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葆琳

農業為人們衣食之源，我國曆代無不首重農業。民國時，在社會百業中亦尤重農業，在清末民初中國派往國外的官費留學生中也是以農學較多，僅夏津縣就有兩人，並且全是赴日本留學農科。其中之一就是農學家、原省立山東大學農學院（山東農業大學前身）校長――郭葆琳。郭葆琳，字次璋，1890年生於山東夏津縣城南欒莊村一個書香門第。郭葆琳自幼聰穎好學，在塾學中，即頗得先生讚譽，加之家庭濃厚的文化氛圍和嚴格教育，使其在各個求學階段都是出人頭地，名列前茅。後考入山東高等農業學堂，清宣統元年（1912）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被國家選拔，並以官費送入日本東京農業大學農科深造。他在日本求學愈益努力，孜孜不倦，在校成績連擢為優等。歷五年畢業，於1916年回國後，復回母校“山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原為山東高等農業學堂，1913年改為該名）蠶科任教，併兼任山東省模範蠶業講習所所長。執教期間，他以豐厚的理論知識，深入淺出的教學方式，深受學生歡迎。郭葆琳教學中尤重實踐與理論的結合，他深知實踐的重要，所以他不辭勞苦地和學生一起去桑園勞動，一起到養蠶户家中搞調查，將實踐經驗再來驗證所學的理論，在植桑和蠶的養殖上都是以艱苦的實踐活動來輔助教學，因此取得了豐碩成果。他本人在邊教學邊實踐的過程中也積累了豐富的養蠶知識，他還用業餘時間撰寫了《中國養蠶學》。由於工作努力，成績突出而升任山東公立專門農業學校校長。此後，他雖秉一校之政，但從不放棄對自己所學專業的研究，他仍孜孜不輟，深入鑽研。在此期間，他又利用業餘時間寫出了《山東農業概況》，書中對山東全省各地氣候、土壤土質、物產等都做了較詳盡地記述與研究，是一部較早的對山東農業開發的專著。嗣後，其又任山東西北移墾事務所所長。在任期間，他多次率領由農專師生和山東省農業專家組成的“墾殖調查團”赴魯西北、河北張家口等地做深入調查研究，獲得了許多寶貴數據和珍貴資料。此間，他還組成“墾務調查組”，赴東三省和察綏等地調查，獲取大量第一手資料，並在此基礎上撰寫了《東三省農林墾務調查書》、《察綏墾務調查書》等專著。郭葆琳除上述職務外，還兼任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署理安邱縣知事，後又任民國青島市政府秘書兼李村鄉區建設辦事處主任。他雖任行政職務，但他仍辛勤筆耕，撰寫農學論文和著作。

郭葆琳自1917年8月至1926年7月任山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校長近10年之久，山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更名為省立山東大學農學院後，郭葆琳又任院長2年，他把畢生精力全部投入到農科事業中。可以説郭葆琳先生的一生是勤於農科教育的一生，是勤於農科研究的一生，他一生著述豐厚，成就斐然，以其卓犖的天資和勤奮為山東省乃至全國的農業科學都作出了很大貢獻。

郭葆琳自1917年8月至1926年7月任山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校長近10年之久，山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更名為省立山東大學農學院後，郭葆琳又任院長2年，他把畢生精力全部投入到農科事業中。可以説郭葆琳先生的一生是勤於農科教育的一生，是勤於農科研究的一生，他一生著述豐厚，成就斐然，以其卓犖的天資和勤奮為山東省乃至全國的農業科學都作出了很大貢獻。

16歲少年為“漢奸”先祖平反稱是近代科學功臣(濟南時報2011/11/26 09)

藉助網絡，16歲的山東師範大學附中高二學生雷宗興挖掘出塵封了一甲子的歷史證據，併成功為自己的“漢奸”先祖郭葆琳平反，並挖掘出郭葆琳是位近代科學功臣。

在這位少年沉甸甸的書包裏是三本裝幀精美的教材，裏面宏大浩瀚地記錄着王侯將相與國家興衰。自新世紀之初掀起的“公民寫史”熱潮之後，關注公民個體與大歷史的相互交匯、分享、參與和認同，成為探索多年後一個從學界到民間的共識。

現在，這股潮流開始向中學校園蔓延。超過1萬名“90後”中學生從字裏行間跳離出來，成為民間歷史的蒐集者和記錄者。雷宗興是其中一位。

研究起點

姥姥為啥不“拼爹”

雷宗興的姥姥郭慶萍，上世紀出生於青島一個官宦家庭。她的爺爺郭葆琳是民國初期享譽山東的學者，位及民國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民國青島市政府秘書長和山東農校校長。“小時候我就穿毛料的衣服，家裏還有司機。”郭慶萍説。

這在“文革”中引為災難。1966年，紅衞兵衝進院子，攻佔這個“地主資產階級反動家庭”。郭家成員自此四散至牛棚、勞改場或掃大街。在最艱苦的歲月裏，抗戰前早已去世的先人郭葆琳成為每個人沉重的包袱，甚至恥於提及。縱使到了第三代孫雷宗興出生的 1994年，郭家老人仍對那段歷史心有餘悸。

雷宗興是新世紀裏成長的一代，他的軌跡幾乎與中國最波詭雲譎的時代同步，一切都在迅速變化、交融和碰撞。 他和更多身處其中的“90後”一樣，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和敏鋭多元的觸角。他們比任何一代人都早接觸新技術和互聯網，也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接近世界的呼吸和心跳。他們渴望與眾不同，渴望受到關注，渴望推陳出新。自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學概念以來，“90後”一直是當下中國一個褒貶不一又經久不衰的話題。

16歲的雷宗興渾身散發着陽光的氣息，笑容燦爛，高興的時候還會拍自己的額頭。他擁有和青春痘一樣旺盛的求知慾，他喜歡過的東西分別有：新聞、軍事、評書、詩詞，還有電器修理和設計各種古靈精怪的化學實驗。

“大概從高中開始，”雷宗興説，“我對自身產生了興趣，我渴望知道一切與我相關的事情。”他和姥姥感情甚篤，時常抱着她的頭聽往事。從零散的敍述中，雷宗興大致拼出郭家的歷史脈絡：外高祖父郭葆琳是民國官員和學者，濟南、青島皆有房產，兩個兒子留學日本，後開辦實業，顯赫一方。

這本該是件值得驕傲的事情，但姥姥的一聲嘆息卻把他弄糊塗了 “我出身不好。”“您家有房有車，還説出身不好？”雷宗興很不解，“如果要拼爹的話，我未必比得過您。”

初探家史

姥姥父親與江青曾是好友

2011年暑假，雷宗興決定研究郭葆琳 一個為家族所不屑的、為國民黨做事的舊官僚和反動文人。

郭慶萍覺得這並不是個好主意。“(因為他)我們曾吃過很多苦，我甚至不願意再提起了。”郭慶萍説，“他是壞人。”

1937年日本侵華前夕，時任青島市政府秘書長的郭葆琳被暗殺於外出的車上，留下大筆財產。5年後，郭慶萍出生，家道尚可。直至現在她仍清晰記得童年時期舉止優雅的奶奶，輕風吹動紗簾的聲音和觸摸實木扶手的感覺。“生病了還能請德國醫生。”

巧合的是，父親郭憲聰1930年代初在青島大學求學時與江青成為同學兼好友。那時候江青還叫李雲鶴，在青島大學圖書館任管理員，偶爾到中文系旁聽。“父親説，當時的江青多才多藝，追求進步，非常活躍。”

1933年，江青南下上海，郭憲聰則遠渡東京帝國大學留學。此舉在“文革”中被定為賣國，郭憲聰被攆去掃大街。有人勸他去找江青，郭卻至死沒有這樣做。

郭慶萍對母親馬玉芬最後的印象停留在動盪的1948年。馬是國民黨軍官之後，曾當過演員，與上官雲珠、胡蝶等影星交情頗深。那一年，國民黨敗局已定，馬玉芬從父命撤退台灣。在機場，母親穿着旗袍，哭着對郭慶萍説：“一定要記住媽媽的臉，還會再見的。”此後，母親再無音訊，有人問起，為擺脱通敵嫌疑，郭慶萍就説死了。

在雷宗興看來，種種跡象表明，作為郭家興家之祖的郭葆琳絕非現在口述史中的那樣簡單和不齒。“肯定哪裏有些不對。”他説。

家族糾結

歷史，説還是不説

由於頻繁的詢問和活動，雷宗興的調查驚動了最德高望重的三太公 郭葆琳唯一在世的兒子郭憲達。他已年近九旬。他給郭慶萍打了兩次電話，交代説：“叫宗興不要管這事兒，只管學習。”而當雷宗興企圖再做説服時，他很堅決地回絕：“我一無所知。”

由於父親身份的關係，郭憲達這一生飽受壓抑，荒廢了才情歲月，也失去兩位兄長。“文革”中，青島萬國公墓遭紅衞兵衝擊，墳塋大多被鏟。郭憲達無法阻擋，甚至不敢去看，任憑父親骸骨湮沒於黃土。

郭慶萍不知道該如何向孫子解釋老一輩的顧慮和擔憂，“他們從那個時代走來，而且受傷害最深。”

還原祖上

曾經的農業科學先行者

三太公的反對讓雷宗興遇到困難，甚至一度看不到希望。他在互聯網上不斷變換關鍵詞搜索，仍一無所獲，彷彿郭葆琳從來不曾存在過。渺茫更刺激了鬥志，這名高中生開始整夜工作，累了就蜷在姥姥的牀上，然後又毫無徵兆地起來伏案。

雷宗興篤信萬能的互聯網，而郭慶萍卻不那麼看好。“以前的照片、族譜全都在抄家的時候燒了，你這敲敲打打能出來嗎？”但郭慶萍畢竟心疼外孫，於是陪他熬夜，沖茶，扇扇子，沒事就找找陳年雜什，看看有沒有蛛絲馬跡。

7月29日晚，事情有了轉機。郭慶萍從箱底找到二十多年前一份青島洋房的法院判決書和一份郭憲聰當年的家庭成分表。細看後，雷宗興恍然大悟，原來姥姥一直把郭葆琳的名字記錯了，將“琳”誤以為“霖”。

此外，家庭成分表上三行鋼筆字也引起雷宗興的興趣。上面寫着郭家父子的三條罪狀：地主資本家；説工農幹部是工農分子，看不起工農幹部；他與他的父親都寫有土壤學著作，讓日本更加對華瞭解，成為日本侵華原因之一。

在往事面前，郭慶萍看到了唏噓，但雷宗興卻想到另一面：如果日本人都需要通過郭氏父子的著作來了解中國的話，那他們一定是當時享譽內外的大學者，而他們的著作很可能就散落在一些二手交易網站或個人網店上。

很快，雷宗興有了發現。他找到了《中國養蠶學》、《山東農業概況》、《東三省農林墾務調查書》、《察綏墾務調查書》等著作，作者為“郭葆琳”。他叫來郭慶萍，她如看天書般端詳了半天，説：“這是我的爺爺嗎？”

這些舊書打開了缺口，隨後雷宗興發掘了更多。到7月30日，他基本能確定郭葆琳的歷史輪廓了：山東夏津人，留洋日本，縣知事，山東農業大學校長，青島市秘書長，憲法起草委員……尤其是一篇名為《成績卓著的農學家郭葆琳》的人物文章，將其推崇為一個對中國農業科學具有開創性貢獻的先行者。

郭慶萍徹底信服了，但更多的是不可思議。天剛亮她就電話通知全國各地的郭家人。一個流傳了四十多年、橫跨家族四代的歷史謊言就這樣戛然而止於那個普通的早晨。

雷宗興在極度疲憊中沉沉睡去，但思考仍未結束。在後來完成的一篇名為《被找回的家族記憶》的文章中，他提出這樣的追問：縣誌或傳記裏只對他歌功頌德，但有誰知道他後代的破落？有誰知道他是被游擊隊所殺，而非病故？又有誰知道，這個父親對子孫的影響，以及他子孫的出路？

半個世紀後，郭家得以正名，但破落也難以挽回。“文革”中，郭葆琳大兒子郭憲聰被攆去掃大街，沒錢買煙，就撿別人扔掉的煙頭。“四人幫”倒台後，他又因和江青的同學關係被拉去交代情況，最後在冷眼中死去；二兒子郭憲敏則被扣上了“賣國賊”的帽子，關進勞改場，後因憤懣而腦溢血身亡；而郭慶萍等倖存者，則最終生活在歷史的陰影中，唯唯諾諾，對於祖先的點滴唯恐避之不及。

“‘文革’不但給這個家族帶來災難，更給全國幾乎所有的家族帶來災難，這就是國家的浩劫，這就是國家不可磨滅的傷痛，也必須是當代人不可以遺忘的記憶。”雷宗興説。

謝謝孩子

挽救歷史真相

由《看歷史》雜誌發起的“首屆全國中學生歷史寫作大賽”正在進行。這批中學生所涉及的歷史主角，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大英雄和大人物，而是身邊最平凡的親人和朋友。

全國有很多像雷宗興一樣的中學生投身到“公民寫史”的浪潮中來，他們一方面受歷史寫作大賽的號召，另一方面則受此啓發固定為一種長期的研究型學習。

在 作品中，“90後”們關注的領域廣泛而細緻，選材幾乎涵蓋近百年間中國所有的歷史時段，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和新世紀。其中的主角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大英雄和大人物，而是身邊最平凡的親人和朋友，他們朝夕相處，卻從未試圖瞭解過對方的過去。

如今，郭慶萍把孫子的歷史發現打印出來隨身攜帶，無論在公園裏、菜市場還是喧鬧的街頭，只要有時間就拿出來一讀再讀，似乎只有這樣，失而復得的歷史公正才得以紮根。

在一次老同事聚會上，她有些唐突但又無法控制地大聲朗讀了關於郭葆琳的文章，幾個當年的批鬥者就坐在對面，一直面無表情，保持沉默。

“我並不是想要討回些什麼，事實上，他們其中很多人還曾暗中幫過我。”郭慶萍説，“我只是想讓人們知道，我並不是他們當年認為的那樣。”

11月14日晚，郭慶萍拉着雷宗興的手説：“越是瞭解祖先的偉大，越是感到不安和慚愧，總不能讓家毀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裏。”

“這是我見過她最自信、最有勇氣的時刻。”雷宗興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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