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丹甫

1932年冬，參加十九路軍在福州舉辦的民團幹部訓練班，畢業後任民團排長。1935年，一度打入“前岐清鄉委員會”，任主任，將敵情隨時告訴當地共產黨組織，使“清鄉”屢屢撲空。同年9月，在閩東特委《紅旗報》社工作；11月，隨紅軍獨立團行動，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歷任鼎泰區委書記、瑞平泰中心縣委書記、浙南人民革命委員會主席；在蘇區領導開展抗租、抗税、抗捐、抗糧鬥爭，在中心區域進行土地分配。1936年11月，隨紅軍挺進師分散打游擊。1939年7月，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同年11月26日，在平陽街被捕，解至江西上饒茅家嶺監獄，備受酷刑。1941年10月16日，越獄回浙。

1942年2月以後，任浙南特委常委、組織部長、浙閩邊區委員會書記。1944年春，根據地遭到“圍剿”，在泰順古洞及時召開會議，改黨委製為特派員制，停止基層黨支部活動，並佈置分散隱蔽。

1948年11月，任浙南地委常委、組織部長兼中國人民解放軍浙南遊擊縱隊副司令員。1949年1月8日，任浙南地委暨遊擊縱隊駐青景麗地區代表，兼辦事處主任。2月，與餘龍貴一起率部攻佔泰順縣城，殲敵一個營。5月7日，温州解放後，任温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浙江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

1950年3月，調福建省工作，歷任省農業廳副廳長，福安地委副書記兼專員、地委書記，省林業廳廳長，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第一屆中共福建省委委員，第四、第五屆福建省政協副主席，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83年8月19日病逝於福州。

^[1] 

鄭丹甫同志是創建浙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領導者之一。新中國成立後，他調到福建工作，曾任福安地委書記、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省政協副主席等職，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貢獻。

鄭丹甫於1910年5月1日出生於福鼎前岐一户殷富農民之家，1932年起參加革命活動。他從福州國民黨十九路軍幹訓班結業後，接受黨組織的安排打入敵人內部，先後擔任福鼎桐山、前岐民團排長和“清鄉委員會”主任，開展秘密鬥爭，使敵人的“清鄉”鬥爭常遭失敗。

1935年8月，鄭丹甫身份暴露後，由黨安排到閩東特委，並在特委《閩東紅旗》社工作。同年11月，他隨紅軍獨立團到福鼎、平陽、泰順3縣交界處開闢新區，擔任中共鼎泰區委書記。從此，堅持艱難的閩浙邊革命鬥爭。

為了創建閩浙邊區和浙南革命根據地，鄭丹甫曾3次通過親屬變賣家產，購置槍支和及時解決革命經費困難問題。到了1938年，他還把僅剩十餘畝維持家人生活的田地也贈送給抗日後援會。

鄭丹甫在劉英、粟裕等領導下，從事創建浙南革命根據地工作。1935年中央主力紅軍北上長征，東南分局根據黨中央1月15日來電，要求閩浙贛省委立即組織挺進師深入浙江，以牽制敵人。這年10月，以劉英、粟裕領導的紅軍挺進師進入浙閩邊區，與閩東特委葉飛勝利會師，併成立了浙閩邊臨時省委。12月，臨時省委決定把鼎泰區劃為省委直屬區，以此為依託開闢浙南革命根據地。從此，鄭丹甫率游擊隊隨挺進師行動，發動羣眾開展武裝鬥爭。在這期間，鄭丹甫擔任瑞（安）平（陽）泰（順）縣委書記兼浙南革命委員會主席，跟隨劉英部隊一邊加強根據地建設，一邊痛擊國民黨八十師、閩保一團等大批敵軍的進攻，迫使敵人由原來的進攻轉入防禦，使浙閩邊區革命根據地進入大發展時期。

浙南革命力量的發展，震驚了國民黨反動勢力。1936年11月，蔣介石調動第四路軍和保安團共計10萬多兵力進駐閩浙贛皖邊區，以43個團的兵力重點“圍剿”浙南革命根據地。敵人採取步步為營和層層封鎖的策略，企圖夷平革命根據地。我紅軍挺進師為實現黨中央“調動和吸引大批敵人於浙江”的戰略部署，派鄭丹甫率部插到敵後福鼎城郊三門裏秘密建立紅色堡壘，在敵人眼皮底下堅持反“圍剿”鬥爭。對於1934年主力紅軍長征後留在南方8省15個革命根據地堅持艱苦鬥爭的歷史功績，毛主席給予高度評價：“這是我們和國民黨十年血戰的結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在南方各省的戰略支點。”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鄭丹甫抓住這段有利時機，深入宣傳抗日，認真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積極開展抗日鬥爭，並在鬥爭中注意統戰工作。他在福鼎城郊三門裏建立紅色堡壘基礎上，利用同學和親戚關係，爭取了縣城偽保長和聯保主任，對抗反動派的“圍剿”。他還積極開展抗日宣傳，使邊區不少偽保長、聯保主任以及偽鄉長紛紛向革命陣營靠攏，成為革命的盟友。

鬥爭是艱鉅複雜的。敵人對革命隊伍採取分化瓦解的策略，鄭丹甫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1937年初夏，陳文凱、翁振南、陳鳴皋等鼎泰區、泰平區領導者叛變投敵，帶領國民黨八十師在邊區進行圍剿，給根據地帶來極大的危害。在這危急情況下，鄭丹甫施展反間計，寫假信給叛徒陳文凱，並將信件巧妙地落到敵連長的手裏。接着，又發動城裏有統戰關係的紳士和保長聯名控告，説陳文凱等人和共產黨暗中有來往，是共產黨有意安插的釘子。由於巧施反間計，造成敵人懷疑陳文凱等叛變有詐，一怒之下便把他們殺了。從此，敵人失去了耳目，使革命隊伍免遭損失。

1938年3月，浙南一大批遊擊健兒隨粟裕前往皖南編入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鄭丹甫與留下的同志在浙江臨時省委書記劉英的領導下繼續堅持艱苦的浙南革命鬥爭。1939年4月，浙江省委決定調他任台州特委書記兼組織部長。7月，他作為台州地區黨代表，出席了在平陽縣鳳卧鄉冠尖和馬頭崗召開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共浙江省委委員和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9月，他和劉英準備赴延安出席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因國民黨反動派再次掀起反動浪潮，黨中央電令劉英等折回浙江堅持鬥爭。鄭丹甫在回浙赴浙南特委書記任途中，不幸於12月26日在平陽北港水頭街被捕，關進了平陽監獄。1940年9月14日，被押解到上饒集中營。

上饒集中營是國民黨反動派鎮壓革命者的魔窟。1939年12月，鄭丹甫被關進上饒茅家嶺監獄。上饒茅家嶺監獄地處江西上饒城西，山間佈滿鐵絲網，山頭敵哨林立，守衞森嚴。敵人的酷刑無所不用其極，有“站鐵籠”、做“老鷹”飛、坐老虎凳、十指插針、鐵針刺腹、水漫金山等刑罰，慘不忍睹。

鄭丹甫被捕後，化名為翁元生，隱瞞了真實身份，並裝成老實巴交的農民。後來敵人把他編入苦工營服苦役。在獄中，他同馮雪峯、黃誠等同志與敵人進行頑強的鬥爭，粉碎了敵人的多次罪惡陰謀。1940年12月間，他秘密參與組織了反剋扣囚糧的鬥爭，並取得了勝利。第二年7月間，集中營特務隊長王壽山為了表現其“管教”有方辦起壁報，由馮雪峯等負責編輯。難友們利用辦壁報的機會，用隱晦的手法作文、寫詩、繪畫，以互相鼓舞鬥志，諷刺打擊敵人。這時，鄭丹甫裝着文盲，由人代筆以給母親寫信的形式來抒發他對黨組織的思念，向黨組織表示鬥爭到底的決心。同年秋，鄭丹甫利用經常到石底做苦工的機會，秘密為關在周田村的馮雪峯與關在石底的新四軍高級將領黃誠、李子芳之間傳遞信息。獄中黨組織發起反自首鬥爭，他積極參與，與獄中難友一道粉碎了敵人的罪惡陰謀。對此，劉英後來見到鄭丹甫時題詞稱讚：“離鄉舍愛赴疆場，七載征塵撼華邦。偷生彈雨息囹獄，壯志不屈實堪揚。”

由於浙南黨內施震南、施仲林的叛變與出賣，1941年10月22日，特務肖芬突然對鄭丹甫進行審問，指出他製造假名與真名實姓。真實身份暴露後，他的處境十分危險，於是立即和陳平、宿士平、李士俊等商量越獄對策。機會終於等到了，10月26日，他利用做苦工的機會成功越獄。

逃出虎口後，他又回到浙南革命隊伍。1942年2月，浙江省委遭受敵人破壞，劉英被捕犧牲了，使浙南革命面臨更為困難的處境。鄭丹甫與龍躍等前仆後繼，為恢復、鞏固、發展革命根據地而奮不顧身，英勇鬥爭。

1949年解放戰爭時期，鄭丹甫擔任浙南遊擊縱隊副司令員、温州解放前線司令員兼政委，率領武裝奪取泰順等縣。接着，他策動、爭取國民黨上層人員温州地區專員、國民黨第200師師長葉芳等起義，爭取了温州的和平解放。同時，積極配合解放軍第21軍勝利南下閩東，解放福鼎、柘榮、壽寧等縣，為奪取中國革命勝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鄭丹甫調到福建省工作。不管順境或是逆境，他都以飽滿的革命熱情投入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1953年到1956年，他任福安行署專員、地委書記，認真貫徹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該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做了大量工作。與此同時，他關心閩浙老區建設。在任福建省林業廳長時，有一次下鄉到順昌縣檢查林業工作，他發現原浙南叛徒趙傳彬化名為趙靜波混入鄉幹部隊伍，立即告知公安部門將其抓獲，依法懲處。

“文革”期間，鄭丹甫遭到殘酷迫害，被打成“走資派”、“叛徒”等進行遊街批鬥，並下放到清流縣沙蕪公社監督勞動，使其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但他始終不低頭。當時北京、上海等調查人員來福建向他調查當年上饒集中營倖存者歷史，企圖整倒一些老幹部，他不顧內外高壓和自身安危，堅持説實話，反映真實情況。直到1978年3月，他才得到徹底平反。當他被全國政協邀請參加第五屆全國政協會議時，首先想到的是浙南老區建設問題的提案。會後，還積極為老區平反了不少冤假錯案。1979年至1983年，他分別擔任政協福建省第四、五屆委員會副主席，認真履行職責，積極參政議政，為福建省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建言獻策。晚年，他身患多種疾病，但仍然筆耕不輟，撰寫黨史，為後人留下一筆彌足珍貴的黨史資料和精神財富。鄭丹甫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革命精神，值得後人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