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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鼓製造及其花紋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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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鼓製造及其花紋的探討》,是中國銅鼓研究先驅黃現璠教授的一篇遺作,發表在《學術論壇》1985年第9期 《光明日報》。作者於文中對銅鼓製造及其花紋進行了探討。
中文名
銅鼓製造及其花紋的探討
作    者
黃現璠
刊    期
第九期
日    期
1985年 、2004年7月
刊    名
《光明日報》、《古書解讀初探——黃現璠學術論文選》
分    類
考古

銅鼓製造及其花紋的探討簡介

《銅鼓製造及其花紋的探討》,是中國銅鼓研究先驅黃現璠教授的一篇遺作,發表在《學術論壇》1985年第9期 《光明日報》。後於2004年7月收錄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古書解讀初探——黃現璠學術論文選》。作者於文中對銅鼓製造及其花紋進行了探討。原論文題名為《銅鼓製造及其花紋之探索——廣西壯族人民製造銅鼓》,發表時改為《銅鼓製造及其花紋的探討》。

銅鼓製造及其花紋的探討成文背景 

銅鼓鑄造的年代,過去便有不同的説法。。根據考古資料看,我國早在夏代,就已經掌握了紅銅的冶煉鑄造,商代中期以後,進入高度發展的青銅文化時代。1955年廣西貴縣曾出土西漢晚期的銅鼓,鼓面的花紋,兼有少數民族和漢族風格的特點,所以它並不是最一早的銅鼓。漢代馬援徵交趾,擄得駱越銅鼓,鼓向的花紋已很精美,銅鼓的鑄造術一也非常精湛。可見所説銅鼓始創於漢代是不當的。因為銅鼓初鑄伊始,斷不可能有如此精美之作,必須有一個過程。
又自西漢武帝平西南夷算起,歷代對西南少數民族l用兵,擄獲不少銅鼓,都具有少數民族的花紋風格,足見在那時,西南地區銅鼓早已盛行。鑄造質量可與商周青銅器媲美。所以,銅鼓鑄造,在時間上應從漢代上推到春秋戰國,或更早的周朝,才能合理解釋花紋與鑄造年代的矛盾。

銅鼓製造及其花紋的探討內容摘介

銅鼓的花紋,究竟又反映什麼呢?
(一)反映對自然現象的崇拜、壯族人民從事農業生產中,對於陰陽雨零的變化,知道與太陽有密切關係,但不瞭解這種自然現象的發生原因,產生了“萬物有靈”的觀念。對太陽及為崇拜,壯族民間傳説中還有“太陽與月亮的傳説”解放前有的壯鄉還掛着”日月牌“。故鼓面正中必畫以太陽,反映了農業生產必需陽光,
(二)反映對雨水的渴望。銅鼓上的連續迴旋形構造,方形的叫雷紋,圓形的叫雲紋,這是壯族先民在農業耕種中對求雨的反映。它早已出現在新石器時代出土的陶器上,甲骨文中可看出它的演變,商周時代把它加以發展,裝飾在銅器上,銅鼓用它作花紋圖案,反映了壯族先民一向從事農業生產,其中雷紋影響最大,為求雨多建雷廟,解放前南寧亭子立有雷廟,古時壯人還有定六月二十四日為雷公誕的。
(三)作為圖騰崇拜的反映,鼓而飾有四至八隻蛙,有的大蛙負小蛙,有的大蛙中還有數只小蛙。這是古人對蛙的崇拜因“蛙鳴即銅鼓(鼓)精”“鼓聲宏者為上”,龜蛙能知天時,故視為神物。銅鼓為壯族先民的重器,鼓面飾蛙就是圖騰崇拜的象徵。東蘭縣解放前每年還有舉行“埋蛙婆”的盛典之俗。至於翔鷺紋、十二生肖、錢紋等,都與農業生產有密切關係的自然現象和生物有關。
(四)反映了壯族人民的歷史傳説。如竹節紋,《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説:“有竹王者,興於遁水,有一女子洗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狄《水經注》作“遂雄夷淮”,氏以竹為姓。”銅鼓面上刻有竹節紋,是很自然的事。在古代僚人和近代低佬族中,還保存竹王的傳説和崇拜。
(五)反映壯族先民的生活和環境。《舊唐書·地理志》説:“琶州……宣化,州所治…...驩水在縣北,本胖柯河,俗呼鬱狀江,即駱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駱越地也。”按温水即南盤江。南盤江與紅水河相接,因此,温水就是胖柯河,唐代叫駱越水。划船紋跟淮族住於蹼水有關。其他如水波紋,亦跟淮水有聯繫。
近年來越南也有一些銅鼓出土,鼓紋以划船紋為特點,於是,越南人便有所謂“東山文化之説”。實際上划船紋的創造不是越南人,倒是壯族先民濮人。因為花紋是文化體系之一種表現。原是越南人吸收我國文化的反映,現在倒被説成為越南文化,這是毫無道理的。古書所説的“駱越”,只是百越民族之一支,並非全部百越民族,製造銅鼓的是百越民族,不能説是越南人鑄造,才傳人中國。而駱越也並不只限於越南交趾之地,實際上範圍更為廣泛。漢賈捐之稱海南島土人為“駱越”。中國《漢書·地理志》説,由交趾至會稽(浙江省屬地)俱謂之越。書中並具體列出:“今之蒼梧、玉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同越)分也。其君禹後。”可知現廣東雷州半島、海南島,廣西梧州一帶均屬駱越範圍。所以,不能因鼓面有船形紋,就説是越南人所獨有。特別指出的是,現在越南博物館所存的銅鼓,不足百具,鼓面最寬的不及一米,越南全國出土銅鼓數,不及我國一個區(廣西)出土的一半。那麼,壯族先民是銅鼓的創鑄者,不是一目瞭然嗎?

銅鼓製造及其花紋的探討獨到見解

那麼,銅鼓又是誰最先鑄造的呢?
我認為是壯族先民。理由如下:
(一)銅鼓生產在四川宜賓到長寧以南地區。上述居住着這個地區的民族,據史書説是僰人。按壯族名稱的演變,僰字讀輕唇音為白,古時無輕唇音,只有重唇音,讀濮。據研究,濮即越人。人們多叫其為百濮,百越。唐朝前以俚獠著稱。宋代才開始以壯族為名,壯原由獞字而來,桂西壯族自治區成立才改為僮字,一般都讀童音,並不是本音,後來在周總理關懷下,從字音字義考慮,才改用“壯”,, ,可見壯族是古代西南少數民族的主幹,也是今天廣西壯族的主流,因此,可以斷言,古代最先鑄造銅鼓的,不可能是別的民族,而是壯族先民。
(二)我們翻閲史書也得到不少證明。
1.如《魏書》卷三百六十九的《獠傳》説俚獠制銅鼓。文中明白地説:“(獠)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銅?。”《魏書》是北齊魏收所著,是中國正史之一,這是壯族人民製造銅鼓見於正史的記載。
2,晉人裴淵《廣州記》説:“俚獠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後漢書·馬援傳》)晉人劉欣期《交州記》也説:“出大吳公皮以冠鼓。”(《後漢書·郡國五》注)明人鄺露《赤雅》説:“峒中酋長生子者,鑄銅為鼓。”峒為未立郡縣前的地方基層組織。峒中酋長指壯族酋長,生子鑄銅鼓,可見壯族先民是銅鼓的製造者。
3.壯族祖先已廣泛聚居在廣西南部沿海一帶,如《太平御覽》卷七百八十五引萬震《南州異物志》説:“廣州南有賊日俚,此賊在廣州之南、蒼梧、鬱林、合浦、寧浦、高涼五郡中央,地方數千裏,往往別村,各有長帥,無君主恃,在山險,不用王,”俚就是鄉里之人,土人,本地人,指的是壯族人。《舊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志》第四也説:“合浦、漢縣屬合浦郡,秦之象郡地,吳改為珠官,宋分置臨漳郡及越州。領郡三,治於此,時西江都護陳伯紹為刺史,始立州鎮,鑿山為城,以威侄撩。”《隋書·地理志》載:“自嶺以南二十餘郡……並鑄銅為大鼓……有鼓者,號為都老,羣情推服。”可見這些地區,人民尊稱他們的首領為“都老”都老是據有銅鼓或製造銅鼓的尊稱,《賓州志》説,在氏族社會末期,氏族酉長由選舉產生,前酋長臨終時先將他作為權勢象徵的銅鼓暗埋地下,遺囑誰有本領能找到,誰就可繼任酋長。到底找到的人很少,今天西南出土銅鼓很多,恐怕與這種暗理不無關係。
4.古代壯族氏族酋長,由人民公僕變作人民主宰,正如上述嘗以銅鼓為權力表徵,《南史·歐陽頠傳》載:“飲南征夷獠,擒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頠預其功,還為直閣將軍。”可見古代封建王朝對少數民族戰爭,擄得銅鼓後,表示勝利。少數民族失去銅鼓,表明失去統治權。廣西其他少數民族沒有這種風俗,足以證明銅鼓是壯族最先鑄造。

銅鼓製造及其花紋的探討作者略歷

黃現璠(1899-1982)
壯族人類學的創始人,壯學宗師。原名甘錦英,壯 族,祖籍廣西扶綏縣。1926年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在學九年,後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 學研究院。歸國後,歷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國立桂林師範學院、廣西師範學院等校 史學教授,為我國壯族第一位大學教授。曾兼任廣西大學訓導長、中文系主任、圖書館 館長等職,相繼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第一屆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理事、第一屆中國民族學學會顧問、百越民族史研究會副會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先後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務 院任命為廣西省桂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委員、廣西省人民委員會委員。1999年 11月“黃現璠教授誕辰一百年紀念座談會”在廣西師範大學隆重舉行,會後廣西師大編 印《黃現璠教授誕辰百年紀念文集》一冊和出版了《古書解讀初探——黃現璠學術論文 選》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