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林·格雷的畫像

年輕貌美的道林·格雷看到畫家巴茲爾·霍爾華德為他畫的自像後，發現了自己驚人的美。他在巴茲爾家中結識了亨利·弗敦勳爵，併為亨利的人生哲學所折服，道林開始為青春韶華易逝，面貌難以永駐而感到痛苦，宣稱如果自己能夠永葆青春而讓那幅畫像變老，他願意捐棄自己的靈魂。他的這個願望後來居然奇蹟般地實現了。他認識了女演員西碧兒·韋恩，兩人很快進入熱戀並訂婚，但道林卻因為西碧兒一次演出讓他失望，在巴茲爾和亨利面前丟了面子而惱羞成怒，粗暴地對待她，全無半點憐愛之心。道林回家後驚訝地發現自己的畫像已經發生變化，嘴角現出了殘忍的表情。西碧兒在道林絕情地離開自己後，當晚便因絕望而自殺，道林卻在亨利勳爵的“開導”下，全無心肝地把戀人的死當成一個浪漫的故事。

從此道林開始一天天走向墮落，那幅畫像也隨着他的每一次惡行而變得愈加醜陋猙獰，但道林的外表卻始終保持着青春年少的美貌。他在那幅畫像的掩護下過着雙重人格的生活幾十年：外表純潔天真，一塵不染，實際上卻幹下了許許多多卑劣墮落的勾當。許多年輕人因為喜歡他的外表，崇拜他親近他，和他交朋友、做情人，最後一個個都被他搞得身敗名裂。為他畫像的巴茲爾好心相勸，道林卻在向他展示了畫像的醜陋後將其殺害。之後毫無人性地找人替他毀屍滅跡。

韋恩的弟弟十八年後要找他算賬，卻因一次意外的槍擊事件而死亡；為他毀屍滅跡的阿蘭·塔貝爾後來也開槍自殺，且沒有把道林可怕的秘密公之於世。瞭解道林底細的人相繼死去，但掛在閣樓裏的畫像卻常常讓道林想起自己所犯下的種種罪惡，成了他的一塊心病。他終於承受不了這種精神上的折磨，想要毀掉記錄着自己罪惡的那幅畫像。就在他持刀刺向畫像的那一刻，那把曾經殺死過畫家巴茲爾的刀，卻刺進了道林自己的胸膛：橫屍地上的道林·格雷形容枯槁，面目可憎，掛在牆上的畫像卻絲毫未改，光彩依舊。 ^[3] 

19世紀的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思潮把自亞里士多德時代以來的“模仿説”發展到了頂峯，藝術與現實的關聯從未如此緊密過。左拉從一開始就受到丹納的社會學理論的影響，丹納用社會學觀點來分析文學的發展歷史，認為文學作品完全由它們所處的社會語境所決定，有什麼樣的種族、環境和時代的條件就產生什麼樣的文學作品。丹納強調文學作品是時代的再現，文學創作者是時代的記錄員，時代的精神決定着藝術的發展，“時代的趨向始終佔着統治地位，企圖向別方面發展的才幹會發覺此路不通，羣眾思想和社會風氣的壓力，給藝術家定下一條發展的路。”王爾德對這樣的藝術觀深惡痛絕，他在《謊言的衰朽》一文中猛烈抨擊了以左拉為代表的注重摹仿現實的文學創作，“在他的作品如《萌芽》中，確實有着某種幾乎可以稱為史詩的東西，但是他的作品從頭至尾全是錯誤的，不是基於道德的錯誤，而是基於藝術的錯誤。”王爾德認為這樣的作品摧殘了藝術的想象力和美，已經背離了藝術的本質。

19世紀資本主義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文化環境的改變令藝術家感到一種壓抑，藝術與社會的疏離感被強化了，藝術家感到不被大眾理解的孤獨，他們對事物的敏感使得藝術家只能行走在孤獨的小徑上。維維安·荷蘭在為王爾德所寫的傳記中評價他與其所處時代的關係：“當時的英國極拘泥於傳統，人們一言一行都必須與嚴格的社會行為與道德規範相符，稍微偏離常規就會被視為脱離正規。連藝術與文學的原則都被棄之不顧，必須恪守社會規範。就是在這種狀況之下，王爾德決心以瓦解這種枷鎖為畢生志向”。”關於藝術與大眾的關係，王爾德認為藝術家完全沒有必要考慮公眾，因為藝術家的創作是基於個人的趣味，是個性的表現，“一件藝術品是一種獨一無二的性情的獨一無二的結果，它的美來自於它的作者實現了自我這一事實”。《道林·格雷的畫像》正是這種藝術觀念的實踐。 ^[4] 

《畫像》中，美少年格雷在遇到奉享樂主義為人生真諦的亨利之前，完全是一個徹底的有道德良心的，做事符合當時道德規範的良民。

在《畫像》中，格雷有兩個性格志趣截然相反的朋友，一個是玩世不恭，以玩樂為處世哲學的亨利·沃登勳爵。他整天無所事事，甚至勸人們不要剋制自己，不要為所謂的道德觀念所束縛，要放縱自己追求感官享受的慾望。另一個就是以追求美作為最高藝術目標的天才畫家貝澤爾·霍爾沃德。他對美有着無限的嚮往與追求，他認為社會道德是他生存的準則。以享樂主義為人生真諦的亨利逐漸地激活了道林人格中一直被壓抑的，以享樂主義為處事原則“本我”。道林人格中的“本我”萬分馴服地聽從了亨利的誘導，所以道林受亨利享樂主義思想的驅使，開始追求一種所謂“美的”實際是墮落的生活，憑着自己的美貌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到處追求感官的刺激，以至於犯罪。 ^[5] 

亨利·沃登勳爵是玩世不恭，以玩樂為處世哲學的人。他整天無所事事，甚至勸人們不要剋制自己，不要為所謂的道德觀念所束縛，要放縱自己追求感官享受的慾望。 ^[5] 

亨利爵士超乎尋常地迷戀道林驚人的美，但不似正直的畫家，他是那穿越時空的伊甸園裏的毒蛇，是性格複雜的作者的影像。他用驚世駭俗但詼諧有趣的言論包裝他有毒的慾望，將道林一步一步引上耽於聲色、出賣靈魂的不歸邪路。 ^[6] 

貝澤爾·霍爾沃德是畫家，他的悲劇來自於他對肉體美的過分崇仰。從他遇見道林的那一剎那起，他就意識到這個人將會對他產生最不尋常的影響。道林成了他心口中無形理想的有形化身。他明知道這樣地崇拜包含着危險，但對他來説，保持這股勁頭固然危險，更大的危險卻在於失去這種勢頭。如果當初他不被道林年輕而又優雅美麗的外表所吸引，他就不會投入全身心血去作畫，從而不會引起亨利對道林的興趣，就不會直接導致道林的腐敗和墮落，更不會導致他自己的殺身之禍。貝澤爾對道林肉體美的崇仰，直接毀了他和道林。他最終死於道林手中，而道林靈魂中可怕而荒唐的虛榮，正是由貝澤爾所培植的。 ^[7] 

通觀整部小説，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如果純粹為了藝術而體驗藝術，藝術根本無法帶來真正的幸福；如果喪失了道德的框架，藝術就會變得“毫無用處”。道林對藝術的興趣，是他拿靈魂交換畫像之後又感到不滿足而表現出來的一種不安。後來，他在自己家中擺滿各式各樣美的東西，專心研究起掛毯、珠寶、服飾、音樂乃至宗教中的藝術因素，追根溯源，不遺餘力。對道林來説，並非這一切可以陶冶性情，它們無非是道林尋找感覺的一種方式，一種逃避的途徑，逃避那幅醜陋的畫像給他帶來的道德警示。當藝術無法為道林帶來他所渴望的新的樂趣之時，他又去追求那些不算聰明的行樂方式；性、吸毒、偷竊和暴力。他越來越需要體驗新的感覺，因為他渴望重新感受某種東西。

因為道林喪失了自己的靈魂，他也就喪失了與道德的契約，喪失了個人生話的情感維度。他雖然如醉如痴地聚斂着藝術，但他欣賞藝術所需要的豐富情感其實早已消逝。具有象徵意義的是，道林最後對鴉片上了病，在他尋找感覺的過程中，道林的確像一位癮君子：他不顧一切地想獲得曾經感受過的欣快體驗，卻只能不斷地增加自己的痛苦。畫像這種藝術形式欺騙了他，藝術給了他一把可以通往不受傳統道德約束的理想世界的鑰匙，卻又無情地愚弄了他——把他欣賞的那個美的世界所需要的靈魂拿去了。

總之，中心人物的難以解讀和小説主題的富於挑戰性，是《道林·格雷的畫像》的特點：這是一部讓人很難完全讀懂的小説，它對墮落與謀殺的表現．是哥特式的恐怖；它對繁榮的維多利亞時代上流社會虛偽本質的揭露，又像是一部社會記錄片；它對西碧兒·韋恩一家的描寫，則像是一部情節劇。《道林·格雷的畫像》是一篇藝術宣言，一部戲劇，而且——誠如有些批評家所指出的——是一篇道德寓言。這也許就是《道林·格雷的畫像》獨具魅力的秘密之所在。 ^[3] 

在恐怖的謀殺發生之後，道林找來身為化學家的坎貝爾，強迫他利用化學的手段讓遇害的畫家消失得“乾乾淨淨，不留下一點痕跡。”坎貝爾被迫幫助道林毀屍滅跡的情節彷彿暗示着，藝術家最終被科學解構得一乾二淨。在科學和理性大行其道的19世紀，王爾德的這種諷刺實可謂獨到、辛辣。王爾德筆下的畫家與他在戲劇和童話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都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即至善、至美難容於世。

王爾德通過描寫道林奇蹟般的人生旅途，幾乎是不着痕跡地向我們展示了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人只要活在世上，便不可能不犯錯，不可能不受到惡習的侵害。因此，原本青春靚麗的容顏註定將變得枯萎，甚至可憎。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去追逐美，才能得到安慰和補償。

《畫像》既是一部小説，也是一部關於藝術和人生的寓言。如果我們把握住王爾德藝術至上的態度，那麼便可發現小説中隱藏了一條這樣的主線：即生活模仿藝術、污染藝術、進而被藝術戰勝。從這全新一角度來審視作品，小説中一直被人爭論的道德訴求也將變得清晰明朗。《畫像》一書正是通過藝術的手法完成了它的道德教育。在這部作品中，王爾德所倡導的生活哲學並不是教人不顧一切地享樂，而是號召人們以追求藝術至上至善至美的方式享受生活。一旦生活中享樂的追求失去了尺度，變成肆無忌憚的放縱，也就失去了美和自我，脱離了藝術的境界，甚至會釀成更為嚴重的後果。 ^[8] 

當道林試圖擺脱醜惡的靈魂，努力開始新生活的時候，卻意外死於自己之手。他的死無疑是對以往罪孽的清算。王爾德設置這樣的一個結尾，並不是隨意之舉，而是大有深意的：苦海茫茫，回頭無岸。人的靈魂一旦墮落，並不能依靠彌補來重新變成好人，只能以死亡來謝罪。從這個層面上説，這部小説不但不反對道德，實際還告誡人們應該遵守道德。 ^[9] 

《道林·格雷的畫像》真正的悲劇並不在慾望死亡之後的怠倦，而在於慾望持續後的災難。畫像的三個主要人物：亨利勳爵、道林和霍華爾德中，霍爾華德被殺，道林自殺，文中雖然沒有提及但可以推斷唯一得到善終的是亨利勳爵。 ^[10] 

在《畫像》一書中，王爾德借亨利之口發出了“新享樂主義”的呼聲，號召道林盡情去挖掘生活之美。但他同時謹慎地指出，“扼殺感覺的禁慾主義固然與之對立，使感覺麻木低下的縱慾同樣與之格格不入。”禁慾是對美的棄絕，而縱慾則是對美的褻瀆。而道林顯然偏向了放縱的一側。最初的道林之所以美麗，被貝澤爾視為偉大的藝術品，是因為他擁有英俊的外貌以及單純善良的心機。最初的畫像之所以動人，是出為它經過畫家貝澤爾的巧手把道林表現得栩栩如生，達到了靈與肉的和諧。這種和諧之美是畫家貝澤爾所追求的，亦是王爾德所追求的。而當畫像被道林種種放縱的悲性所污染時，它便一點也不美了。

把亨利看做是王爾德的化身，從而把亨利對道林的教唆看做是王爾德對於生活的全部理解，是很危險的做法。因為以這樣的觀點出發來看待道林悲劇性的命運，便落入了作者自相矛盾的結論。亨利這個角色或許可以被視為一個隱形的、世俗的藝術家。道林對他而言，既是一件美麗的藝術品，也是他渴望重新塑造的對象。亨利把道林當做一張“白紙”、一把“小提琴”，從而不斷享受着自己影響、改變這個年輕人的過程。在小説當中，道林所沉浸的紙醉金迷的世界，正是當時英國維多利亞時期上流社會所經歷的那種生活。人們表面上友好和平，暗地裏勾心鬥角。原本純潔、毫無心機的道林正是由於受到了亨利這位貴族的影響，才成為這種惡劣環境下的一個犧牲品。一方面，現實中的道林為所欲為，淪落成旁人眼中不可接近的魔鬼；同時，象徵着他靈魂的畫像也因此而一點點變得醜陋甚至面目猙獰。當他生平第一次拋棄一個天真善良的姑娘，圓潤的嘴角便浮現出一絲邪氣；一直到二十年後，道林終於殺死自己的畫家朋友，本已面目全非的畫像人物的手上滲出了鮮血。這正寓意着一件原本完美的藝術品因為受到世俗生活的侵蝕，漸漸變得不堪入目。

畫家貝澤爾之死同樣表達了生活之惡與藝術之美的對抗。貝澤爾在看到了醜陋的畫像之後被道林殘忍地殺害。曾經也有人以此解讀為貝澤爾是為自己的藝術理想而獻身。實則不然。如果説，視藝術為生命的貝澤爾是為了崇高的藝術理想而死，作者完全可以這樣安排——貝澤爾親眼目睹自己最完美的作品不復存在，心灰意冷之下終於以自殺來表達對純潔藝術的崇拜。然而讀者看到的卻是畫家被動地失去了生命。 ^[8] 

《畫像》中，除了第12章打獵的場景外，故事幾乎都是在市區發生的。霍爾華德的畫室、道林的閣樓、西比爾的化妝室、温室、鴉片窩、費爾莫公爵的豪宅、皮卡迪裏劇院、和各種飯廳都代表了狹小的城市世界。這個物理環境，儘管在城市，卻到處充滿了鳥兒、雲彩、微風、陽光、自然芳香、和美妙的聲音。然而這些景象都是由擁有優雅、敏感、善於觀察的頭腦所感知的。這並非偶然，因為王爾德運用這些特定場景的目的是為了傳達一種侷限、靜態、和意識形式的感覺，來實現他小説中的主題：通過藝術，生活的色彩將被賦予形式和美。以上的場景在《畫像》的空間結構中只是一種虛構，但呈現的是對19世紀人們對藝術與由藝術所創造的世界所持看法的一種顛覆。那麼畫像會變老變醜，而藝術（道林）永遠年輕不變也是一種顛覆。藝術最基本的關係—藝術與生活，或藝術作品與可變的世界之間的關係，遠遠高於藝術家從中汲取原材料進行再創造的現實生活——是不可顛覆的。道林是藝術作品，而畫像是可變的現實。道林身上所具有的美的形式是任何藝術家都無比嚮往的。 ^[1] 

王爾德筆下雖然不乏真實的倫敦及其各種場所，但他筆下的街道、廣場、港口、陋巷、鴉片館都呈現一種晦暗、陰沉、朦朧的色彩，那些能使人從身心深處生出苔蘚的幽暗陰鬱的環境與人們心目中的大都市印象南轅北轍，即便像考文特花園、皮卡迪利大街這樣的繁華之地也都只是一筆帶過，呈現的並非是清晰的風貌。 ^[1] 

在《畫像》中，王爾德沒有從道德角度對人物、事件作出解釋或評價，也很少敍述人物的身份、心情，而是以客觀冷靜的態度，讓人物自我展現。小説一開始，敍述者就以簡潔的筆觸勾勒了畫家霍爾華德的畫室，引出了故事中反覆出現、與主人公關係密切的小道具一一畫像之後，小説中的重要人物亨利勳爵和霍爾華德便登台亮相，在作者精心設置的場景一一畫室中，他倆圍繞畫像展開長篇大論。對他們觀點相左的長篇對話，敍述者未作任何評價，而亨利勳爵玩世不恭的生活態度，耽於美與享樂的人生哲學卻在其宏論中暴露無疑；霍爾華德對藝術的執着，對美的崇拜，對道德的追求也在自己的言論中得以顯示。 ^[1] 

王爾德在小説的敍事形式上，採用了童話、民間故事；浪漫傳奇；哥特式小説；懸念偵探小説等多種小説形式，大大豐富了作品藝術性，也形成了王爾德特有的藝術風格。同時，在創作中，王爾德採用了大量自己喜好的伊甸園、阿多尼斯、那喀索斯等神話模式，為小説的情節提供了一種神話次結構，大大豐富了小説的敍事性，增添了小説的藝術特色。其次，王爾德對小説中人物、意象、環境的刻畫、描繪中不僅顯露了自己對古希臘文化的崇拜與迷戀，更宣揚了自己“藝術與生活”的藝術觀。而《道林·格雷的畫像》中所呈現的戲劇性敍述的藝術特點是王爾德“天生的戲劇家”的個性特點所決定的。在小説中運用戲劇的創作手法是王爾德特有的藝術風格。在這部小説中，王爾德不遺餘力地展現其戲劇式誇張的語言，尤其是王爾德的反論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同時其語言還具有機智、優雅、獨斷的特點，這些都有助於王爾德營造其唯美的語言特色。 ^[1] 

《莎樂美》和《道林·格雷的畫像》及比亞茲萊為前者所作的插畫，被公認為19世紀唯美主義的代表作，堪稱“為藝術而藝術”的思潮在戲劇、小説和繪畫方面的三絕。 ^[2] 

圖書《道林·格雷的畫像》(8張)

由於該小説牽涉到人的道德是非觀念等問題，而作者又未明確地表明其態度，故而在出版後曾受到英國報界的抨擊：“這本書是法國頹廢派文學這個麻風怪物的產物，是一本有毒的書，充滿了道德與精神淪喪的臭氣。”倫敦法庭對王爾德“有傷風化案”進行審判時，甚至也把該書作為其有罪的證據之一。

對道林·格雷這個人物，評論界紛紛指認他是“惡魔”，但王爾德則堅持認為道林是無罪的：“他的罪惡是發現了他身上的罪惡的人強加給他的。” ^[9]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1854年-1900年），英國作家、戲劇家、詩人。他生於都柏林，畢業於牛津大學。雖然他主要以成人作家而著稱，但他的早期作品中有兩本童話集：《快樂王子故事集》和《石榴之家》已載入英國兒童文學史冊。

在王爾德的墓碑上，他被譽為“才子和戲劇家”。的確，他是當之無愧的戲劇家。在他事業的頂峯，最具代表的是他的幾部大戲，如《温德摩爾夫人的扇子》、《理想的丈夫》等，都是一時絕唱。説到“才子”，早在王爾德為世人所知之前，年僅二十四歲，他的詩作就榮獲大獎；在他短短的創作生涯中（享年四十六歲），行文演論，無處不是智趣橫生。然而他事業的起飛，風格的形成，可以説都源於童話，也正是他的第一部童話集問世之後，人們才真正將他視為有影響的作家。英國《典雅》雜誌將他和安徒生相提並論，説他的《自私的巨人》堪稱“完美之作”，整本童話集更是純正英語的結晶。他的“為藝術而藝術”的美學觀點影響頗廣。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