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山堂曲品劇品

《遠山堂曲品劇品》受呂天成《曲品》之啓發，仿體例擴展而成的。祁氏《曲品》評論明代傳奇作品計分妙、雅、逸、豔、能、具六品和雜調一類加以綜合性的品評。現僅存殘稿，妙品已佚，雅品只留三十一種，餘者有逸品二十六種，豔品二十種，能品二百十七種，具品一百二十七種，雜調類收弋陽諸腔劇目四十六種，總計得四百六十六種，這個規模較呂天成《曲品》已擴大了一多。《曲品》的擇取原則和品評標準在氏《曲品敍》中有明確説明：“予操三寸不律，為詞場董孤，予則予，奪則奪，一人而瑕瑜不相掩，一帙而雅俗不相貸。”申明自己的品評力求公正客觀。同時，祁氏還認為：“予之品也，慎名器，未嘗不愛人材。韻失矣，進而求其調，調偽矣，進而求其詞，詞陋矣，又進而求其事，或凋有合於韻律，或詞有當於本色，或事有關於風教，苟片善之可稱，亦無微而不錄。”確認他的擇取標準和品評原則在於“寬和廣”，這兩點在《曲品》都有所體現。也正因如此，祁氏的《曲品》保留了大量的曲目，在品評上也顯出了不拘一格的多樣化特色。

《曲品》不僅是一部出色的戲曲批評著作，同時還有着豐富的理論思想。在對於戲曲作品的品評標準和視角中可以看出，祁彪佳十分重視作品所表現的情感內涵和作者氣格，對那些表現“外御強敵，內除奸佞”的作品如《五全》、《蛟虎》、《雙忠》、《擊築》等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對那些諷時之作更是加以熱情的讚美，由此，他對那些媚世和荒誕不經之作則明確地表示了反對的立場，“一涉仙人荒誕之事，便無好境趣”，認為“説神説鬼，去本色遠矣”。關於戲曲藝術的審美理想，祁氏《曲品》崇尚自然奔逸，他評戲曲語言的最高準則是“駢美而歸於自然”，“香色出於俊逸”，而戲曲的情節結構則推崇“波翻浪疊，不可摸捉”的“奔逸”和“舒展”。在音律和文詞的關係上，祁氏是重文詞的，他讓湯顯祖高居於“妙品”，正顯示了這種特色。

祁氏《劇品》是元明雜劇評論集，其中尤以明雜劇為主。《劇品》體例與《曲品》同，著錄和評判元明雜劇二百四十二種，共分妙、雅、逸、豔、能、具六品，計妙品二十四種，雅品九十種，逸品二十八種，豔品九種，能品五十二種，具品三十九種。其中一百十二種為已佚作品，其他書籍也不記載，故《劇品》亦有較高的史料價值。祁氏品評元明雜劇，其批評視角和品評準則與《曲品》一致。在作品所表達的內容上，也推崇雜劇的諷世、嘲世作用，如評王九思《沽酒遊春》：“王太史作此痛罵李林甫，蓋以諷刺時相李文正者……一肚皮不時宜，故其牢騷之詞，雄宕不可一世。”評徐渭《漁陽三弄》為“千古快談”。祁氏論劇，常常從作者之氣格、品行入手，認為“作者氣格卑下，焉得有佳詞乎。”並明確指出：“作詞以媚人者，詞必不佳。”對於雜劇作品的藝術形式，祁氏追求“意與法合”，故對徐渭的作品有頗高評價，列為“妙品”，認為“文長奔逸不羈，不仇於法，亦不局子法”。在雜劇語言方面，則強調“融煉無跡”，“珠圓玉潤，咀之而味愈長”。這種準則與《曲品》之追求“自然”是一致的。《劇品》對戲曲人物的塑造也給予較注意，如評《八仙慶壽》：“仙人各自有口角，從口角中各自現神情。”評《義勇辭金》：“不但關公之義勇，千古如見，即阿瞞籠絡英雄之伎倆，亦現之當場矣。”他對戲曲文學的劇場效果亦十分重視，要求使“閲者恍然置於戲場中”。

《遠山堂曲品劇品》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它保留了大量的戲劇作品名目，所錄明代傳奇、雜劇共七百零九種，較之呂天成《曲品》、姚燮《今樂考證》以及王國維《曲錄》所載多出二百九十一種，是當下所能見到的戲曲著錄中最豐富的一種，對古代戲曲曲目的保存和整理有重要意義。 ^[1] 

今存有明《遠山堂》藍格原稿本，由黃裳整理校訂，1959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本。其中《曲品》部分還有明啓元社黑格鈔本、《西廂記與白蛇傳》附錄本。《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六）則分別以《遠山堂曲品》和《遠山堂劇品》之名予以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