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毓麟

邵毓麟（1909-1984），鄞縣人，早年留學日本，初入慶應大學學習經濟，後以成績優異獲公費轉學九州帝國大學，獲經濟博士。又入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1934年任四川大學教授，後又任外交部情報司日俄科科長。1936年任駐日橫濱總領事。抗日戰爭爆發後，任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組長，時號稱“日本通"。後由陳布雷引薦，任侍從室少將秘書，負責日本問題研究。1941年兼任外交部情報司司長。1943年1月,他在重慶《大公報》發表題為《如何解決日本事件》的論文，文章強調亞洲戰局的重要性，並提出論點，認為日本外強中乾，盟軍較易將其擊敗，迫使其投降；然後，盟國可以傾全力擊敗納粹德國。這種“先亞後歐”的戰略觀點，代表了一批政治家的意見。但當年冬季英、美、蘇首腦在德黑蘭會議決定的是“先歐後亞”的戰略決策，與中國的輿論正相徑庭。因此，美方在會後提出，要求中國在戰略思想上與盟國保持一致。外交部長宋子文從國外電告政務次長吳國楨，並令吳向蔣介石解釋清楚。吳國楨因邵毓麟在報上發表論文，未向他請示而深為不滿，恰好這時邵毓麟又以外交部發言人身份發表談話，繼續闡述“先亞後歐”的提法。當晚，吳國楨簽呈蔣介石，邵毓麟幾乎被“革職、永不錄用”。後經陳布雷向蔣説明原委，僅被兔去情報司司長之職，專任侍從秘書。1945年赴美國出席太平洋學會國際會議，並以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參議名銜隨何應欽赴芷江處理日軍受降事宜，擬訂《各戰區日軍受降綱領》，為受降之準則。1949年任台灣駐南朝鮮“大使”。1951年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兼“總統府”政策研究室主任。曾參加聯合國第八屆大會，1952年代表台灣參加“中日"商訂“雙邊和約”特設委員會。1957年任台灣駐土耳其“大使”。1964年返台任“外交部”顧問，並任“中國文化學院”教授兼日本研究所所長。著作有《勝利前後》、《使韓回憶錄》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