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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坂參三

鎖定
野坂參三(のさか さんぞう,1892年3月30日—1993年11月14日),又名岡野進,日本共產黨領導人。生於日本山口縣一個商人家庭。1917年畢業於慶應大學。學生時代就參加工人運動。1921年參加日本勞動總同盟並任該組織書記。1922年參加日本共產黨,歷任日共黨綱起草委員會委員、中央監察委員、中央執行委員。1923年和1928年曾兩次被捕入獄。1931年當選為日共中央委員。1931-1940年代表日共參加共產國際工作。1935年起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1940年根據共產國際的決定化名岡野進到中國延安,組織反戰同盟,從事對日本軍隊的反戰和平宣傳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6年1月回國。1946、1947年兩次當選為日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50年被迫轉入地下鬥爭。1955年7月當選日共中央委員和書記處第一書記。1958年8月起任中央委員會主席。此外,積極從事議會活動,1946年當選為眾議員,1956年以來多次當選為參議員。 [6] 
中文名
野坂參三
外文名
のさか さんぞう
別    名
林哲
岡野進
國    籍
日本
出生地
日本山口縣
出生日期
1892年3月30日
逝世日期
1993年11月14日

野坂參三人物生平

野坂參三,1892年3月30日出生於日本山口縣一個商人家庭。1912年進慶應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1913年參加日本勞動總同盟的前身“友愛會”。1917年大學畢業後任“友愛會”書記,開始專門從事工人運動,擔任該會機關報《勞動產業報》的編輯工作。
1919年赴英國,曾在倫敦經濟學院任教。1920年8月,參加英國共產黨。1921年5月,因在工人中進行革命宣傳活動而被英國當局驅逐出境。1922年回國後任日本勞動總同盟書記,參加創立日本共產黨,成為日共的領導人之一。1923年被捕,在獄中關押了8個月。1924年擔任工會黨組織的領導工作,同時創辦日本共產黨的合法機關“產業勞動調查所”,用科學社會主義作指導,分析日本的政治、經濟狀況,介紹國際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1925年當選為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1928年“3.15”事件時再次被捕。1930年因病假釋出獄。
1931年3月,被秘密派往莫斯科擔任日共代表在共產國際工作。1932年7月,參與起草日共《三二年綱領》。1934年和1936年兩度到美國,在美國共產黨和旅美日本人共產主義者的幫助下,秘密出版發行《國際通訊》等宣傳刊物,運回日本,促進國內革命運動的發展。
1935年12月,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會後把大會的決議和精神帶到日本運動中,努力使人民戰線政策和日本的形勢結合起來,給在艱苦環境中堅持鬥爭的日共活動家以很大影響。
1936年2月和山本懸藏聯名發表《致日本共產主義者的信》,提出日本共產黨最緊迫的任務是建立統一全體勞動人民和所有民主力量的人民戰線,反對法西斯軍部及其戰爭和反動的政策,對在日本國內建立人民陣線的工作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1940年初離開共產國際,計劃取道中國回日本,爭取重建被破壞的日本共產黨,並建立反對戰爭和軍部的統一戰線。在難以成功的情況下滯留延安,幫助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做對日本軍隊的反戰宣傳和對日本戰俘的教育工作。同年5月,建立“日本人反戰同盟”。
1941年5月,在延安創建“日本工農學校”。1942年6月,團結“反戰同盟”中同情共產主義的積極分子,建立了“在華日本人共產主義者同盟”。1942年8月,領導統一了“覺醒聯盟”、“反戰同盟”,建立“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做出了積極貢獻。
1945年,列席中共七大,並在會上發言,從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全面闡述了日本共產主義者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失敗後建立民主日本的政策。1946年1月回到日本。同年2月在日共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同年當選為日本眾議院議員,任日共國會議員團團長。
1947年12月在日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仍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1950年1月,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公開批評野坂參三在日共五大時提出的“被佔領下的和平革命”論,他作了自我批評。同年6月,美國佔領軍對日共“肅整”,即轉入地下鬥爭。
1955年7月,在分裂後兩派聯合召開的日共第六次全國協議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1956年後,多次當選為參議員。1958年7月在日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此後至日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前連續當選為歷屆日共中央委員會主席。1982年7月,在日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著作收集在《野坂參三選集》中。 [1] 
1992年,因其30年代在蘇聯“出賣過同志”,而被日共“除名”。1993年11月14日,野坂參三在東京醫院去世,終年101歲。 [2] 

野坂參三人物事蹟

任教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建立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
野坂參三是日本共產黨創始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在共產國際東方支部工作期間認識了中共代表任弼時康生等人。1940年2月,在莫斯科治療的周恩來決定回國,而早想回日本參加鬥爭的野坂參三獲此消息後,有意與周恩來同行,由中國再轉道潛回日本。這個想法得到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同意。
1940年3月25日,野坂參三與周恩來、鄧穎超等人一同到達延安,但由於國民黨和日軍對根據地的包圍,他根本無法返回日本,在這種情況下,野坂只好從長計議,做好長留延安的準備。當時,隨着抗日戰爭的進一步發展,八路軍俘獲的日軍戰俘也越來越多,如何安置這些戰俘,也變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面對這種情況,野坂參三進行了深入的調研。1940年10月,野坂參三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一所專門學校,教育和改造日軍戰俘。這一建議與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澤東親自將這所學校定名為“日本工農學校”,野坂參三擔任這所學校的校長。這所學校從1941年5月15日正式開學到抗戰結束,共培養、改造學員三百餘人。 [3] 
野坂參三住在王家坪,離校較遠,但他一直風雨無阻,堅持來學校處理校務,給學員們上課,參加學員們的討論會。學校每隔一段時間,還要舉行由全體師生參與的各類討論會,甚至從前線歸來的日人反戰組織成員也來討論。通過自學、自講,達到自悟、自省。野坂參三曾回憶説:“最大的窯洞被當作教室。教室內部的牆壁上塗上了白粉,因此顯得很明亮。狹長的桌子和長板凳有十排左右。在我到來之前,學生們都在懷着好奇心等待着,不知道來的是怎樣一位校長。我進入教室的時候,他們看到我時的表情是複雜的。要知道,他們除了覺得自己是俘虜以外,關於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不但什麼都不知道,而且還抱着偏見和憎惡的心理,同時他們對於自己的未來也是感到不安的。”“但是在我講話當中,他們的表情漸漸地變得緩和了,裏面還有人開始熱心地傾聽起來。”“從此就逐漸地開始了一項艱鉅的工作:把軍國主義分子改造成為一個和平與民主的革命家。”野坂參三的教育對學員的轉變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學員大山光義回憶説:“到延安之後,經常聽野坂先生講課,他把日本發生的具體事實同馬列主義的理論巧妙地結合起來,講得深入淺出,十分有趣。在這過程中我的思想和立場逐漸起了變化,我決心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在抗戰的艱苦歲月裏,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一起建立的戰鬥情誼,仍然是今天培養兩國人民友好關係的土壤,也為今天的中日關係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1942年6月,在中共中央的指導下,野坂參三選拔反戰同盟中先進分子,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成立了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和“日共盟”的成立,在無產階級鬥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它不僅鼓舞了中國軍民抗戰必勝的信心,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高超的鬥爭藝術,在另一條戰線上對日本帝國主義打響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在這過程中,野坂參三功不可沒,並且通過此與毛澤東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為以後工作的開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4] 
依靠延安時期的調查經驗,將毛澤東的理論結合日本實際加以闡述,發展日本共產黨
此前,野坂參三在延安期間對日本的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等情況進行了大量的調查,並在這個過程中與中共高層領導建立起了良好的關係。1943年3月15日,毛澤東致信野坂參三,稱:“我對日本革命史不甚清楚,但非常想了解。而且,對於中國黨的幹部和黨員們,也有必要教他們一些日本革命的史實。所以,我建議你多寫一點日本革命的史料,在《解放日報》上發表。希望你能考慮一下。”1943年5月下旬,毛澤東等邀野坂參三在一起,談共產國際剛解散一事的意義。毛澤東建議他結束隱蔽生活,因為進行公開的活動,在政治上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於是,他換成在蘇聯用過的化名“岡野進”。由於以往活動是秘密的,有必要發表一個他到達延安的消息。
1943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了題為《日共中央代表岡野進同志抵達延安、延安各界籌備歡迎大會》的消息,並在這個消息後介紹了岡野進的簡歷。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野坂參三作為唯一的兄弟黨代表參加了七大,並在大會上作了《建設民主的日本》的書面發言。野坂參三寫好發言稿後覺得還不太放心,請毛澤東指正。毛澤東對野坂參三文章中所説的由人民投票廢除天皇制提出了修改意見。“‘儘速由一般人民’,‘儘速’二字似可去掉。這個投票問題,那時究竟以速為有利,或者以緩為有利,要看情況才能決定。依我估計,日本人民不要天皇,恐怕不是短期所能做到的。”毛澤東建議野坂參三把“儘快”二字去掉。從那以後,60多年來的歷史發展證明,毛澤東的預見是完全正確的。日本的天皇制,至今也沒有廢除。
抗日戰爭勝利後,野坂參三於1946年1月12日返抵東京。野坂參三將毛澤東的理論結合日本實際加以闡述,在民眾歡迎集會上講。“日共必須做到成為人民愛戴的黨,為人民服務的黨。”這句話成了日本朝野一時爭相傳述的話題。
野坂參三1955年當選日共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1958年在日共七大上當選為日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直到1982年。1962年3月底,毛澤東電賀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參三70壽辰。電報中特別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野坂參三在延安的活動給予高度評價,稱讚他當時的著作“教育了日本人民,也幫助了戰鬥的中國人民”。 [4] 

野坂參三人物作品

野坂參三:《我所聽到的天皇的廣播——回憶當時的延安》,趙玉明、艾紅紅主編:《中國抗戰廣播史料選編》,北京: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2017年版。 [7] 
野坂參三著、韓鳳琴譯:《去延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41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 [8] 
參考資料
  • 1.    何承艱,王德樹等主編,馬克思主義人物辭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9.02,第550-551頁
  • 2.    《野坂參三去世》,《人民日報》1993年11月15日,第6版
  • 3.    中共與日共:曾經的“兄弟”為何一度關係不睦  .澎湃新聞[引用日期2023-04-03]
  • 4.    何立波:《野坂參三在延安》,《中國紀檢監察報》2015年11月20日,第6版
  • 5.    中共黨史研究︱美軍觀察組延安報告中的日本工農學校  .澎湃新聞[引用日期2023-04-03]
  • 6.    康紹邦,胡爾湖主編,新編社會主義辭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04,第306頁
  • 7.    野坂參三:《我所聽到的天皇的廣播——回憶當時的延安》,趙玉明、艾紅紅主編:《中國抗戰廣播史料選編》,北京: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2017年版,第330-332頁
  • 8.    野坂參三著、韓鳳琴譯:《去延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41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2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