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衍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歷任學員、宣傳員、通信員、警衞員、青年幹事、班長、副科長、科長、局長等職，先後參加了中央蘇區多次反“圍剿”鬥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徵。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學員、組織幹事、保安處政治處主任、團政治委員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他歷任支隊副政治委員兼團政治委員、東北民主聯軍牡丹江軍區政治部主任、師政治委員等職，先後參加了上黨、遼瀋、平津等戰役戰鬥。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央公安縱隊政治委員兼公安第一師政治委員，東北軍區公安部隊副政治委員、公安幹部學校政治委員，瀋陽軍區裝甲兵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瀋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瀋陽軍區副政治委員等職，參加了抗美援朝，為部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作出了貢獻。

鄒衍是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2022年4月1日20時20分，鄒衍在瀋陽逝世，享年107歲。 ^{[2]  [10]}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3] 

1915年，鄒衍出生在興國縣崇賢鄉一個貧苦農民家裏。“窮人的孩子早當家”，1928年，13歲的鄒衍便參加了秘密農民協會，經常奉命打探消息，傳遞信件。每逢農協開會，他便機警地在會場附近放哨，14歲時就當上兒童團的指導員。鄒衍説，兒童團的任務一個是站崗放哨，查路條，反對封建迷信；再一個就是管制地主（包括富農在內，主要是地主），怕他們做壞事；還有就是幫助禁煙禁賭。這幾個方面兒童團做得很好。

1930年9月，在“贛水那邊紅一角”的贛西南蘇區，“十萬工農下吉安”的滾滾洪流已波及了偏僻的崇賢鄉。年僅15歲的鄒衍，丟下砍柴刀，興沖沖地跟着2000餘人的崇賢赤衞隊，去攻打吉安。已經是第九次攻打吉安了，數十萬赤衞隊隊員把吉安城團團包圍，日夜環攻不息。隆隆的土炮，遮天蔽日的大刀長矛，都沒有衝破白軍的鐵網鹿砦，無數工農的熱血，染紅了吉水灘頭。

鄒衍受命執行一項特殊的任務。攻城指揮部決定擺一個“火牛陣”，他與一起放牛的夥伴到附近村莊去牽牛，把數百頭牛集中起來餵養，牛角上綁上尖刀，然後牛尾巴上吊上鞭炮，身上糊着厚厚的稻草泥巴，隨時準備出擊。

10月初的一個晚上，月明星稀，吉安城上亮着暗淡的燈光，白軍士兵們躲在碉堡裏打盹。突然，一聲炮響，鄒衍與一夥“紅小鬼”興奮地點燃牛屁股上的鞭炮，幾百頭牛撒開蹄子向吉安城狂奔而去，衝倒鐵絲網，踏垮鹿砦，闖入敵人外圍工事。鄒衍和大人們一起衝入敵陣。橫衝直撞的“火牛”，嚇得白軍魂飛魄散。

一夜混戰，赤衞隊藉助“火牛陣”佔領了敵人的外圍工事，可是也付出了重大傷亡，屍橫遍野，其中也有不少是鄒衍的放牛夥伴。他見了，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

第二天晚上，當從湖南趕回來的紅四軍、紅五軍主力攻城時，軍閥鄧英已被前一天夜裏的激戰嚇破了膽，乘船沿江逃跑了。

攻克吉安後，赤衞隊紛紛編入紅軍主力。2000名崇賢赤衞隊員分別編入紅20軍和22軍。鄒衍人小，部隊不願收，可他怎麼也不願回去，纏住紅軍首長不放，終於在紅12軍政治部當了一名宣傳員。紅20軍不久離開吉安，渡過贛江，在贛江邊遭到國民黨的圍攻，傷亡慘重，第二年7月返回興國時，只帶回一個團，編入紅7軍。

紅22軍在敵人進攻時擔任後衞，節節抗擊，傷亡較大，退到興國後，便縮編為64師。崇賢這兩千揮戈而去的壯士，在血與火的拼殺中，大部分壯烈犧牲。

1973年8月，鄒衍將軍重返故里，在南昌與時任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謝象晃和時任省軍區副司令員的俞增林相會，3人相對，回想當年數千名戰友倖存無幾，不勝感慨，鄒衍將軍有感而發，賦詩一首：

四十年後返崇賢，戰友見面話當年。

熱血男兒揮戈去，壯士數千不復還。

如今兩鬢已霜染，一一古稀相對仨……

第三次反“圍剿”以後，時任江西省軍區政治部主任的羅榮桓調鄒衍到身邊當警衞員。後來，羅榮桓調總政治部當主任，鄒衍隨之調任總政治部。在第五次反“圍剿”的廣昌保衞戰中，鄒衍因為及時發現敵情，還受到過羅榮桓的表揚。

鄒衍回憶道，那是一天黃昏，為了使羅榮桓政委能好好休息一會，他便自告奮勇擔負觀察敵情的任務。其實，因為戰爭打得非常殘酷，他自己也是兩天兩夜沒有睡覺了，十分疲勞。但他強撐雙眼，緊緊地盯着對面的敵人。忽然，他發現一部分敵人繞過廣昌河東岸，正偷偷過橋向我軍背後襲來。他意識到敵人要包圍我軍，立即向羅政委報告，使部隊及時撤出陣地，轉移到安全地帶。羅榮桓很高興，他拍拍鄒衍的後腦勺，愛撫地説：“唔，不錯，進步很快。”

1934年10月，鄒衍隨軍參加了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徵，一直在總政治部任通訊班班長，跟隨總政代主任李富春。

長征途中，讓鄒衍難以忘懷的是蔡暢大姐教他做“棉衣”。那是1935年6月，中央紅軍搶渡大渡河，穿過藏民區，來到夾金山下。這時，司令部命令大家要準備好棉衣。在這荒涼的藏民地區，棉花和布都無處可買。正犯愁的鄒衍腦子一轉，帶着12個“紅小鬼”，在藏民的牛羊廄裏，拾來一些碎毛，揉在一起，加上布條、紙屑，算是湊齊了棉衣的充料。到了晚上，他們圍着篝火，準備做“棉衣”，可誰也沒有做過，不知從何着手。正當大家一籌莫展之時，蔡暢大姐走來，關切地問：“你們的棉衣做好了嗎？”鄒衍趕緊報告説：“蔡大姐，我們不會做。”蔡暢大姐熱情地説：“來，我教你們。”一羣“紅小鬼”圍着蔡暢大姐，看着她熟練地把兩件單衣疊在一起，縫成夾衣。再把碎毛、布條、碎紙塞進去，鋪勻後把口子縫起來。在蔡暢大姐的指導下，鄒衍當起了“裁縫”。為防止裏面的充料下墜在一起，蔡暢大姐還教他們在衣服上縫成許多四方格子。

忙了半夜，才把一件件粗糙的“棉衣”做好。鄒衍把“棉衣”往身上一穿，確實暖和許多。蔡暢大姐還鼓勵他們：“嗯，做好了‘棉衣’，明天不掉隊才算好漢。”第二天，鄒衍隨部隊登山，山上北風呼嘯，離山頂約5裏時，積雪盈尺。在路上，可以看見先頭部隊犧牲的同志，他們穿着單衣，凍僵在路旁。鄒衍心跳急促，呼吸困難，頭暈眼花，他真想停下來喘口氣，可一想到蔡暢大姐的鼓勵，就咬緊牙關，裹着“棉衣”掙扎着登上山頂。下山時，他一步一滑，疲憊不堪。在緩坡處索性坐在揹包上滑下去。翻過夾金山，接着又翻越了夢筆山、長坂山、打鼓山、侖德山等5座終年積雪的大雪山。每座雪山上，都有在嚴寒中犧牲的不少戰友。鄒衍穿着這件蔡暢大姐手把手教做的“棉衣”，幸運地戰勝了死神，走過一山又一山。

1951年4月，東北軍區公安部隊正式成立，鄒衍任副政委，他參加領導和指揮了隱蔽戰線上的鬥智鬥勇的戰鬥，僅1952年，就率公安部隊與公安部門一起殲滅、俘獲海上派遣特務3組80名，空降特務5起33名。最富傳奇色彩的是生擒美國中央情報局間諜唐奈和費克圖。

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駐日本一個情報機關派遣特務5人空投到吉林省邊境地區後，全部被東北公安俘獲。從審訊敵特中掌握的情況分析，有利用敵特擴大戰果的可能。鄒衍立即會同其他同志商議並報東北公安部批准，決定利用敵特電台，讓立功贖罪的報務員牛松林以負責人的口吻，報告間諜機關，已獲重要情報資料，請求速派飛機空援，從而誘捕空降特務。1952年11月29日晚11時，公安部隊、民兵、公安人員在長白山老父嶺佈下了天羅地網。

當飛機空投時，立即開火，飛機墜毀，駕駛員斃命，乘機前來的美國中央情報局駐日本間諜機關官員唐奈和費克圖被俘。這次鬥爭的勝利轟動了世界，得到了周總理和公安部的嘉獎。後來《人民日報》還在頭版刊發了《擊破美國的陰謀》的文章。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鄒衍將軍又一次次地指揮部隊把前來東北偷襲的敵方特務一個不漏地抓了起來。鄒衍説：“他們空投了20個武裝特務，都是南朝鮮的，在長白山天池附近，開始也沒有發現，是我們的森林工人發現樹上做了記號，這樣我又組織圍剿，組織圍剿的時候，進到長白山裏面我派了兩個連隊，因為那個森林裏面不靠指南針分不清東南西北，雪很深，在那裏一路清剿特務，最後還剩兩名特務過了鴨綠江逃到朝鮮去了，那時抗美援朝也沒什麼國界了，追了過去，在朝鮮老百姓家裏抓到的20個武裝特務一個也沒有讓他回去。” ^[6] 

1988年從軍隊領導崗位上離休後，老將軍與省內外多所中小學建立了聯繫，凡是來信提出有關黨史軍史、理想信念等方面的問題，他都親自寫信回答，共寫信近百封，達數萬字。幾十年來，他心繫教育，經常為希望工程、貧困學生捐款，僅2014年3月，就為家鄉興國縣崇賢中學捐款8萬元。 ^[7] 

曾榮獲三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1]  [4]  [10]} 

瀋陽軍區原副政委鄒衍將軍的《我的回憶》一書，2012年4月2日由瀋陽軍區政治部編研室編輯出版。

該書從鄒衍將軍1930年投身革命寫起，記述他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參加中央蘇區一至五次反“圍剿”、隨中央紅軍參加兩萬五千里長徵的艱難歷程，抗日戰爭時期在革命聖地延安做保衞工作的日日夜夜，參加大生產運動和延安整風的親身經歷，解放戰爭時期進軍東北的戰爭場景，以及迎接黨中央、毛主席進京，保衞開國大典，保衞毛主席訪蘇等重大事件。全書以質樸的語言、翔實的資料，較為準確客觀地反映時代精神，表現出厚重的歷史感和真實感，同時也折射出作者高尚的氣節與風範。 ^{[5]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