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光策

鄭光策少時家貧，無力就外傅，“與同懷弟雲軒孝廉自相師友。”稍長，跟隨其父鄭存敦參加學術團體“讀書社”，社中文友以學問互相切磋，不同學術見解相互碰撞，自由論辯。光策是社中年齡最小的一員，可謂“髫齡老成”。

乾隆四十四年（1779），鄭光策考中舉人，名列第二，遂受朱珪賞識，得入其門；次年，登進士第，然不獲“館選”。“歸班候選”期間，仍入書舍，下帷苦讀。鄉人聞訊，“鹹喜謂仕進有日矣。”其妻知光策平素清謹，建議説：“君家貧不得不為祿仕，何不勉投劾，姑就教職，尚得讀且養也。”

乾隆四十九年（1784），皇帝南巡杭州，鄭光策奉命赴杭州行在獻賦。皇帝下旨，令光策與浙江紳士合試於敷文書院。監試者為乾隆寵臣、時任户部侍郎兼軍機大臣和珅。和珅自視甚高，不可一世，竟“於御座下腳幾坐收試卷”，納卷者必屈膝。光策不能屈事和珅，他側目視之，憤形於色，乃約閩士林喬蔭等人長揖而退，灑然返里。和珅心中銜恨，遂束閩卷於旁，不予審閲。浙江士人見狀，皆竊笑光策不通世故。

回鄉後，鄭光策益發肆力於學問，尤喜經世致用之書，自《資治通鑑》《文獻通考》外，其餘如陸贄、李綱、真德秀、王陽明、呂坤、馮夢龍、顧炎武、魏禧、陸世儀等人著作，靡不涉覽貫通。吏部“選期”將近時，光策卻頗不願出仕，表示：“如敦迫不已，寧就教職。”

乾隆五十二年（1787），大臣福康安奉命前往台灣鎮壓林爽文起義，途經泉州時，召見在泉郡任教的鄭光策。鄭光策知悉，前往拜見於公邸，條陳策略，均被採用。翌年正月，巡撫徐嗣曾前往台灣籌辦善後事宜，光策又進言獻策，提出改革台灣吏治的辦法，得徐肯定。當時，福、徐二人並邀光策渡海入台，而光策以母老年高推辭。後絕意仕進，“日以授徒養母為事”。鄭光策性至孝，母病時，祈禱神祇，自願“年止五十，悉以餘年歸母”。

當時，福清縣溺女之風盛行，歷任主政官員見此均痛心疾首，然因沒有找到癥結所在，雖屢出嚴禁告示，皆被視之空文。鄭氏主講福清書院時，為之出謀劃策，設法禁止這種不良風俗。

嘉慶二年（1797）九月，鄭光策受福建巡撫汪志伊禮聘，主鰲峯書院講席。他主張改變“所用者非所習，所習者非所用”的積習，將“經邦濟世”之學，視為教育的根本宗旨與治學方向，而其具體應對措施，則從師、生兩方面着眼。

當時士人不是空談性理，就是埋首典籍，不問世事。學界思想空虛，“氣習污下，奔競卑鄙”，鰲峯書院學生也多有迎風趨附者。鄭光策對此十分不滿，認為：“觀古之有志於用世者，其成大功、建大名，不獨學問過人，其艱忍強毅之氣，亦必十倍於庸眾。”故他“誨人宗旨以立志為主”，認為“志定而後教有所施”。為師者應“如周程張朱之流，務守正道，而以教化為己任”，這樣才能使弟子真正樹立“尊師重道”之心。

在書院中，他致力經史教學，以求明禮達用，認為：“國家建立書院，所以輔學校而成教化。學校為考課之地，而書院則為朝夕講肄，豫儲其學之所。”因他“勤於訓迪，嚴而有法”，於是“多士亦知勵行讀書”，故士習丕變，人才奮興。汪志伊與後撫李殿圖，皆一致肯定其教學成就，認為“不減蔡文勤（世遠）風矩”。

鄭光策掌教鰲峯，從遊者甚眾，對學生課業，從不含糊。“校閲課卷，必詳必慎，幾有日不暇給之形。”他一生培育人才頗多，這其中就包括一代偉人林則徐和著名學者梁章鉅。

林則徐從秀才到20歲考中舉人前，除有時就館教讀外，主要時間都在鰲峯書院讀書治學，在書院中深受鄭光策人格及其“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在鄭光策的指導下，他“開始鑽研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知識，接觸各種經史典籍，眼界大為開拓。”

梁章鉅父親與鄭光策為至交，他早得鄭光策薰染，少年時期又隨其讀書於洗銀營趙氏之紅玉齋，學作詩、賦、雜文等。鄭光策對其讀書要求嚴格。一日，他令章鉅讀《離騷》，章鉅漫應曰：“已讀過。”光策愕然曰：“汝亦知讀此乎？”試以句義，章鉅茫然不能應，遂知書讀不精。可以説梁章鉅後來能夠成為大學者，和鄭光策的誘掖提攜不無關係。對於後學請益，鄭光策亦給予答疑解惑，且不厭其詳。

任教期間，鄭氏關注民生利弊，曾上書福建當局。“從全局改革理論，到法治建設、農田水利、煮海鹽政以及理財和用人，皆有所涉及。”

程朱理學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影響深遠，朱熹更被人推崇為中國教育史上繼孔子後之一人，其思想論議，影響甚深。迨自明初社會，世之儒者，亦“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他們“師承有自，矩矱秩然”。自陳獻章及王守仁等出，學術大勢始為一變，而其學流傳百年，流弊漸甚。清初諸大儒，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除承繼儒學優良傳統外，更強調躬行及用世之術。鄭光策的思想正屬於此類“新儒家”一派。他不一味尊孔或盲目崇拜程朱理學，陷於玄思冥想，作高頭講章；也不埋首案上，皓首窮經以考證訓詁為能事，而是注重實際行為，強調事功實績、注重踐履的一面。他給儒學注入了新的血液，對於開啓閩省經世致用之風，確實有着篳路藍縷之功。

鄭光策平生喜讀經史之書，而不欲急於著述，嘗謂：“古聖賢之學，大抵先求諸身。既修諸身，即推以濟於世，隨其大小淺深，要必由己以及人。至萬不得已，始獨善其身，思有所傳於後。故孔、孟著書，皆屬晚年道不行後事。”故他雖然窮年矻矻，而生前終無著作行世，僅存詩稿、古文十餘帙，自題“西霞叢稿”。鄭光策所作文字，皆明理體道，不為無益空言，真正做到了“文以載道”。臨終時，他持平生所作文字以託囑其婿梁章鉅，曰：“此不必皆可存，然中有不容沒者，其為我嚴汰之，十留一二足矣。”梁章鉅遵循恩師遺囑，將其生前遺稿編為《西霞文鈔》上下二卷，並請汪志伊作序，交由鄭光策學生陳孔揚付梓印行。另有《詩鈔》《儷體文鈔》未及刊刻。

嘉慶九年（1804），鄭光策因病壽終，士林惜之。道光年間，林則徐見鄭光策生前自繪“抱膝圖”，不禁潸然淚下，援筆題詩曰：“遺影追尋立雪前，春風書帶正翩翩。誰知稷下聞琴淚，已兆隆中抱膝年。座有心香餘澤在，集題腳氣幾人傳。韓門李漢編文後，憶否桐枝瘦可憐。” ^[1] 

《西霞文鈔》 ^[1] 

鄭光策 ，初名天策，字憲光、瓊河、蘇年，閩縣(今福州市區)人。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舉人，名列第二。次年，成進士。歸閩，主講泉州。喜讀“經世有用之書”，除《通鑑》、《通考》外，對唐宋名臣陸贄、李綱、真德秀，以及明清間著名學者顧炎武等人著作，皆熟讀精思，“靡不貫串，如數家珍”。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陝甘總督福康安奉命前往台灣鎮壓林爽文起義，途經泉州，召光策入其幕府。光策條陳十二議，均被採用。翌年正月，巡撫徐嗣曾前往台灣處理善後事宜，光策又陳八議，提出改革台灣吏治，“設官莊”、“舉吏職”而“善擇守令”。後主講福清書院和龍巖書院。嘉慶二年(1797年)，主講福州鰲峯書院。主張改變“所用者非所習，所習者非所用”的積習，提倡“經邦濟世”之學，主張“立綱紀，明法度”，“重內治而略遠圖，開誠以任賢，知人而善使”，並提出改革漕政、鹽政的設想。這些思想後來被門人林則徐、梁章鉅所豐富和發展。著有《西霞叢稿》10餘冊。由其婿梁章鉅選編為《西霞文鈔》上下兩卷，刊行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