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溪

福安全境屬長溪水系。長溪發源於浙江省慶元縣，總長868千米，幹流長171千米，流域面積5638平方千米，是閩東第一大河，長溪也因長而得名。長溪水系由若干段落和支流組成，其主要部分在福安境內，浙江慶元人稱長溪為“福安江”。上游是東溪、西溪兩條支源，在福安境內幹流長度分別為37千米和14千米，兩源會合於湖塘坂（東口）；從湖塘坂到三江口（舊時又稱三港口）這一段是長溪的中游，稱為交溪，又叫富春溪，長36千米；下游從三江口起直至白馬門，為賽江，又叫白馬港，長32千米。穆陽溪（古稱廉溪）是長溪最大的支流，境內幹流長46千米。

1982年，作為我國地名標準化成果之一，“長溪”被確定為標準名稱，編入《福安縣地名錄》。此後各級規範的現代出版物包括中小學課本均正式採用這一名稱。如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福建分卷》，1987年《福建地名詞典》，1989年福建省初中鄉土教材《閩東地理》，1991年《福建省海域地名志》，1994年《寧德地區政區圖》，1995年《福建省地圖冊》，1998年《福建·閩東地理》（福建省初中鄉土教材），2003年《福建省政區圖》《寧德市政區圖》《寧德地理》（福建省初中鄉土教材），2008年《寧德市行政區劃圖》等。

福安的海域由賽江（白馬港）兩側（包括下游的白馬港道，舊時又稱為“芭蕉洋”）、鹽田港西側和鱸門港東側的沿海邊緣組成，面積151.2平方千米，佔福安市總面積的8.04%。海岸線東起鹽田港，西至鱸門港，蜿蜒曲折，為166千米，福安的海域灘塗面積151.2平方千米。 ^[1] 

福安市博物館的歷史展廳通過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築、石刻石碑、歷史名人等內容，展示長溪文化的獨特魅力。 ^[2] 

福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商周時代。從1958年至今，福建省文物普查隊在長溪及其主要支流沿岸的小山包共發現新石器時代古人類生活聚落遺址80多處，採集到大量的新石器和各種陶片，這些都是早期人類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的遺物，經科學鑑定，年代均為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時期。舉例如下。

富春官山遺址位於福安市城北街道富春社區原酒廠後山上，系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1984年發現。採集有石錛、石鏃，鑽孔小石器，石鏃半成品坯料和黑彩陶片、釉陶片等，可辨器形有罐。2009年文物普查採集到石鏃殘片。

社口遺址位於社口鎮社口村後山，1958年發現，1987年複查。採集有石錛、有肩石錛、有段石錛、石戈和黑彩紅陶片、夾砂灰陶片、泥質灰陶片、灰硬陶片、釉陶片，可辨器形有罐、豆、釜、缽等。

龍崗坪遺址位於上白石鎮流尾村東南面後山。採集有肩石錛、灰硬陶片、陶片紋飾有云雷紋、網紋、劃紋，可辯器形有罐、豆等。

鯉魚崗遺址位於福安市潭頭鎮大莊村西北方向600米處，1982年普查發現，採集有石錛、有肩石錛、石鏃、石環和夾砂灰陶片、灰硬陶片、原始瓷片。2009年在溪邊一側公路內側山坡斷面處發現文化層，並採集到石錛與陶片。

寨邊山遺址位於康厝鄉康厝上村東北向後山，1987年發現。採集有殘石器、黑彩條紋紅陶片、回紋和網格紋灰硬陶片。2009年複查採集到回紋陶硬片，黑條紋陶片等。

錫坂山遺址該遺址位於溪潭鎮錫板村南200米處錫板山上，1987年發現，並採集有石鏃、肩錛和黑彩紅陶片、夾砂灰陶片、灰硬陶片、釉陶片等。

龍新後池山遺址位於溪柄鎮東南面龍溪流域的龍新村東面後山。1987年普查發現，採集有石錛、有肩石錛、石鏃、礪石和黑彩紅陶片、夾砂灰陶片、灰硬陶片、釉陶片等。

南安遺址位於賽岐鎮南安村後山。1987年發現，遺址面積約500平方米。採集有殘石器和灰硬陶片，陶片紋飾有席紋，可辨器形有罐等。

上東庵山遺址位於甘棠鎮牛柏洋村西北面500米上東庵山。1982年發現，採集有石錛、石戈、石球和黑彩陶片、夾砂灰陶片、灰硬陶片等。

大頭崗遺址位於福安市灣塢鄉灣塢村東250米，1984年發現。採集有石錛、石鏃、殘石器和黑彩紅陶片、灰硬陶片。

以上古人類遺址的考古資料告訴我們，早在三四千年前長溪流域就有了人類的活動，長溪先民在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同時，憑着超凡的勤勞和智慧、勇敢和頑強，寫下了文明發展史的初始篇章。

長溪不但是福安的母親河，也是整個閩東的母親河。長溪進入福建後，其流域範圍包括古代閩東的福安縣，後分出壽寧縣；寧德縣，後分出周寧縣；福寧州，後分成霞浦縣、福鼎縣、柘榮縣。

長溪流域的早期居民是閩越人。“閩越”是春秋戰國時期入閩的“越”人與福建土著“閩”人融合的產物。閩越族是古越族的一支，他們在海邊、江邊、溪邊聚族而居，習慣於水上生活，在體質、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方面與中原華夏族有許多不同。三千多年前的長溪流域尚未開發，閩越族的先民們將家安在河流兩岸枕山面水、比較平緩開闊的地方或小山丘的背陰向陽處。他們用木棍、樹枝等搭蓋寮棚棲身，而且掌握了燒陶技術，還能製造出比較精緻的磨光石器，這些東西既是他們從事漁獵的工具，也是防身禦敵的武器。閩越人有着高超的水上本領，經常駕着獨木小舟在湍急的長溪上漂泛、獵魚。他們也從事一些原始農業，用石器掘地下種，河邊背風向陽的小山丘和比較平坦的曠野是他們最早的家園。

秦統一以後，在東南沿海設閩中郡，由閩越族自治，長溪流域自然包括其中。閩中郡的設立使福建與北方華夏族的聯繫得到加強。由於年代久遠、史料匱乏，我們對長溪流域這一時期的社會歷史知之甚少。

漢朝建立以後，高祖五年（前202年）封閩越人首領無諸為閩越王。無諸立國後，與中央政府保持良好關係，重視農業，使社會經濟得到較好的發展。閩越後來分成繇和東越兩部。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東越王餘善反抗漢朝統治失敗，部分族人被迫遷到江淮地區。與此同時，中原漢族不斷入閩，長溪流域與北方的聯繫也更加頻繁。1965年，在城陽的官村出土了許多西漢和王莽時期的錢幣，其中有大量“漢半兩”和“五銖錢”，是早期中原漢族移民長溪流域的實物證據。

三國時期，孫吳開始經營閩東，在侯官縣（今福州）設典船校尉，還在三沙灣內設“温麻船屯”，將這裏作為製造海船的基地，利用“謫徒”和土著閩越人為勞工造船。這些“謫徒”和後續源源不斷南來的北國來客基本上是的中原漢族。温麻船屯的温麻港（鹽田港）與長溪出海口和沿海地區水陸相連，許多北國來客從這一通道進入長溪流域，擇地定居，形成聚落。這些移民給當時尚未充分開發的閩東大地帶來了先進的文化知識、語言習俗、生產技術、宗教觀念、生活方式等等。

晉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以温麻船屯為基礎設立温麻縣。地方政權機構的正式設立使中央政府對相關區域的管理加強，閩東海路因而進一步暢通，北方漢人經由海路入遷長溪中下游兩岸就更加頻繁。福安市曾先後在瀕臨江海的溪潭鎮瀨頭村和溪柄鎮院後村發現東晉墓葬遺址，還採集到盆口壺、碗、杯等釉陶器皿等中原的生活器具就是最好的證明。 ^[1] 

西晉以後中原地區相繼發生了多次大規模戰亂，如“八王之亂”“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黃巢之亂”“靖康之變”等，中原世族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南遷高潮，攜族入閩避亂，使大批漢族進入長溪流域。有族譜資料證實，最早落籍福安並繁衍至今的是薛姓和黃姓。梁天監年間（507—514年）薛姓先祖薛賀從江左遷居廉村，為薛氏入閩始祖；隋開皇年間（589—600年）黃姓先祖黃翕自建寧輾轉遷到穆陽，最後定藻廛（後改稱黃坂，今蘇堤），都已有千餘年的歷史。 ^[1] 

人是文化的載體。在長期共同的社會生活中，中原漢族與閩越族不斷融合，逐步形成了後來的福安漢族；原先的閩越土著除部分“下水為疍”外，逐漸融入漢族，最後消失。在這一歷史過程中，長溪文化開始形成。長溪文化在生產方式、生活習俗和語言特徵等方面，有着北方漢族的鮮明特徵，同時又保留了許多當地閩越土著的特點。

歷史和文化的發展是漸進的。隋唐以後長溪兩岸接納了更多的族羣，吸納了更多元的文化，不斷豐富本域文化的內涵，使長溪文化成為一個豐富多彩的富有地方特點的共同體。

隋唐五代的四百年，八閩大地進入了一個新的開發和發展階段，是福建歷史的重要時期，更多的北方移民入遷長溪流域。長溪兩岸開發較早的沿溪沿江沖積平原和山間小盆地，今福安市的穆陽（繆洋）、岙裏（羅澳裏）、蘇堤（黃坂）、蘇坂（蘇家坂）、廉村（石磯津）、陽頭（察洋）、長汀、龜齡、財洪、上白石（白石）、潭頭、大葉（大箬）、詹厝（賽江）、下邳（後岐）、廉首、蘇陽（蘇家汰）、大留（後坡）、下白石（黃崎）等地在唐五代時已是較有規模的聚落，而且這些肯定不是當時的全部。

據萬曆《福安縣誌》載，黃崎鎮“置自唐之前”，表明隋代長溪下游的工商業有了相當的發展，並且走在閩海的前列。盛唐時薛令之進士及第，成為福建省第一位進士，標誌着長溪文化在文教科考領域已經走在閩省的前列，而薛氏“明月清風”的清廉故事更成為福安鄉親永遠的精神財富。中唐以後佛教傳入福安，從此佛教文化在長溪兩岸播下了種子，對長溪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末王審知主持疏浚黃崎港，使這個長溪唯一的出海口成為“江海通津”，在閩東的文明發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五代到北宋，是黃崎港的繁榮時期，黃崎也成為當時閩海的經濟重鎮。 ^[3] 

始於北宋元豐的圍築三塘（官塘、外塘、南塘）工程，開啓了長溪兒女大規模圍海造田的光輝歷程。兩宋之交，北方漢族南遷形成高潮，長溪流域接納了更多的北方移民，經濟社會有了更大的發展。宋朝外患不斷，福安先賢趙萬年、陳最、鄭虎臣、謝翱等死節忠貞之士挺身護國，唱響了令歷史感動無數的《正氣歌》。隨着社會經濟的不斷髮展，南宋淳祐五年（1245年）長溪中下游流域從長溪縣分出，單獨設縣，命名“福安”；從此福安作為一個獨立的縣級行政區域，活躍在歷史舞台上。 ^[1] 

明代的福安迎來了封建經濟和封建文化發展的高峯期。長溪流域以耕織經濟為主要特徵的農業文明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文化教育事業的繁榮使“耕讀持家”的觀念成為社會的普遍共識。禪宗佛教進一步世俗化，並且和中國道教、儒學的封建倫理思想一起成為傳統文化和社會習俗的重要內容。明中葉以後，畲族開始大量遷入福安，為福安山區、半山區的進一步開發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畲族文化成為長溪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日益嚴重的倭患和明政府的禁海政策使福安的瀕海優勢無法得到應有的發揮，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這一片“枕山面海”、資源豐富的地域原有的發展軌跡。嘉靖十六年（1537年）的鹽政改革給賽江的傳統造船業帶來了大發展的契機，福安開始按國家標準“召商造船”，賽江造船技藝也更臻成熟。 ^[3]  明末，天主教傳入福安，一向唯我獨尊的“正統”文化被迫面對域外異質文明的挑戰，而且對長溪文化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明清易代，給福安的社會歷史造成劇烈的動盪。新入主的清軍以屠殺立威，南明政權兵部尚書、福安進士劉中藻率畲漢義軍萬餘奮起反抗，最後兵敗，全軍壯烈殉明，為長溪文化增添了忠勇悲壯的色彩。 ^[1]  清廷統一台灣後，社會經濟進入“康乾盛世”時期，福安的封建經濟和文化都發展到了頂峯，也走到了盡頭，孕育在封建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在緩慢地發展。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的隆隆炮火打斷了中國社會正常的發展進程，五大口岸通商之後，西方的影響在這裏相當明顯，福安也因此被動地接受了近代文明的洗禮。長溪下游的賽岐憑藉得天獨厚的港口優勢迅速崛起，成為閩海的經濟重鎮；在閩紅新秀坦洋工夫的帶動下，賽岐港成為閩東百年海上茶葉之路的光輝起點。 ^[4] 

農耕種植是古代長溪經濟的主流。明萬曆《福安縣誌》載：“（福安縣）坊民擅桑麻之利，谷民擅田山之利，溪海等處擅魚鹽之利。”這裏的“田山之利”即指農耕種植。長溪兩岸的種植農業以糧食作物為主，稻穀最為重要。歷史上福安稻穀的品種很多，明代就有早稻、晚稻、雙季稻、秫稻（糯谷）等，“又有一種山稻，畲人種于山塢。”

種植水稻首先要有水田，圍海墾山是福安先民的拿手好戲，也是長溪農耕文化的重要內容。福安人圍海造田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唐代，而較大規模的工程則始於宋代。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甘棠洋的圍墾工程開始，到紹興十年（1140年），共用了60餘年，築堤10.16公里，圍成海田大片，形成甘棠洋的雛形。到了宋元之時，甘棠洋的圍墾面積近達2400畝。 ^[1]  此後歷朝歷代的勞動人民繼續不斷圍墾，到明萬曆時期，長溪下游賽江兩岸共有“圩”“堰”“陂”“塘”57處，數量之多、綿延之長、拱衞水田面積之廣，居閩東第一。

除了江河兩岸圍墾而成的“洋田”外，還有許多層層疊疊的山田（梯田）。南宋王十朋在《入長溪》詩作中盛讚“插稻到山頂，栽松侵日邊”；明天順福安知縣孟充用“水碓月中轉，山田火後耘”詩句描述山區的稻作文化。

明萬曆中期（17世紀初）甘薯傳入福建後，福安各地開始普遍種植。由於甘薯耐旱高產，尤其受到山區人們的歡迎。從此“山田磽确，不任菑畲者，悉種薯蕷以佐粒食，貧民尤利賴焉。”

南宋以後隨着北方移民的增多，開始普遍種植小麥，福安後來成為閩東重要的產麥區。有史料載：“閩省福安乃產麥之區，販運售廣，民間之食，與米穀事同一體。”麥子帶動了福安麪食加工業的發展，使線面、光餅、糕點等特色食品聞名遐邇，為福安的飲食文化贏得榮譽。

舊時普通百姓多穿用苧麻織成的衣物，苧麻織成品的社會需求量非常大，因此產生了苧麻的種植業和加工紡織業。由於土質和氣候的原因，福安產的苧麻布特別優質。清乾隆《福寧府志》稱，“夏布（苧麻布）之屬以福安為上。”

與苧麻業關係甚大的是藍靛業。藍靛也叫藍、蓼藍，這是一種可以提取藍色染料（靛青、靛藍）的草本植物，宋代福建就大量種植。明代以後由於東南沿海紡織業的發展，更使“福建菁”名聞華夏。萬曆縣誌將靛、茶、絲、苧、麻等列為“貨類”，説明當時這些土產都作為福安的出口商品。清代閩東生產的靛菁除為本地苧布着色外，大多銷往江浙。

福安是產茶大縣、全國著名的茶鄉。福安茶文化同時是長溪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尤其是創制於晚清咸豐年間的坦洋工夫紅茶，作為“閩紅”的重要成員，其影響力遠遠超越了福安一邑，涵蓋了整個長溪流域。

福安還是產糖名區，明萬曆福安縣誌敍“土產”時就有砂糖的記載。明朝至清中葉，福安只生產赤砂糖；到了清末，開始有了白砂糖；民國前期，土產白砂糖面臨着“洋白”（機制白砂糖）的競爭，福安人就轉而生產紅板糖，以此同“洋白”博弈。歷史上福安的糖業與茶業同為地方經濟的重要支柱。 ^[4] 

清末編修的《福安鄉土志》列舉本境可加工成商品出外貿易的農產品，其要者有稻米，豆汁，油菜子，薯絲，蔗糖，樟木，楓子，貓筍，煙葉，苧皮，葛布，棉紗，桐子，榛子，桕油，花生仁，黍米，薏仁等。

古代工商市鎮

工商文化在福安有着悠久的歷史。1965年，地方文化部門在秦溪東岸與秦溪村毗鄰的官村發掘了50多公斤西漢和王莽時期的錢幣，其中有很多“漢半兩”和“五銖錢”。這些古錢至少告訴我們，兩千多年前的長溪兩岸儘管還很荒涼，但是在韓陽坂的秦溪畔就已經有人居住，而且社會生產力已經達到了使用錢幣的水平。或許這些已經摺射了福安的早期工商文化。

唐之前長溪下游出海口的工商業就已比較繁榮，官府在黃崎設鎮進行管理。入唐以後，國家在黃崎鎮設“税課場，為榷務也。”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年）王審知組織疏鑿黃崎港道以後，這裏進一步成為水路交通要衝，經濟地位也得到極大的提升。到了宋代，黃崎和福州的閩安、福清的海口、古田的水口一道，成為福州的四大名鎮之一，並對閩東內陸的社會經濟發生重要的影響。萬曆年間，黃崎“鎮多人煙，有城堡”，黃崎不但是繁榮的市鎮，同時還是一個軍事要塞。

古代穆陽溪兩岸也是長溪兩岸工商經濟的發達地區，富溪津和穆陽兩個市鎮尤為重要。黃崎鎮對這兩個市鎮的影響很大，整個長溪上游的“魚鹽之貨”皆來源於黃崎。富溪津市在廉村，舊名石磯津，離黃崎較近因而較之穆陽更為繁榮；史志上稱“魚鹽之貨叢集，販運本縣，上通建寧。”官府曾在這裏設巡欄，明中葉“設官牙，以平貿易”，負責管理市場、維持商業秩序，使“商販兩便，而異郡豪猾一切屏逐，而不令竄名其中”。穆陽市在富溪津上游，是福安西部的重要墟市，同時是閩北和浙西南的物資集散地和運轉站。“鹽貨從富溪津過者居積於此，蓋廉溪之上游亦泰順、壽寧、政和、松溪、浦城之喉舌也。”穆陽不論在商業還是在交通方面都堪稱福安西部的樞紐。黃崎、富溪津和穆陽並稱為古代福安的三大市鎮。以上市鎮唐代就已存在。 ^[1] 

福安建縣以後，韓陽、察陽（陽頭）和白沙三鎮發展成為交溪中游的重要市鎮。對白沙來説，與富溪津有了明確的分工，通往建寧的魚鹽之貨從富溪津（廉溪）走，運往縣城及東西溪上游的從白沙走，縣誌載“建民宜於富溪，而縣販宜於白沙”。白沙帶動了察陽的繁榮，由於地理的原因察陽（陽頭）碼頭成為縣城韓陽和福安上半縣的物質轉運中心。

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長溪沿岸的市鎮也越來越多。乾隆中期（18世紀後期），一批作為區域商品經濟中心的市鎮分佈在長溪及其主要支流的沿岸地區，除了黃崎、富溪津（廉村）、穆陽和韓陽、察陽（陽頭）外，較大的市鎮還有白沙、溪柄、社口、潭頭、沙坑、甘棠、蘇陽等。

福安的工商經濟進一步發展，商人階層不斷壯大，進而形成商幫。福安商幫從各中心碼頭將茶葉等土特產裝上船，沿賽江出白馬門，或上寧波、温州，或下省城福州，轉手後再採購回鄉親們需求的商品。一些勞動力比較密集的行業如造船業、製茶業等出現了僱工現象，孕育了近代工商經濟的萌芽。 ^[1] 

近代工商經濟

鴉片戰爭結束了中國的閉關時代，國人的重商思想有了較大的發展。福州口岸開放之後，賽岐憑着自己的天然優勢迅速崛起，19世紀後期，一躍成為閩省東北部的商貿重鎮。光緒十年（1884年）編修的《福安縣誌》在“街市”中增加了6個新成員：賽江（賽岐）、蘇堤、洪口、龜齡、坦洋、上白石。這樣全縣主要市鎮達24個。

福安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廣大農村依然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但是除了糧食生產還處於自然經濟狀態之外，以交換為主要目的的經濟作物的經營卻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民國時期福安的經濟作物主要有茶葉、糖蔗、油茶、煙草、花生、大豆、苧麻等等。

在近代工商經濟中，最重要的是茶業。坦洋因得坦洋工夫之利以茶市聞名，該村鎮“產茶美且多，有武夷之風，外邦稱為‘小武夷’”。民國23年（1934年）“福安茶地面積達6萬畝，佔全省茶地面積的10.3%；茶葉產量達5.1萬擔，佔全省茶葉產量的21.7%，居於全省第一位。茶葉產值達大洋178萬元。”這一時段全縣共有茶莊67號，遍佈縣內各主要茶鄉。抗戰勝利以後，坦洋工夫紅茶的中心從坦洋轉移到穆陽和賽岐。民國37年（1948年）全縣有茶廠、茶號82家；茶葉總產量約1.5萬擔，其中紅茶與綠茶（包括花香茶）的比例為2∶1，紅茶主要用於外貿，綠茶主要供應內銷。

福安和周邊各山縣產製的出洋外銷工夫紅茶從四面八方湧至賽岐碼頭，賽岐成為閩東海上茶葉之路最重要的起點。長盛不衰的茶葉轉運業務和空前發達的航運業極大地促進了賽岐的繁榮，使賽岐鎮的工商業大放異彩。上世紀30年代，賽岐碼頭，商賈雲集，舟楫如林；賽岐以商貿聞名，“閩東各地貨物，多由此進出，商業之盛，儼如大邑。” ^[4] 

除了茶葉，民國時期福安的一些與傳統土特產品相關的工商經濟也很值得稱道，尤其是製糖業。據統計，1921年（民國10年）“福安縣約有30家工廠生產紅糖”。紅糖是福安縣主要的出口物資之一，主要是“板糖”，還有“上白”、“中金”、“精赤”、“寮赤”等。1942年，福安縣年出口糖二萬五千餘擔（1250噸）。“農產品出口物資茶居首位，糖出口位居第二。” ^[1] 

在福安的眾多市鎮中，韓陽、賽岐和穆陽三鎮最為重要，至今仍被稱為“老三鎮”。該三鎮鼎足而立，分別是福安東部、西部和南部的經濟中心，這些市鎮的經濟影響力還輻射到周邊縣區。

漢民

福安常住人口中漢族佔大多數，約佔總人口的88.4%。福安漢族的歷史悠久，構成多元。人口普查資料顯示，福安漢族的族姓近400個，這些漢姓的“根”都在我國北方地區；其中萬人以上人口的有12個，按人數多寡為陳、林、鄭、王、劉、黃、吳、張、李、繆、郭、阮等，約佔漢族總人口的70%。這些姓氏大部分是在唐、五代、宋時遷居長溪流域，其中以12世紀兩宋交接時期最為集中，以這些大姓巨族為中心，形成許多血緣聚居為基本特徵的村落。在家族耕讀文化的氛圍中，從唐代薛令之進士及第至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1200年間福安一邑有59個族姓共872人次通過科舉獲得各種功名，共計1000多人次獲得各種官方的名份。這些傳統社會的精英基本上是漢族，主要分佈在幾個較大的宗族。明萬曆《福安縣誌》記述，“故家巨族，自唐宋以來，各矜門户，物業轉屬，客姓不得雜居其鄉”。在地方享有聲譽的縉紳大家往往結為姻親，彼此關係盤根錯節，形成士紳階層；他們與官府共享政治資源，對鄉里的重大事件擁有話語權，對地方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都發生重要的影響。 ^[1] 

此外宗族文化也是漢民俗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修譜、建祠、祭祖等是宗族文化中的重要內容。福安漢族很重視修譜，一般每隔25—30年就要進行續修。宗譜的主體是本族的世系圖表，詳細記錄本族全部男丁的基本情況，明確世系，保存歷史，通過宗譜的不間斷續修，留駐了本姓氏的演變、遷徙和本支本宗的繁衍分派情況；同時還通過宗譜傳承的祖訓、家規、家法、家訓等訓誡性文字，用儒家倫理約束和教化族人。

畲民

福安是閩浙一帶畲族最早入遷的地區之一，唐末五代時期就有畲民遷入福安定居。畲族大量入遷福安是在明中葉以後，福安今最具影響的“大林鐘”、“後門坪雷”和“溪塔藍”分別於明朝的景泰年間（1450—1456年）、成化二年（1466年）和萬曆十六年（1588年）遷入。畲族的遷徙一直延續到清朝前期，清中葉以後基本上穩定了下來。

畲族人口的分佈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點，福安西部和南部的山區、半山區是畲族主要聚居的地方。19世紀末，全縣“各都畲民村居”共有209個（清光緒《福安縣誌》），但畲民人口數不詳。民國26年（1937年）《福建省統計年鑑》首次統計，福安縣有畲族2000户8400人。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福安縣有畲族30743人，佔全縣總人口的11.8%和全省畲族人口的31.9%。福安畲族由雷、鍾、藍、吳、楊五姓構成，雷姓最多，其次是鍾姓和藍姓；雷、鍾、藍三主姓超過福安畲族總人口的95%。福安畲族人口約佔全市總人口的11%、閩東畲族總人口的37.4%、全國畲族總人口的10.5%，是我國畲族人口最多的縣級行政區域。

畲族入遷福安後，告別了以往的遊耕經濟，開始了定居農耕生活。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畲族人民大量吸收了當地漢族生產方式和生活習俗，形成富有特色的本民族文化。畲族社區的經濟生活與周邊漢族相同，都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與當地漢族一樣，糧食作物主要是稻穀和甘薯，經濟作物主要有苧麻、藍靛和茶葉等。 ^[1] 

疍民

歷史上閩東是福建省疍民的主要聚居地之一。福安疍民主要分佈在長溪兩岸沿溪、沿江、沿海。他們除了與其他地方的疍民一樣“以船為屋，以水為田”之外，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也形成了許多富有區域特點的生活習俗和文化。

疍民的來歷多源，學界一般認為，福建東北部地區的疍民最早應源於漢魏時期的福建土著閩越人。疍民的歷史可以説就是閩越人與漢族相融合的過程。古時候的長溪水域，只要是可以行船的地方都有疍民的活動。宋代以後，官府開始對疍民實施有效管理。文獻記載，明代地方官府還調用疍民船隻，以為土兵，守衞海防。（明萬曆《福安縣誌》）清代朝廷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允許疍民上岸居住、耕作，與齊民（平民）同等看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更定户口牌甲之令，將各地沿海內河的“商漁船隻”、“漁船網户”和“水次搭棚趁食之民”全部歸入當地保甲編制，正式成為皇朝子民。表面上疍民與陸上居民地位是平等的，實際上疍民的地位十分低下，除承擔官府的船税漁課外，還受到種種歧視和盤剝。

賽江烏山尾媽祖廟有一面清道光六年（1826年）的涉疍示禁碑，是研究福安疍民歷史的重要文物。據碑文內容可知，清末福安賽江水域疍民家族有翁、劉、鄭、連等姓，均從福州的閩清遷來，肇遷時間至遲在清初。賽岐、田坂、浮溪、頂頭、田坪、瀨嶼、淡灣、徐家塘、白石、白馬門等下都村鎮的江河是他們主要的活動水域。

19世紀40年代以後，在近代浪潮的衝擊下，閩東港口經濟空前繁榮，近代輪船逐漸代替了傳統木船，疍民出現貧富分化；小部分疍民主要因從事貨運而發家致富成為船主並定居市鎮，大多數疍民仍然只能繼續舊日的營生。隨着時代的進步，疍民陸居逐漸普遍化，與漢族通婚也越來越普遍，傳統的內婚制自然瓦解。同姓同宗的疍民還開始修纂族譜，鼎建祠堂。陸居、內婚制瓦解和修譜建祠，標誌着疍民“漢化”進程的最後完成。 ^[5] 

儒家文化

儒學是長溪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唐代開閩第一進士薛令之的靈穀草堂到名家輩出的歷代書院，從南宋開縣首創的縣學到清代遍及城鄉的書館私塾，再到民國時期的新式學校，儒家文化之火在福安薪傳不熄。“佛説萬理俱空，吾儒説萬理俱實”（《朱子語類》卷十七），儒學以“入世”之實自覺區別於道、釋的“出世”之空，在知識分子羣體中有着深刻的影響。南宋以後，由於朱熹及其門人的推動，儒學進一步深入人心。縣誌記述：“扆（福安別稱）為朱子講學之地，聖賢所過則化，故士多知讀書求道。弦誦之聲不獨朱門也，即白屋繩樞，亦往往不絕。”明朝知縣孟充的《風俗詩》用“醉踏甘棠橋上月，家家燈火夜攻書”描述福安人讀書求道的民風習俗。儒家思想的傳承和浸潤使得“城以內衣冠輩出，外此則陽頭、穆陽、蘇陽、秦溪、廉溪、三塘文物稱是。”隨着儒家思想的廣泛流播，興養立教、耕讀傳家和尊師求道、愛智向真的觀念深入人心，哪怕是在窮鄉僻壤、海角山陬，也可以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

福安建縣伊始，知縣鄭黼就創立縣學講堂；不久（淳佑八年）知縣林子勳將講堂與孔廟同設一處，建為學宮。從此縣學成為傳播儒學的大本營。加上歷代設辦的許多包括書院、私塾、社學、義學等教育機構，公立與私設相結合，共同組成一個龐大的封建教育體系，使“天地君親師”的觀念深入到城鄉的各個階層。

耕讀文化給古代福安帶來了豐厚的回報。從公元706年薛令之進士及第到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1200年間福安士人共有近900人次通過科考獲得各種功名，其中進士94人（唐1人，宋76人，明7人，清10人），約佔全部功名的十分之一。 ^[1] 

福安士人中名賢輩出。其中有清正廉潔的唐代福建省第一位進士薛令之，有“明春秋大義、為天下除奸”的南宋義士鄭虎臣，有不忘故國的南宋愛國詩人謝翱，他們被歷史並稱為“福安三賢”，他們的事蹟永載史志，成為後世士人的榜樣，受到人們的敬仰。

還有南宋朱門弟子陽頭黃幹、楊岙楊復、大留張泳、廉村陳駿，他們的道德文章是古代儒學的圭臬，被譽為“理學正宗”。清光緒十年，翰林院庶吉士、國史館協修、武英殿協修福安知縣張景祁贊曰：“安邑雖僻處一隅，而山川神秀，代生偉人……補闕（薛令之）之貞廉，監押（鄭虎臣）之忠勇，參軍（謝翱）之節烈，信齋（楊復）、墨莊（張泳）之理學，足與日月爭光。”（清光緒《福安縣誌》）

福安士人讀書求道，澹泊守志，富有愛國情懷。每當國家和民族到了緊要關頭，必有忠貞死節之士挺身而出，像趙萬年、陳最、鄭虎臣、謝翱、林九弟、黃釧、劉中藻等就是他們的代表。其中謝翱、黃釧、劉中藻等原本文士，國難當頭，他們也披掛上陣，視死如歸。他們中的許多人身份並不高，但“位卑未敢忘憂國”，對國家和民族忠貞不貳。

儒家文化對福安地域文化的各個方面都有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儒家文化中重視道德教育和品格培養、重視從人心的治理出發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的思想，對維護社會的安定有積極意義。但是與此同時，舊儒學也阻礙了人們科學思維能力的發展，並且積極參與封建子民心態的打造；而三綱五常的絕對倫理觀念，嚴重製約了人文思想的健康成長。據舊縣誌記述，封建專制時代，福安一邑共有一千多名婦女被舊禮教剝奪了年輕的生命，成為“貞孝節烈”的殉葬品。

民國以後，隨着社會的進步，制度性的舊儒學逐漸消亡而精神性的新儒學得以重生。

民國初期各校課程仍有尊孔讀經內容。創始於民國13年（1924）的縣立扆山中學是福安的第一所中等學校，學校在傳播新思想、新知識的同時也是傳承中華道統的重要基地。《福安縣扆山初級中學校歌》充分表達了辦學理念：“吾校皇皇，扆山之央，興養立教悠長。博文約禮，棫樸相匡，樂羣濟濟蹌蹌。春風化雨，桃李芬芳，人才作育多方。行健自強，邦國之光，君子貽澤無疆。”扆山中學於民國22年（1933）改名福安縣立初級中學。民國中期以後福安的新式教育特別是中等教育和職業教育有很大的發展，除了縣立初級中學，還有閩省第一所茶業職業學校（創辦於1934年）、省立初級農業職業學校（創辦於1935年）；全面抗戰後有三都福安聯合中學（始於1938年）、省立福安國民師範學校（創辦於1940年）、省立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始於1944年）等，這許多學校都是當時追求進步、崇尚科學、渴望知識的閩東青年爭相向往的求學勝地，福安也因此成為閩東的教育中心。 ^[1] 

道釋文化

福安民間普遍佛道同信，既拜如來觀音又敬老君玉皇，根據祈求需要，時道時佛，亦道亦佛，佛道相雜，真正意義上的道徒和佛教徒並不很多。

福安民間的每月朔望焚香習俗最能説明問題。焚香敬拜的是中堂兩側上方的神龕，左邊是“天地神祇”，右邊是“歷代宗親”。“天地神祇”榜上常細列各位尊神的名號，有佛教菩薩，有道教諸神，有民間俗神和當境土主，觀音菩薩常居首席。

福安的道教可分為全真道和正一道兩類。全真道道士要履行入道儀式，居住叢林，素食，道裝，獨身；男道士稱乾道，女道士稱坤道或道姑、女冠。對那些拜師學道只為自身修煉，以求長生，並不從事宗教活動的人稱為居士。根據2000年的統計，全市登記在冊的全真道龍門派道徒近500人，其中道士38人（乾道10人，坤道28人），居士約450人（男100人，女350人）。住觀道徒一般都參加勞動，自食其力。正一派道士不出家，平時與常人相同，只有在進行法事時才穿上道服。福安的正一道士分文武兩科，“文科”（烏頭道士）稱為“道師”，主要為死者超度；“武科”（紅頭道士）稱為“巫師”，主要從事齋醮祈雨、設壇驅鬼等，同時也為“殤死鬼”（非正常死亡者）“拔殤”（超度）。 ^[1] 

福安的民間信仰歷史悠久，崇拜對象寬泛而且雜亂，包括自然物、自然力、幻想物和歷史人物、宗族祖先等等。史志上反覆述及福安“習尚鬼巫”，所謂“鬼巫”即民間信仰的神靈。據清光緒《福安縣誌》載，晚清福安一縣供祀民間俗神的宮、祠、廟有128處，假如算上官方主祭的壇、祠、廟和各族姓的宗祠，真可謂“蔚為大觀”。而且事實上還遠遠不止這些。

福安佛教歷史悠久，唐朝中葉（公元8世紀前期）佛教正式傳入福安，迄今已有千餘年。福安佛教為禪宗之臨濟、曹洞二門，亦兼修淨土。福安寺廟和與佛教有關的場所都可以看到“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隨着佛教影響的不斷擴大特別是淨土宗的傳修使佛教進一步世俗化，南宋代以後福安民間逐漸形成了以儒、道、釋為基本內容的社會風俗。明萬曆《福安縣誌》載：“民間事佛惟謹……非讀書家率以浮屠治喪，殯殮日召僧代鼓，治酒延賓，甚至停棺火葬；以修齋建醮，參禮血盤為孝，而祭典幾闕矣。”

天主教

天主教於明崇禎四年（1631）（一説崇禎五年）正式傳入福安。作為相對於中國文化的西方異質文化，天主教從登上閩東大陸之時起，就與傳統文化發生了強烈的碰撞。福安是福建省和閩東天主教的早期中心，並且對中國天主教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發生在天主教內部、曾經影響東西曆史的“中國禮儀之爭”發端於福安，中國天主教第一位神父、主教羅文藻和第一位守貞女陳子東都是福安人，清代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四朝禁教期間被稱為“乾隆朝第一教案”的白主教案發生在福安，福建省第一所培養本土傳教人才的聖十字修院創辦於福安。福安後來又設辦了多所修院和神學院，培養了大批本土宗教人才，因而天主教內有“福安出神父”之説。

天主教在福安的傳播、發展和教會文化建設，教徒知識分子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天主教正式傳入之前，福安已有一批士大夫主要在福州通過耶穌會接受了天主教。這些知識分子有文化、有知識，而且信仰堅定，在宗族中很有影響力。他們配合傳教士建立起以鄉村宗族為中心的教會基點，並且建立起具有天主教特色的宗族文化。白主教案後不久，福安天主教很快又恢復了活動，儘管官府又多次發動清教，終於無法將天主教一舉消滅。乾隆二十四年（1759）福寧知府李拔稱，福安天主教“男女傾心，子衿不免。乾隆十年以來，屢犯大辟，頑頓如故”，足見知識分子在其間所起的作用。

近代以後，天主教弛禁，並且進入加速發展時期，1920年代天主教採取了“中國化”措施，使天主教進一步向縱深發展。1939年，羅馬教廷發佈傳信部訓令，宣佈撤消關於中國禮儀的禁令，消除了長期困擾教徒的良心上的疑懼和不安，使天主教進一步“中國化”；作為禮儀之爭發端的福安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天主教與本土傳統文化由不相適應到基本適應，天主教人口近佔福安總人口的9%（1941年福安縣總人口284273，天主教人口25120，佔8.84%），天主教文化成為福安地域文化的組成部分，成為長溪文化的一個正式成員。1950年統計，天主教在福安設辦有天主堂47處，修院和傳道師範4所，醫療機構3所，全日制小學1所。 ^[6] 

基督教（耶穌教）

清末光緒年間，基督教（耶穌教）傳入福安，相較天主教晚了二百多年。

福安基督教主要是通過傳播西醫和發展新式教育來擴大教會影響和進行傳教活動的，而且許多作為都是開創性的，也正因此基督教在知識階層有着較大的影響力。

光緒三十四年（1908）聖公會差派愛爾蘭3名女傳道士到福安辦教育，並協助牧師傳道。是年福安教會在縣城創辦“育淑婦女學校”，吸收家庭婦女入學，在福安首創開設新式文化和實用技術教育。此後基督教的辦學規模不斷擴大，1914年在城西湖山營建新校舍，1915年改名“陶清女子學校”，1919年陶清女校增設高小班，同時創辦福安第一所幼稚班，開啓福安的幼兒教育。

1927年學校又增設初中班；1929年開始男女學生同招，改名為“陶青小學”。該校課程開設齊全，是一所正規的新式學校，延聘一批當時社會名流和名師執教，培養了大批新式人才，在當時的福安有較大的影響。陶青小學一直延續到1939年，前後達三十多年，基督教影響也因之不斷擴大。

福安最早的西醫和助產士，如朱、丁、陳、張、阮、肖等姓的名醫、名助產士，多出自基督教會設辦的醫衞機構。1946年基督教會還利用戰後國際救濟署分配的部分藥品和醫療器械，創辦福安聖教醫院，是為福安第一所正規的西醫院。聖教醫院客觀上對福安的醫療衞生事業，尤其是西醫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併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福安縣的醫療衞生事業提供了基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