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文士樓

達文士樓始建於1905年，建築地址最初名為清鳴台，庚子後為天津英租界和天津德租界推廣地的交界地段。

目前，關於達文士樓的建造者，資料上有兩種説法：

在樓內很多顯著位置，都鐫刻了一個漂亮的族徽。如樓梯杆柱頭和洋樓的東外牆上，至今還能找到清晰的族徽標誌。這是一個盾牌的形狀，中間是兩個變形的字母組合。較容易辨認的一個字母是“F”，另外一個字母可能是“T”，也可能是“J”。天津歷史風貌建築專家金彭育告訴記者，他曾經請德國朋友就這個族徽進行查詢，但並沒有得到確切答案。因此，洋樓的建造者，始終還是一個未解的謎。 ^[2] 

根據房屋登記記錄，這所房子在20世紀40年代前，居住着達文士夫婦。達文士先生是一位英國僑民，他在建設路上開了一間洋行，專營毛皮業務。20世紀初，英法各國僑民在天津開設洋行，大多以內地毛皮等土特產為主。達文士的洋行顯然規模不是特別大，所以在現有的洋行資料中，並沒有記載。達文士的英文名字應該為Davidson，這個名字當中既沒有字母“F”，也沒有“T”或“J”，所以族徽應該與達文士無關。另外從房屋登記的資料來看，達文士夫妻應該是購買了現有的住宅，所以證明他們也不是房屋建造者。達文士夫妻在這所小樓里居住到20世紀40年代後期，新中國成立前，這裏搬進了第三代居住者——一對俄羅斯牙醫夫妻。

88歲的王敏老太太自1954年搬進這所洋樓，一住就是56年。王奶奶住在一樓原大客廳的房間，房間將近60平方米，陽面為半圓形，多扇百葉窗，進門處左側面有一個非常獨特的鏡台式英式壁爐，壁爐上有一塊比利時產的鏡子，至今閃亮，保存完好。

提起牙醫夫婦，王奶奶印象深刻：“那個俄國老太太，我記得可清楚了。那年我搬過來，樓上住一户，樓下住三户，俄國老太太就住在樓上。第一天鄰居就提醒我，這個俄國老太太脾氣不好，讓我別惹她。那個時候沒有煤氣，平時做飯要生爐子。我記得有一天我在院子裏生爐子，大概是煙太大了，爐子剛點起來，只聽見樓上窗户一響，‘譁’地一盆水倒了下來，把我的爐子瞬間澆滅了。我也沒跟她吵，站起來直奔派出所。大概是民警教育了她，從那兒以後，我每次生爐子，她在樓上就把窗户關上。”

王奶奶説，牙醫夫妻開的是一個小型牙醫診所。因其規模小，標誌不明顯，也沒做什麼廣告，來這裏治牙的人並不多，生意也不大景氣。俄國老太太身材矮胖，丈夫死後，每天到小白樓附近的猶太公會吃飯。“她天天去那兒吃飯，吃完飯還把人家的餐具偷回家。就揣在懷裏，碟子啊，碗啊，經常帶着一兩件餐具回家。”20世紀50年代，這位俄國老太太隨兒子到國外定居。“達文士樓”裏再也沒有外國人居住了。

新中國成立初期，達文士樓的周圍還有很大面積的花園，孫大娘對此記憶猶新。

“我是結婚以後住到這裏來的，我婆婆家姓趙，老太太在世的時候跟樓上住過的外國人關係很好。我住到這兒的時候，房子周圍還有很大的花園，歐洲式樣的。花園裏面種的是各種果樹，有草坪，到了秋天就會結果實。後來旁邊的學校擴建，要有操場啊，於是就把花園劃到了學校裏面。”孫大娘告訴記者，1976年地震之後，小樓的樣式發生了一些變化。“前面那排小平房，原先不是這樣平頂的，而是尖頂的。我聽老人説，過去那裏是僕人住的房子和廚房，地震那一年，房管站的工作人員從那排平房上拆下了好多木頭，房頂就變成現在這樣的平頂了。還有門前的台階。過去我們這樓進門口有三級台階，因為馬場道不斷被墊高，院子變成了窪地，居民們只好自發組織起來，把院子墊起來，三級台階也被埋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