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詩

詩歌與宗教向來有着不解之緣。《聖經》中專闢《詩篇》一章，收錄了詩歌150首；佛教高僧也多有詩詞傳世，用以闡明佛理或讀經心得。中國是詩歌王國，道教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最能和中國人的心理契合。因此，大量的中國古代詩人和道中之人以道入詩、以詩明道或託道言志甚至以詩和禮便不足為奇了。道教文化由於有這方面的功能，所以使它顯得更為豐富多彩、千姿百態。

應當説，詩歌裏的豐富的語言，是適合於表達神秘宗教體驗和悠遠宗教意境的。而中國傳統詩歌中飄逸空靈的風格，則能較好地抒發道家超然物外的神仙氣質。這是道教詩歌得以產生、發展的重要是伴隨着道教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

道詩可從內容上來區分，將其分為三大類：其一是道中之人為宣揚道教教義而作的詩歌，往往具有歌謠的性質，語句樸實而隱晦，啓示人們的想象。許多傳道之士所作的玄道詩，即屬這種類型。其二是道教中之人在修煉中或與同門中人交流時有感而發之言，它們是道義與詩歌審美的結合。比如葛洪、陶弘景的練功歌訣，即為此類之典型。其三是深受道教思想影響的詩人之作，散發着濃郁的“仙氣”，比如郭璞、李白的遊仙詩。道詩主要盛行於晉、唐。

晉代以前，儒家思想統治着中國社會，漢代董仲舒獨尊儒術，提倡儒家的道德原則，併為各階層特別是上層所推崇。漢末，軍閥紛爭社會動盪，人們對儒家嚴格的道德規範失去了信心，造成了社會道德的失範，直接的結果是儒家思想的削弱和儒家地位的下降。到了晉代，知識分子重新拾起了老莊思想，玄風大盛，這裏當然有逃避現世的嫌疑，但也是在尋找另一條道路，這是道教產生的社會基礎之一。這樣的一種社會風氣浸入到詩歌領域就促成了道教詩歌的繁榮。比如郭璞、陶弘景、陸靜修，這些道中名士都寫出了一些流傳至今的帶有道教風格的詩歌。

唐代是詩歌的時代。在風格各異的詩人中，李白可謂獨樹一幟，他本人生性豪放、喜痛飲，好吟詠，時人稱他為“詩仙”、“酒仙”，實在是名副其實。這樣一位帶有仙氣的大詩人，自然是寫道詩的高手，更何況他本人與道中之人關係密切，不可不受道教思想的影響，詩語之中流露道教氣質便不足為奇了。但李白的道詩與前人最為不同之處，在於詩之用意不在論仙而在表現某種性情。前人所寫的道詩如郭璞，大都是描摹想象中的仙境或敍述修煉心得，來表達自己對成仙的嚮往，他們富於意境而疏於感情。而李白的道詩，則是借道家之境來諷喻現世和表達奔放的情感。比如他那首傳誦後世的《夢遊天姥吟留別》便是典型。唐之後也有不少道中或道外之人書寫的道詩，但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看，都已不能再超越晉唐時人的了。

在宋代詩人中，受道教思想影響最深的應該説是蘇軾和陸游。蘇軾曾吟誦《宿九仙山》，引葛洪等道派中人為同流，並自謂“七歲從道之師”，長大後相信神仙的存在。

陸游除在其早年寫有《鍾離真人贊》、《幽居》、《步虛》等詩外，還在中年以後追隨道教之蹤，寄情山水、修道煉丹。他在此後的多首詩詞中表達自己沉醉於其中的情趣，如《幽居即事》中的“採藥鹿門山，釣魚富春渚”；《寄隱士》中的“更為乞《黃庭》”；《道懷》中的“織罷化吾梭，棋終爛汝柯”，均是此情之寫照。

著名理學家朱熹也是一位對道教頗為熟悉的人物，他曾在《武夷七詠·丹爐》中記載了道教的煉丹活動及相關的遺蹟。反映出對道教相關理論的熟悉。另外，他還作有《簡寂觀》等詩，勾勒出道士陸修靜的主要生平。

另外，如當時著名詩人黃庭堅、楊萬里、范成大、劉克莊等，都曾留下在這方面的不朽詩篇。

總之，道教思想對中國傳統詩歌有深刻影響。可以説沒有道教詩歌就沒有中國詩歌的“風骨”；而沒有中國傳統詩歌的作用，道教就似乎缺少了一些藝術氣息，而道詩則是中國傳統詩歌與道教的完美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