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永祥

現為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政治哲學、政治思想史、黑格爾及馬克思主義哲學，旁及動物倫理學。

從會場下來的錢永祥，聲音帶着綿軟的台灣味道，完全看不出他的血緣是蒙古族人，父親是國民黨軍官。

他出生在兵荒馬亂、改朝換代的年月，在蘭州出生沒幾天，襁褓中的他就被帶離中國大陸。在台灣的眷村，錢永祥度過了童年。初中時父親去世後，他們家搬離眷村。

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台灣是很封閉的社會，思想禁錮很厲害，讀魯迅和三十年代左派作家的書是違法的，會被抓起來坐牢。每天上學都要唱歌頌中華民國、蔣總統的歌，還有反攻中國大陸的歌。重複多了，以至於時隔多年，錢永祥還隨時能唱出來。

1965年，錢永祥進入建國中學讀高中。學校就在舊書攤彙集的牯嶺街旁邊，那裏濃厚的文化氛圍薰陶着錢永祥。他讀到了殷海光的著作，受到很多啓發，對於反抗威權以及個人尊嚴、民主、權利等觀念，開始建立自己的想法，接受了自由主義思想的啓蒙。當時台灣一方面流行存在主義，一方面流行邏輯實徵論，錢永祥受到影響，覺得哲學很了不起。

建國中學是台灣最有名的男子高中，嚴重重理輕文，一個年級24個班中理工班佔了19個。好在錢永祥的母親開通而寬容，支持錢永祥按自己的興趣發展，於是，他選擇了台灣大學哲學系。

1968年，錢永祥進入台大哲學系。台大哲學系當時聚集了一批年輕老師，只比學生大十來歲，熱情昂揚，問學積極，跟學生互動很多，使得整個哲學系有一種健康明亮的求知、求真、求自由的精神風貌。在這種氛圍中，血氣方剛的錢永祥很快成為校園裏的學生運動領袖，貼大字報、開座談會、組織讀書會，在著名的保釣運動中積極參與。

這種青春激情在大學即將畢業時遭受了一次嚴重打擊。因為被查出私藏有馬恩列斯包括毛澤東的著作，包括錢永祥在內的師生數人分別被捕。私藏禁書已經夠得上“為匪宣傳罪”，要是擱在1950年代，直接就給拖出去斃掉了。即使在1970年代，按“戒嚴”法律也是要判3到7年有期徒刑的。當然當局只是要嚇唬嚇唬學生，何況這件事在海內外引起很大影響，引起普遍的抗議。錢永祥在“警備總部”關了一週便被放了出來，但還是“嚇得半死”。而且當時的檔案材料在他日後辦理出國留學、甚至於後來求職時一路帶來了很大的麻煩，但他終於還是於1975年，爭取到了英國利茲大學的留學機會。

在英倫島國上度過的7年，奠定了錢永祥學術方向和風格的基礎。他説自己受英美分析哲學的影響，在學術上喜歡做嚴謹的分析論證，而沒有能力和興趣去做“宏大”的後設敍事，對海德格爾等等思想家雖然也有研讀的興趣，但不太可能做那種風格的寫作。

另一方面，在思想傾向上，錢永祥也開始進行調整。到英國之後，他開始努力研讀在台灣讀不到的馬克思主義經典。那時，西方的學生運動熱潮已經過去了，但在英國的高校裏，新左派的影響還是很大。另外，英國給錢永祥留下最深印象的，除了民主制度的運作，還有就是強大工人組織的運作，他見識到了弱勢人羣如何用一種更進步和理性的方式進行對抗和維權。

“對於內地很多人來説，‘9·13’事件是幻滅和覺醒的開始。對我來説，‘四人幫’的被捕才迫使我去認真理解中國革命的複雜與曲折。”之前，他對中國內地的瞭解只能從媒體上來，在他的想象中，中國從1966年以來，一直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新文明，追求某種新的普世理想，他也知道中國大陸的某些事件，比如林彪事件，但並不知道這些事件的涵義，但突然之間，一切都告反轉，他完全無法理解發生了什麼。

多年後，錢永祥説，這些事使他認識到，一個社會里，信息的開放和流通有多麼重要。信息少，人的成長就會受到限制，人不可能在思想上走向成熟。中國現在是這麼大、這麼重要的一個國家，國民需要豐富的信息，知道得越多，國民就越成熟，越有判斷力，也才能建設一個健全的社會與負責任的強國。

1982年，錢永祥從英國回到台灣，供職於中央研究院。主要從事政治哲學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做動物倫理學研究，並翻譯了《動物解放》，參與救助流浪動物的團體，一如既往地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早在1988年，錢永祥深感台灣讀書界需要西方經典文章的翻譯，而單篇的文章不容易找到合適的方式面世，他便創辦了《思想》刊物，專門刊登翻譯文章。可惜受限於國際版權公約，一篇篇文章地獲取版權是難以完成的工作量，台灣的譯者也不夠，《思想》只辦了一期便停了。2006年《思想》恢復，現在以華人創作文章為主，一年出版三到四期。錢永祥的理想是，團結華人世界（包括內地和台灣、香港、澳門，以及東南亞和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以大家共享的中文為媒介，辦一份嚴肅的思想性刊物，既不耽溺於學報的空疏自滿，也不墮入新聞類刊物的浮光掠影，以學人的知識為資源，展開公共議題的討論。

説到底，年過中年、温文爾雅的錢永祥，還跟當年那個在台大哲學系激情昂揚的青年學子一樣，仍然是理想主義者。

普世價值和民族主義的關係，既是錢永祥持續關心的問題，也是他的次第體驗過的思想。

關於民族主義，錢永祥認為應該從三個角度去理解。首先，第三世界國家或弱小民族通過民族主義來反抗殖民統治，進行自我保護，從而形成自己的身份，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是民族主義特別有價值的部分。當年錢永祥參與保釣運動，就是這個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者。當年，美國和日本覺得可以撇開中國決定釣魚島的歸屬，這是不可接受的霸權行為。他説，今年台灣要舉辦保釣四十週年紀念活動，他會參加。

民族主義的第二個意思，是在一個民族的內部強調一種最高的、統一的身份，強調一種單一的價值認同。價值的一元化是民族主義很可能產生的結果，因為它強調共同的記憶、共同的文化價值、共同的歷史傳統、對未來共同的期許。事實上，同一個國家內部，完全可能有不同的價值、目標和理想，而民族主義會對這種多元形成壓迫效果，造成公共生活的窒息。

第三，當一個國家強大起來後，有時會因為民族主義而太過於肯定自我，忽視周邊其他國家的感受，並參與世界爭霸，從而對周圍國家帶來壓力。現在中國正在崛起，經濟和軍事力量都在發展，已經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這時候再用民族主義的心態去面對世界的時候，就要非常小心。他認為，不能總把百年來的民族恥辱放在心裏，那樣的“悲情”並不利於中國人在未來世界中的定位。

他説，大國崛起有兩種。一種是英國、法國、美國以及蘇聯的崛起，其背後有新理念，代表着人類對於未來的期望。無論是英國的“法治、自由”，美國的“人權、民主”，還是蘇聯“建設沒有階級壓迫的社會”，包括法國的“自由、平等、博愛”，這些理念和價值雖然是在歷史上由特定的國家提出來的，但並不是只適用於這些國家，而是代表了人類世界的理想。

與此對比，二戰前日本和德國的崛起，卻是一種對抗性的崛起。結果不但沒有變成世界普遍仰望的典範，反而給自己與其他國家帶來了災難。

一種價值在世界上某個特定的地方產生，到它流傳到全世界、成為大家認可的過程中（這一過程往往需要一兩百年的時間），它的內容會有很大的改變。比方説，17世紀英國提出“參政權”時，全國只有很少數人才真的享有參政權，經過19世紀三次改革法案，一點點解除了財產、職業、身份、性別的限制（英國女人直到1929年才獲得投票權）。美國的開國制憲領袖提出“人人生而平等”並寫入《獨立宣言》和憲法，可是當時的印第安人只算五分之三個人，女人與黑人根本就不算，經過南北戰爭，經過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平等才真正跨越了膚色和性別的限制。

錢永祥樂觀地認為，中國文化或許會有更廣泛的世界影響。我們辦孔子學院，説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就要有東西拿出來説服別人。所以今天的中國人有責任，看我們能不能將中國的傳統思想提煉出來，變成一種能感動全世界、讓別的國家能夠嚮往的價值。如果我們真的建立了儒家理想中的君子國，社會真的呈現出了平等、和諧，中國文化對別人就會有吸引力，那才證明我們所主張的價值具有普世意義。能不能做到這一點，是對中國文明最大的考驗。

錢永祥本人不做中國哲學，但他期待中國文化能為未來的世界貢獻某種普世價值。“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是現存文明中歷史最長的，總得有點東西給別人嘛。”他説。

錢永祥近來的一個研究領域，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一般將這兩者看得涇渭分明，是兩個敵對陣營的分野，但他認為這不過是歷史的偶然性所致，事實上，兩者是從同一個根基上發展出來的。

它們都來源於啓蒙運動。馬克思將自由主義的自由、公民權等都視為當然，他關心的是這些權利如何從理想變成現實，而無需再討論和論證這些權利本身的合法性。馬克思是站在自由主義的基礎上構想一個沒有階級壓迫的社會，追求社會主義的理想。

基於這種“本是同根生”的理論，錢永祥會避免給自己貼“自由主義者”或者“左派”的標籤。他認同自由主義的根本價值：讓個人有機會與條件自行判斷和選擇什麼是好的生活，並且有機會與條件追求那樣的生活。但是，自由主義僅僅強調這個根本價值還不夠，還要仰仗社會制度來實現這項價值，所以要有言論自由、參政權、以及其他基本權利，還要有生存、温飽、健康、教育、工作等社會權。這些權利的實現，無不需要社會制度來保障和幫助。

所以，錢永祥推崇自由主義價值，但同時也重視社會公平問題。當他看到中國內地貧困地區校舍破敗、師資缺乏、孩子艱苦的情形，他總是很難受。他也強調沒有任何理由因為出生地、居住地不同而給公民不同的待遇和權利。錢永祥表示，他很關注前不久北京出台的外地人納税五年才能買房的新政，他説，政府希望穩定和降低房價可以理解，但針對特定人羣制定限制政策，是違背公平、平等等基本的現代政治原則的。

錢永祥自稱感情上跟國民黨很疏離，對其沒什麼好感。但是他認為，國民黨在台灣國民教育、公共衞生、經濟發展三個方面做得還是不錯的。錢永祥小時候是6年普及教育，後來變成9年，台灣當局為此花了很多錢。台灣後來的農業工商業之所以能發展，是因為有一批受過基本教育的國民，各行各業都從來沒有缺乏過基本的人才，農民起碼是中學畢業，有能力面對市場與技術更新，做精緻的農業產業。台灣還建成了公共衞生體制，在建設衞生所、疫苗接種、婦女保健等方面，政府投入很多。現在台灣全民健保，台灣人無論身份、籍貫、地位，一般都不會為生病而發愁、發怵。錢永祥的母親八十多歲了，每月去醫院，自己不用花太多錢。一個社會有了基本保障，人們才能有安全感。錢永祥特別説，醫療和教育這兩件事絕對不能市場化，因為這兩件事涉及基本的人權。

最後，錢永祥談到動物倫理的問題，笑着傳播“左派養貓，右派養狗”一類的不經之論。他並不提倡“動物權利”這樣激進的倫理主張，也不認為人類可能停止吃肉，但他提出“量化素食主義”，希望人類不要耽溺於肉食，避免對動物大規模的屠宰與虐待。人類應該對動物、對其他的生命，有基本的感情，有能力去感應它們的感受。要知道，人的感情會受到社會的訓練和影響，如果人類對悲慘的現象學會了麻木，對乞丐、對底層人扭頭就過去，毫無感覺和悲憫，將他們排除到視野和感受之外。這樣的社會多可怕呀！

談起他自己養的貓，他充滿感情。“去年12月28日，我家的最後一隻貓離世，他活了22歲，算是比較長壽。不過，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多時間內，腿腳不太好，行動也不方便，為了照顧他的生活，我和妻子常常睡不好覺。他臨走的幾個小時，很痛苦，我們也很難受。”錢永祥説自己“不敢”再養貓了，因為養貓意味着很多很多的責任。無論如何，他珍視養貓的經歷，他將其稱為“一段道德啓蒙的經驗”。

説到底，他求學、治學的動因是很簡單的，他只是希望這個世界變得更加人道、美好一些：不僅人類，還有每一隻貓、每一種生物，都能過上他們自己嚮往的生活。 ^[1] 

著有《在縱慾與虛無之上》等，譯有《學術與政治》、《動物解放》等。他還是一位動物保護者 ^[2]  。

錢永祥。2000，〈現代性業已耗盡了批判意義嗎？汪暉論現代性讀後有感〉，《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7期，pp. 75-90。

錢永祥。1996，〈人民與民：如何理解民主制度裏的人民〉，“跨世紀台灣民主發展問題”學術研討會論文，1996年7月7日至8日。

錢永祥。1997，〈霍布斯是自由主義者嗎？〉，“南台灣哲學研究一九九七學術研討會”論文，1997年9月12至14日。

錢永祥。1998，〈自由主義的政治性格：殷海光與羅爾斯的對照〉，湖北大學“海峽兩岸殷海光學術研討會”論文，1998年6月18至20日。

Sechin Yeong-Shyang Chien & Sung-Chiao Shen, 1999,"Delimiting China: Discourses of 'Guomin' (國民)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ty in Late Qing." present at Conference on "Nationalism: The East Asia Experience",ISSP, Academia Sinica, May 25-27, 1999.

錢永祥。1999，〈自由主義為什麼關切平等：當代的一個看法〉，香港大學“邁向21世紀的中國法律及政治理論會議”論文，1999年8月23至25日。

Sechin Y.-S. Chien, 2001,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Concept of the People in Political Discours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2001 Beijing，April 26-29, 2001, CASS, Beijing.(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主辦)。

錢永祥。1999.1，〈霍布斯的懷疑論與政治理論〉，錢永祥、戴華主編，國科會82-85學年度哲學學門專題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哲學論文集》，台灣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pp.163-185。

錢永祥，2001，〈自由主義為什麼關切平等：當代的一個看法〉，陳祖為、梁文韜編，《政治理論在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169-187。

錢永祥。1999.4，〈我總是活在表層上〉(書評)，北京《讀書》雜誌(總第241期)。

錢永祥。1999.11，〈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兩種政治價值的反思〉，時報文教基金會“邁向公與義的社會”研討會主題報告，1999年11月20日。

錢永祥。2000，〈權力與權利的辯證：《聯邦論》導讀〉，《聯邦論》，台北：貓頭鷹出版社，頁iv-xiii。

錢永祥，2001，《縱慾與虛無之上：現代情境裏的政治倫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個人論文集）

錢永祥，2001，〈青春歌聲裏的低調〉，跋鄭鴻生，《青春之歌：回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