見效，民眾大聲呼喊，要求把阻止的那些人送交法庭審判。大多數主席團成員迫於壓力，同意提交提案。但蘇格拉底堅持自己的反對意見。眼見違法提案即將提交表決，歐呂普託萊穆斯再度上前發言，提出新的動議，要求對將軍們按照坎諾努斯法審判，理由是這個法律本身非常嚴厲，同時，他再次強調，即使對於最兇惡的罪犯，雅典民主政治都給予了他們分別受審的機會，如今沒有理由不給這些剛剛打了勝仗的將軍們同等的機會。他的發言贏得不少人支持。公民大會就到底是採用議事會的提案還是歐呂普託萊穆斯的修正案進行了投票，最初歐呂普託萊穆斯的提案佔優勢，但一個名為麥奈克萊斯的人出面反對，公民大會被迫進行了第二次表決，結果議事會的建議被通過。這幾乎註定了將軍們的命運。隨後的投票中，大多數人認為將軍有罪，根據議事會的提案，六名將軍被判處死刑，隨後被處死。

在這場雅典民主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審判中，卡利克塞努斯無疑起了惡劣作用。正是他首先在議事會提案，要求對八名將軍一次性作出判決，而且不給將軍們任何答辯機會。當議事會主席團拒絕提交他的違法提案時，卡利克塞努斯公開施壓主席團，致使他的非法動議被提交給了公民大會。呂奇斯庫斯的作用也不可忽視，正是他威脅把歐呂普託萊穆斯等人和將軍們一道審判，迫使後者放棄了他們拯救將軍的第一次努力，把雅典人往錯誤的道路上又推了一把。第三個值得注意的，是那個名不見經傳的麥奈克萊斯。雅典公民大會本來已經表決支持歐呂普託萊穆斯的建議，對將軍們以坎諾努斯法分別審判，但他以誓言迫使公民大會進行了二次表決，致使議事會的違法提案被通過，對將軍們被非法處死蓋上了程序上最重要的一個印章。至此，公民大會被一步步地引導，邁出了非法審判的最後一步：判處將軍們有罪。

由上可見，在這次非法審判中，卡利克塞努斯、呂奇斯庫斯和麥奈克萊斯的作用非常關鍵。正是他們動用各種手段，引導公民大會作出了非法判決。似乎只有歐呂普託萊穆斯等少數人與他們對抗。提出非法動議的卡利克塞努斯等三人此前並未在任何文獻中出現過，後來也難覓蹤跡，是什麼讓他們突然表現得如此活躍和強勢，並且得到了公民大會一定程度的支持？

在雅典那樣的城邦中，城邦政治的實際運作，有賴於普通公民的積極參與。雖然文獻中經常出現的是伯里克利、克萊翁、德摩斯提尼等偉大的演説家和政治家，但他們只是雅典公民的少數，據漢森估計，公元前4世紀雅典民主政治穩定時期，同一時期活躍的政治家不少於20人，但從公元前403年到前322年左右，“政治領袖的總人數不會超過100人”。僅僅依靠這些人顯然不足以讓雅典民主的複雜機器運轉，尤其是在遇到某些政治領袖們不是特別熟悉的具體事務時，因此這些偉大的政治家之下，還存在着一羣相對次要的演説家，他們可能是某個知名政治家的支持者，也可能不屬於任何一派，只是碰巧對某個事務有深入瞭解，並且在那個特定時刻前來提出建議，屬於平時不顯山露水，但在關鍵時刻偶露崢嶸的人物：如公元前427年有關米提萊奈命運的辯論中，狄奧多圖斯靈光一閃，成為修昔底德筆下那個特定時刻決定米提萊奈命運和雅典帝國政策的關鍵人物；公元前425年提出重訂雅典盟邦貢金的圖狄波斯，有人猜測他是克萊翁的女婿，但並無明確證據，可能也是一個並不重要的人物，但他恰恰在那個時刻發揮了作用；還有前文註釋中已經提及的瑟斯皮斯和呂薩尼亞斯。仍據漢森估計，這些“偶爾在最高政治層面上有所表現的人則多達數千”。他們的存在與一定程度的活躍，使雅典民主政治能夠運行。

卡利克塞努斯和歐呂普託萊穆斯可能都屬於這類人物。雖然前一個名字此前不曾出現在書面歷史文獻中，但在公元前5世紀80年代的陶片放逐投票中，這個名字經常出現，被稱為阿利斯托尼穆斯之子卡利克塞努斯。從其名字推斷，他可能與阿爾克麥翁家族有血緣關係。如果此人是公元前5世紀那個同名者或其旁支的後代，則意味着他與伯里克利的兒子小伯里克利有親屬關係，同時也與試圖阻擊他的歐呂普託萊穆斯有親屬關係。後者雖然也不經常在政治舞台上活動，但他在另一個場合曾出現在色諾芬筆下：公元前407年，當阿克比亞戴斯在多年流放後終於歸來時，面對岸邊迎接他的羣眾，他仍不敢下船，直到他看到自己的親屬歐呂普託萊穆斯以及其他親戚在場時，才放心上岸。阿克比亞戴斯的行動表明，至少到公元前407年，歐呂普託萊穆斯已經是一個重要人物，影響和勢力或許都在卡利克塞努斯之上。如果這個推斷成立，則卡利克塞努斯指控將軍的行為就更加令人懷疑，因為在希臘城邦政治中，家族的支持是政治家最基本的資源。而試圖反對他的，又是更有地位的歐呂普託萊穆斯。對此，可能的解釋來自色諾芬，“他們（即泰拉麥奈斯等人）賄賂卡利克塞努斯在議事會中控告將軍們，然後他們召集了公民大會，議事會提交了由卡利克塞努斯按照以下措辭起草的決議草案。”也就是説，卡利克塞努斯等人之所以如此膽大，是因為他們背後站着泰拉麥奈斯。

泰拉麥奈斯對審判的操縱還不僅如此，判決將軍們的公民大會，可能某種程度上也被他操控。前文已經提到，這次公民大會上，由於許多參戰的水手仍在愛琴海上服役，所以出席公民大會的主要是兩部分人：溺亡者的親屬們以及隨泰拉麥奈斯等迴歸的那些負責打撈的水手們，還有後來跟隨將軍們回到雅典的少數水手，以及留在雅典的上層人士，特別是未被徵調服役的第一等級公民。但最後兩種人應是少數。如格羅特等意識到的，溺亡者的親屬出於義憤希望向將軍們復仇，泰拉麥奈斯的支持者們為了幫助他們的領袖脱困，需要將軍們做替罪羊；上層階級的人士或許會比較中立，但他們在雅典從來不是多數。狄奧多魯斯留下的一段話，正好表現了當時公民大會的狀況：“死者的親屬對將軍們造成的損害絕不是最小的，他們身穿喪服出現在公民大會，請求人民制裁那些放棄為國捐軀者遺體的人。最後，這些親屬的朋友和泰拉麥奈斯一派，因為人數眾多，贏得了勝利，結果是將軍們被判死刑，他們的財產被沒收。”公民大會的反應，證明狄奧多魯斯的記載有一定根據。首先，卡利克塞努斯操縱議事會通過了他的非法提案；當歐呂普託萊穆斯打算以非法提案訴訟控告卡利克塞努斯時，雅典人喊出了那句讓他們臭名遠揚的話，呂奇斯庫斯威脅要對歐呂普託萊穆斯實行與將軍同罪的判罰，公民大會、更準確地説，是泰拉麥奈斯和卡利克塞努斯的黨徒積極支持了呂奇斯庫斯；當卡利克塞努斯威脅要把主席團送交法庭時，公民大會再度作出了正面反應；最後，當主席團宣佈歐呂普託萊穆斯的提案贏得勝利，將軍們可能被送交法庭單獨受審時，麥奈克萊斯干預了決議的宣佈（可能是質疑程序非法），迫使公民大會重新表決，公民大會表現得格外順從，竟然容忍了這種近乎非法的做法。如果我們大膽推測，包括那位突然出現的得救水手在內，都是泰拉麥奈斯的預先安排，或許並非全無可能。尤其是我們考慮到，作為一個擁有龐大勢力的資深政治家，泰拉麥奈斯曾經參與過四百人政變，他的轉向導致了四百人的垮台。儘管有這樣嚴重的污點，他此後仍多次當選將軍；他本是阿克比亞戴斯的助手，雖然在後者被罷免之後，他在公元前406年失去了將軍之職，但仍受到尊敬；後來，又是他主導了與斯巴達人的和約，並且推動了三十僭主統治的建立。但他的再次轉向威脅到三十僭主的統治，被克利提亞斯處死。“他就是這麼個機敏靈活的人，隨機應變，總是靠在有陽光的一邊……他會快速地轉變航向，總能得到有利的順風。他精明幹練，生來是個泰拉麥奈斯”。阿里斯托芬的這段嘲諷，出自大約上演於公元前405年的戲劇《蛙》，即阿吉紐西審判後的次年，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時雅典人對泰拉麥奈斯的一般認識。即使阿里斯托芬是喜劇作家，其話語不能當真，演説家呂西亞斯的控告詞也許更有分量。他稱泰拉麥奈斯“鄙視現存的，渴望得到更多，同時用最動聽的言辭來美化這些行為；把自己變成大多數噁心行為的始作俑者”。基於此人的一貫作為，我們沒有理由不懷疑他在阿吉紐西審判中做了手腳。卡根等認為，將軍們把責任推到泰拉麥奈斯等人身上，是犯了策略上的錯誤，迫使後者反擊。但是，將軍們強調的是風暴影響了打撈，與受命救援者無關。他至少可以像另一位船長塔拉敍布魯斯一樣，接受將軍們的解釋，而不是積極控告。但色諾芬的記載，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為了保命而不惜違背雅典法治，動用包括賄賂、煽動和欺騙等所有手段，必欲置將軍們於死地的政治流氓。在整個審判過程中，特別是在阿帕圖利亞節後召開的那次公民大會上，泰拉麥奈斯作為組織者幾乎從頭到尾主導了審判。他先是利用自己的身份，讓自己的支持者積極出席公民大會，使公民大會出席者的成分發生了微妙變化，遇難者親屬和泰拉麥奈斯成為公民大會的多數。雖然如此，雅典多年的法治傳統仍然發揮了作用，公民們仍未完全喪失理智，兩次聽取了歐呂普託萊穆斯的發言，議事會主席團先是以非法為由拒絕提交卡利克塞努斯的非法提案；即使在非法提案被提交後，雅典公民在第一次表決時仍支持了歐呂普託萊穆斯的合法提案，議事會主席團或許也樂於宣佈這樣的決議。主要由於泰拉麥奈斯一黨的欺騙，特別是卡利克塞努斯、呂奇斯庫斯和麥奈克萊斯的煽動，兩次破壞了公民大會遵從法治進行審判的努力，雅典人才犯下了他們歷史上最愚蠢的錯誤。

上文討論已經揭示出這次審判某些方面的特殊性：長期戰爭造成的人力緊缺、將軍們的錯誤、阿帕圖利亞節的氛圍、泰拉麥奈斯的煽動以及公民大會成分的變化，都對這次審判產生了程度不等的影響。那麼，我們是否有理由根據此次判決，認定伯里克利以後的雅典民主真的如某些學者所説，成為了暴民政治？或者如佟德志等政治學家所認為的，民主與法治之間形成了緊張？

在《雅典政制》中，亞里士多德先後列舉了雅典歷史上多達11次的政治變革。拋開神話傳説中的兩次，庇西特拉圖僭主政治，希波戰爭後戰神山議事會的崛起，以及公元前411年政變和公元前404/403年的三十僭主，以及民主政治的兩次恢復外，真正由民主派發起改革的僅有梭倫、克里斯提尼和阿利斯提德到埃菲亞爾特的三次。而且這三次之中，梭倫一般既不被視為民主派，也不被認為是寡頭派，用他自己的話説，他是一個力圖保護雙方利益、調處平民與貴族衝突的中間派。這樣看來，在亞里士多德列舉的雅典國家11次重要的政制變革中，由民主派主動發起的不過兩次，即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改革創立民主政治和公元前462年埃菲亞爾特改革。前一次創立了古典雅典基本的民主制度，後一次剝奪了戰神山議事會的主要權力，通常被視為雅典邁向激進民主時代的轉折點。公元前403年民主政治恢復後，直到公元前322年民主政治被馬其頓的安提帕特廢除，亞里士多德認為其間雅典政治無本質性的變化。這樣看來，在近200年的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主派相當注意維護國家基本政制的穩定性，力圖在法治範圍內行事，倒是寡頭派兩次利用民主政治的錯誤，藉助外力支持和恐怖手段，主動發起政變。但是三十僭主的統治過於臭名昭著，所以到公元前4世紀，雅典的現實政治生活中幾乎無人再提起回到寡頭政治。

在日常生活中，民主政治也相當遵守法制。訴諸非法手段的，經常是上層精英。公元前508年，由於克里斯提尼與民眾結合到一起在政治中佔據優勢，導致伊薩戈拉斯請求斯巴達國王克萊奧麥奈斯出兵雅典，指名流放了包括阿爾克麥翁家族在內的700户雅典人，並企圖解散議事會。後來雅典人民暴動，驅逐了斯巴達人，迎回了克里斯提尼等，實現了民主變革。公元前5世紀80年代以陶片放逐法的引入為標誌，到公元前462年埃菲亞爾特改革完善民主政治，即奧斯瓦爾德所謂的人民主權確立過程中，民主派都是在現行法律範圍內，通過合法手段實現變革。公元前462年的改革中，首先使用暴力的是反對派，他們暗殺了埃菲亞爾特。公元前411年的政變中，是皮山戴和弗呂尼庫斯等人用陰謀、欺騙和暗殺等恐怖手段，迫使人民同意變更民主政體，實現了四百人政體的寡頭統治。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四百人繼續實行屠殺和恐怖政策。如歐呂普託萊穆斯所述，甚至在四百人垮台後，他們中的某些人——如阿利斯塔庫斯，不但參與過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動，而且把奧伊諾伊要塞出賣給了敵人，但雅典人仍然給予他們單獨受審機會和一天的自我辯護時間。至於在斯巴達人幫助下建立的三十僭主，也是首先通過暗殺民主派領袖克萊奧豐等人登上權力寶座，並且對公民和富裕的外僑舉起屠刀。倒是民主派重奪雅典之後，實行大赦，甚至放棄對自己損失的財產以及受到的傷害的追訴，隨後完成對法典的修訂，並且在公元前4世紀一直恪守法治。

因此總體上説，在雅典政治中主動破壞法制，或者訴諸暴力的，往往不是民主派的大眾，而是上層精英。不管是在阿吉紐西戰役之前，還是在那之後，雅典民主政治大體上尊重法治，兩者之間的關係雖不乏緊張時期，但總體上是協調的。那麼，在阿吉紐西審判中，導致法治全面失守的，到底是雅典的大眾，還是所謂的精英？

如果追責的話，這次法治的失守，仍然源自雅典的所謂精英們，尤其是泰拉麥奈斯及其黨徒。為了逃脱責任，泰拉麥奈斯不顧將軍們無意指控他的現實，首先組織自己的支持者前往公民大會會場，使得溺亡水手家屬和泰拉麥奈斯的黨徒佔了優勢，因此，當時的公民大會，與平時公民自發出席的會議有所不同。接着，他收買卡利克塞努斯在議事會提出了非法動議，啓動了整個非法審判程序的開關。作為雅典第三等級以上公民——他們某種程度上就是雅典精英階級的一部分——組成的議事會未能成功阻擊卡利克塞努斯，非法議案被提交給了公民大會。那些總是譴責雅典公民大會是暴民集會的學者忘記了這個基本前提：沒有預先經過議事會討論的提案，公民大會不得討論。這次違法提案的發起人恰恰來自議事會，而對違法提案作出反擊的是公民大會。歐呂普託萊穆斯的第一次反擊，是指出卡利克塞努斯的動議本身非法，並希望就此提起違法提案訴訟。一旦歐呂普託萊穆斯的動議被公民大會通過，則卡利克塞努斯本人可能會被送上法庭。這樣，即使卡利克塞努斯的動議在法庭訴訟中獲得勝利，對將軍們的審判也需要等到若干天之後再舉行的公民大會上才會得到討論，而在當時瞬息萬變的氣氛中，很有可能發生有利於將軍們的變化。然而那天公民大會會場的出席者挽救了卡利克塞努斯。會場上有眾多泰拉麥奈斯的支持者，他們和呂奇斯庫斯一道擊敗了公民大會以法治手段解決問題的第一次努力。之後議事會主席團走上前台，可能是在歐呂普託萊穆斯演説的啓發下，他們認識到卡利克塞努斯提案的非法性，因而拒絕把這份非法提案提交給公民大會表決。但他們的反對，再次被卡利克塞努斯聯合公民大會中泰拉麥奈斯的支持者的非法行動擊敗：他們威脅把主席團成員送上法庭，迫使主席團同意把提案付諸表決。

由此看來，之前卡利克塞努斯與歐呂普託萊穆斯的交鋒，雖然發生在公民大會上，但因為提案本身遭遇非議，並未馬上被提交到公民大會表決，而很可能被返回到議事會。雅典人民的所謂歡呼，或許是那些聚集在議事會議員附近的公眾。考慮到泰拉麥奈斯特意組織了部分人去參加會議，這些擠到議事會議員身邊的人，很可能也是他的黨徒。如果這樣的推測合理，則色諾芬筆下喊出了雅典人民可以為所欲為口號的人，並非普通的公民大會出席者，而僅是泰拉麥奈斯的黨羽。正式的公民大會，或許只是在議事會主席團將決議提交給公民大會之後，才真正開始。

即使如此，在法治軌道內解決問題的希望並沒有完全失去，頑強的歐呂普託萊穆斯第二次提出修正意見：按照坎諾努斯法令審判將軍。雖然該法令以嚴厲著稱，但會給將軍們答辯和分別審判的機會，從而避免卡利克塞努斯提案中一票決定所有將軍命運的非法提議。公民大會最初表決支持了歐呂普託萊穆斯的動議。這再一次表明，色諾芬此前所説的那些高呼口號的人，並非公民大會的全體公民，而是那些聚集在議員或主席團成員身邊的部分雅典人——或許主要是泰拉麥奈斯的黨徒們，因此，在公民大會表決議案時，多數公民仍然認為歐呂普託萊穆斯的意見更加合理。也就是説，公民大會再次表現出了理性和以法治手段解決問題的傾向。然而麥奈克萊斯的干預讓公民大會的第一次表決歸於無效。對麥奈克萊斯的干預，公民大會反常地沒有像前兩次那樣表示反對。這裏有兩種可能：當天公民大會的出席者中有相當部分是溺亡水手的親屬和泰拉麥奈斯的黨徒。他們不希望歐呂普託萊穆斯的法治主張取得勝利，因而採取被動接受的態度。另一種可能是，歷經公民大會、議事會的多次辯論和反覆，出席者早已筋疲力盡，希望儘快結束會議。而卡利克塞努斯和麥奈克萊斯等人的強勢，似乎有不把將軍們處死決不罷休的架勢。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非泰拉麥奈斯一派的人採取了綏靖態度。這樣，所謂的第二次表決，歐呂普託萊穆斯的提案几乎成了擺設，卡利克塞努斯提出的那個由議事會提交的非法提案，成為事實上的唯一選項，並且不出意外地被通過了。在後來有關有罪無罪的投票中，如泰拉麥奈斯等所願，有罪的票數佔了多數。所以，如果詳盡追溯這次審判的進程，我們會發現，在公元前406年的這場審判中，雅典的民主機構，特別是公民大會，表達了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期望。但這樣的前景顯然不是泰拉麥奈斯等人願意看到的。他們無恥地利用了將軍們的失誤和溺亡者親屬們的憤怒，通過非法手段，裹挾公民大會進行了一次非法表決，製造了雅典民主政治歷史上駭人聽聞的事件。所以，如果有人應當對這場錯誤的審判負責，首要責任人應當是泰拉麥奈斯。從這個角度看，克利提亞斯稱泰拉麥奈斯“反覆無常”，倒是符合事實：“你們記得，正是這個泰拉麥奈斯，雖然受將軍們之命搭救那些在萊斯沃斯島外的戰鬥中船隻被打壞的雅典人，卻未能履行責任，然而正是他控告將軍們，並且造成了他們的死亡，以便他可以自己逃得性命。”所以，阿吉紐西審判表現出來的，不是民主與法治之間的緊張，而是所謂精英們對公民會議的非法操控。

以上對有關史實的梳理表明，阿吉紐西審判的發生有三方面因素。其一，特殊的審判背景：在以公民為基礎的城邦制度下，長期戰爭造成的人力消耗，使人們對人力的非戰鬥損失極其敏感，將軍們的錯誤造成了嚴重的非戰鬥減員，極易引起公眾的集體憤怒。其二，泰拉麥奈斯和他的支持者們動用非法手段，利用溺亡者親屬們的憤怒，多次突破了民主政治設置的法治壁壘。其三，雅典民主政治的固有弱點，給泰拉麥奈斯等人提供了操縱民意、破壞法治的機會。

雅典民主政治是一種城邦的直接參與性民主，具有幾乎所有希臘城邦共同的弱點。作為國家最重要象徵之一的暴力強制手段分散在所有公民之中，並未集中於政府。城邦政治的有效運作，很大程度上依賴公民的支持以及對法制的敬畏。一旦世家大族決心行動，並且擁有足夠的支持者，在沒有強有力反對者的情況下，公民羣體很難與之對抗。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列舉的大量城邦政制變革，不管是發生在民主制還是寡頭制或君主制的城邦，很多都與強勢的個人有關。古風時代希臘城邦的歷史，已經證明只要少數人行動堅決，就可以奪取政權。古典時代城邦權威有所增強，但仍難以完全防止精英集團蓄謀已久的攻擊。修昔底德借底比斯人之口宣稱，公元前480年波斯入侵希臘時，那時底比斯之所以投靠波斯，是因為城邦政體既非正常的寡頭政治，更非民主政治，而是“統治權掌握在少數人手裏，與法律和明智的統治背道而馳，而與僭主政體相近。這些人……強力壓制民眾，將波斯人引入城內。”斯巴達出現過類似的情況。由於阿蓋西勞斯的強勢，公元前4世紀斯巴達有過兩次臭名昭著的審判，其違法程度，甚至遠甚於雅典的這次審判，後果之嚴重，也幾乎可以與阿吉紐西審判相提並論。

雅典民主政治一方面利用民眾的力量，一方面依靠陶片放逐法，在一個較長時期裏制約了精英們之間的爭鬥和操縱，保持着城邦政治的穩定。然而，伯羅奔尼撒戰爭給城邦制度造成了巨大沖擊，為應對戰爭，雅典內部多個層面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緊張，導致城邦制度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形，控制精英們的制度藩籬，在阿吉紐西審判中被多次突破。此後，精英們還有過多次非法行動，並且在公元前404年推翻了民主政治。然而，企圖取代民主政治的雅典寡頭們的統治記錄太過惡劣，而自內戰中復興的民主政治，在公元前4世紀賦予法治更大的權威，並對精英們施加更嚴厲的控制。在此期間，多名將軍和政治家遭遇嚴厲審判和制裁。由於精英們基本認同民主政治，雅典得以在希臘世界普遍動盪的局面下，保持了近80年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