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心理

自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大量農民從農村闖入城鎮，形成農民工大軍。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的子輩出生於1980年以後，年齡在16週歲以上的“新生代農民工”成為如今的農民工主體。但遊由於教育背景和家庭環境的影響，這些人遊離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現實，令他們產生異常的 “邊緣心理”， 強烈的“城市失落感”導致部分青年農民工扭曲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最終走向犯罪。

邊緣心理的主要表現有：感覺到不被生活所在地接納，但也感覺自己無法融入到家鄉的生活中。這些農民工不甘心回老家種地，也不想重複父輩打工掙錢的苦日子，我們想做城裏人，但社會根本不能給我們和城裏人相等的待遇，甚至很多時候都會遭受別人的白眼。這羣生活在城市中的新生代農民工，心理預期高於父輩、耐受能力卻低於父輩，不願意回農村，也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他們面臨着城鄉雙重邊緣化的狀態。

存在決定意識，民工子女的“邊緣心理”是由存在決定的。只要看一看他們的父輩在城市中的境況，就不難想象民工子女的“心理”會在“邊緣”還是“中心”。民工在城市幹着最累最苦最髒的活，拿的卻是最低的報酬。除此之外，對民工的身份歧視幾乎無所不在，成為籠罩在民工頭上揮之不去的陰影。這種身份歧視，似乎並不觸犯哪一條法律法規，但又在許多場合、許多時候，以面廣量大的形式給民工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精神傷害。父輩已被“邊緣”了，子女的心理同樣會被邊緣化。

民工子女普遍的“被邊緣”，民工子女和城市孩子之間的有“鴻溝”，但不是民工子女挖出來的；他們失去了與本地孩子交流溝通的許多機會，城市子女和農村子女由於父輩的生活狀態影響，子女生活自然就劃出了無形的界限，他們之流情感的交流也被社會無形的阻力所阻擋。

中國社科院學者對北京市流動人口子女做過一項調查。其中有這樣一個選擇題：“你是哪裏人？答案設定有兩個，一是老家人，二是北京人。”然而在最後收上來的問卷中，不少孩子捨棄了設定的兩個答案，而是在旁邊畫了一槓另寫道：中國人。這個回答看似令人意外，其實卻並無意外可言。假如他們回答自已是北京人，然而他們耳聞目睹的一切都告訴他們北京顯然並沒有接納他們，並沒有讓他們像北京的孩子一樣融入北京；回答自已是老家人，然而或許他們已是生在北京更是長在北京的，老家在他們腦子裏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是那麼遙遠陌生，他們已難以迴歸農村社會。既不是北京人，又不是老家人，因此民工第二代便成了“中國人”。顯然，北京這些民工子女的心理也是“邊緣”的。

邊緣心理形成的這種邊緣化的狀態會令他們感到不安，心靈走向扭曲。新生代農民工缺乏一技之長，也缺乏務實觀念，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就容易對社會產生不滿的情緒，又不願意扮演‘邊緣人’的角色，渴望超越父輩拿到‘城市身份證’，享有住房、醫療、養老等保障，但現實中無法得到滿足，心理的失衡加劇了新生代農民工走上犯罪道路。

以杭州市餘杭區人民法院審理的案件為例，在2008年下半年的案宗中，1980年以後出生的農民工犯罪比例佔70%以上，與上半年相比，有明顯上升趨勢。其中，採取搶劫、搶奪的直接犯罪比例超過了過去比較突出的盜竊犯罪。

2008年5月，同出生於1991年的河南籍小夥沈文和武昆，由於缺乏社會經驗和勞動技能找不到工作，導致心理失衡，對社會產生嚴重不滿的情緒，為發泄情緒將一美容店老闆娘殺害。

2008年6月，20歲的小王沉迷賭博欠債不少，為了還賭債，他和章某策劃自己被綁架，要求自己的父親將5萬現金打入指定銀行。

城市農民工已經遭遇到了種種權益的損失，這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農民工是城市社會中的弱勢羣體。就業制度的阻礙和排斥導致了農民工職業的邊緣和低下，加大了他們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種風險，並引發農民工在生存保障上遭遇多重困難和障礙，他們中的多數以維持較低的生活標準和維護基本的生存環境為首要的保障需求，這一需求顯然與普通市民的生活保障要求不在一個層次，而在醫療、教育、住房、收入方面尋求政府的支持與保護對很多農民工來説則是一種奢談。如此，導致第一代農民工具有普遍的邊緣心理。

農民工“第二代”是一個特殊的羣體，由於學校和家庭教育的缺失，疏於管理的他們成為犯罪的危險羣體，農民工“第二代”同樣具有明顯的“邊緣心理”，在現實生活中，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排斥與歧視。農民工“第二代”在城市中的失範行為、與城市居民的矛盾與衝突，以及農民工的犯罪現象，日益成為牽涉城鄉社會結構轉型、影響城市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更成為政府公共管理的焦點問題。

體制隔離造成的邊緣化地位導致農民工“第二代”身份認同的混亂。農民工“第二代”仍然遊離於城市體制之外，他們雖進入了城市，但又不被城市社會所認同，造成了他們的生活地緣邊界、工作職業邊界與社會網絡邊界的背離，使得他們在城市裏處於非城非鄉、進退失據的尷尬狀態，農民工“第二代”處於一種“雙重邊緣人”的狀態。

隱藏在邊緣心理中的世襲因子，還容易導致相對剝奪感的強化和放大。農民工“第二代”既無已經內化的符合城市社區行為規範的內在信條，又無城市提供給他們正式的接收渠道和組織，現有的城市管理政策亦未將他們納入其中，造成了社會對他們在城市中的權力、責任和預期的混亂和含糊，不斷地使這一羣體對城市產生對立的情緒。

有研究者發現，流動人口犯罪的可能性與他的社會流動性有關，流動性越高，所感受到的相對剝奪感越強，發生犯罪行為的可能性就越高。隨着農民工“第二代”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不斷髮展，由於他們在觀念、價值觀等文化特徵方面與城市居民有着較大差異，因而在城市中受到歧視，這也是引起農民工“第二代”與城市居民之間的對抗性情緒，增加兩大羣體之間發生衝突和磨擦的可能性的重要原因，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潛在因素。

犯罪是社會管理的成本，社會管理不善，成本就得增高。有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的新生代農民工人數已超過1億人。面對這個龐大的羣體，政府需要嚴肅考量，採取應變措施，社會也需要拿出關愛之心，讓新生代農民工感受陽光與温暖。農民工問題事關社會穩定，事關中國城市化進程和城鄉發展，因此農民工的邊緣心理問題也需關注。

有關專家指出，在中小學就讀的民工子女正處在學知識、長身體的關鍵時期，對民工子女保護和教育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解決，將會使他們從小感覺不公平、“低人一等”，從而留下心理陰影。因此，各學校新學期開學後，學校和有關部門要積極為民工子女創造條件，引導他們學會與當地孩子交流，幫助他們逐步融入“第二故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