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新論

《通貨新論》除序言和附錄以外，正文共24章。序言闡明該書寫作用意及研究範圍，附錄分別敍述了英美法三國的國際貨幣計劃要點並予以評述。正文24章中，第1、2、3、4、9章論述了銀本位、金本位、紙本位和新金本位制的歷史演變和利弊，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第5、6、7章介紹瞭如何穩定內外價；第8、10、14章介紹外匯平準基金與信用基金的關係；第15、16章論述了紙幣整理與物價的關係；第19、20章介紹了英美兩國貨幣數量論的觀點，第21、22、23章介紹了歐戰後各國整理貨幣的方法、途徑及應注意的問題；第24章論述了中國社會組織及傳統經濟思想。

作者在該書中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貨幣制度更替和貨幣學説的發展情況，從理論和政策兩方面論述了各國整頓通貨的根據、方法和步驟，並從中國實際出發，參照外國的經驗教訓，提出瞭如何整理當時中國通貨的主張。他比較了各國貨幣理論的長短優劣，着重討論了各國整理紙幣的方法，認為中國戰後無論對內對外，不言建設則已，如言建設，必從整理幣制始，歐洲戰後整理幣制可供參考的方策有膨脹法（又稱消滅法），即將舊幣廢棄，另發新幣；提高法（又稱緊縮法），即逐步提高法幣價值；釘住法，即貶值後加以釘住。作者認為一、三兩種方法不適合中國情況，故不宜採用。唯提高法在中國可行，但不宜過於提高，若幣值過於提高，則物價過於跌落，導致工商企業倒閉，發生經濟恐慌，對經濟發展不利。但至1944年，通貨膨脹加劇，作者認為提高法已不適用，只能用膨脹法，但此法使發國難財者逍遙法外，損失會落在全體國民身上，實為天下不平之事，表現了一種矛盾心情。

在最後一章，作者大聲疾呼：中國傳統的“安貧”思想已不適應世界潮流，不要再談“安貧”，而應講均富之法，達到國富民強，才能圖自存。 ^[3] 

1944年，馬寅初出版他的貨幣新著《通貨新論》。他在《自序》中説：“該書之用意，在將第一次大戰後所發明之各種新學説，凡可為中國將來整理通貨之理論的根據，與大戰後各國調整通貨之種種方法與步驟，凡可為中國整理通貨之經驗的根據者，著成專書，對於當前的大時代，作一涓埃的貢獻。”可見，作者着眼於中國製定貨幣政策的參考，而不是單純地介紹西方的最新貨幣學説，從而著成此書。 ^[1] 

在《通貨新論》中，馬寅初將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放棄金本位後的貨幣制度都稱為“紙本位”，至於中國的法幣流通制度，則仍稱為“匯兑本位”。

馬寅初認為，實行金本位制，因黃金可以在各國間自由流通，故能保持住對外匯價的穩定；而在中國貨幣流通中，因銀行準備金的多少會引起信用的膨脹和緊縮，形成物價的忽高忽低，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這是金本位的致命傷。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黃金在國際間已不能自由流通，而中國物價則可以通過貼現率和公開市場的運用維持穩定，這樣就造成了金本位的崩潰。據此，他指出：“歐戰以前，各國競相採用金本位。與其犧牲外價，不如犧牲內價。現在則競相放棄金本位，管理通貨。與其犧牲內價，不如犧牲外價。”把穩定內價放在首要地位，在外價和內價的穩定不能兼得時，應維持內價，犧牲外價。這是馬寅初的一貫主張，在《通貨新論》中作了進一步的強調。

中國法幣同英鎊聯繫，是維持外價，犧性內價。馬寅初分析了這種“匯兑本位”的利弊。他説英國對本國主張維持內價，但英籍顧問卻偏要求中國維持外價，認為這樣可以利用外資，取得國際援助，便利資源開發，促進直接投資，保障國際貿易。但“匯兑本位”有以下害處：（一）足以擾亂國內金融及物價；（二）容易失去金融控制權；（三）對接受存款國家不利。第三條是説如果中國謀幣制獨立，要收回存在英國的準備金，對英國也不利。如果這樣的國家不止一個，各國競相提現，英國就難以應付。他主張中國以後也改為以維持內價為主，即從“匯兑本位”轉變為“紙本位”。

在《中國新金融政策》中，馬寅初已肯定紙幣也有價值，在《通貨新論》中則進一步指出紙幣有價值尺度職能。他説：“金本位放棄後，黃金已退居於貨物之地位，不復為價值之尺度。為價值之尺度者，乃純然有獨立價值之紙幣。黃金價格之大小，亦將用紙幣價值為之尺度，與百物無異。”這一點同趙蘭坪的理論正好相反。

可以犧牲對外匯價，並不是不要穩定外價。穩定外價的方法，馬寅初強調了設立外匯平準基金的作用。他説：“一國貨幣之內價，隨國內農工商各業之情形而變動。其外價則易受國際情形變遷之影響。故內價與外價拆開為好。拆開之法，莫善於設立外匯平準基金。凡國際間短期資金之流動（如資金逃走投機買賣等類），以及黃金白銀之出入，凡其所引起外匯漲落之風險，皆由外匯平準基金負之，使中央銀行之準備金不受絲毫影響，則其貼現率亦不至有忽上忽下之變動。國內農工商各業可以安然渡過。不但內價可以穩定，即外價亦不至大有上落，因內價與外價相輔而行也。如是，中央銀行之集中準備金與外匯平準基金同時存在，同時活動。前者任維持內價之責任，使一國通貨無膨脹與緊縮之危險。後者任維持外價之責，使投機家與逃資者之活動與他國之金融政策，不至加害於本國之經濟，真可謂貨幣二元制，誠今日金融界最有價值之新發明。”

1939年3月在英國支持下設立的外匯平準基金，企圖維持8.25便士的匯率，但僅僅維持三個月就宣告失敗。這是因為法幣的對內價值不斷貶值，只有以法幣買外匯，而沒有以外匯買法幣的，所以難以維持長久。因此，馬寅初指出維持匯兑平準基金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有匯出亦有匯進。且往往買進時價賤，賣出時價貴”。這又必須穩定貨幣的內價，使生產和對外貿易不斷得到發展才有可能。

馬寅初贊成維克塞爾的自然利率理論，認為儲蓄和投資相等時的利率為自然利率。他説：“自然利率下跌，則儲蓄者將減少。儲蓄減少，如需要資金不減，自然利率又將回高。故自然利率奶平衡線以平衡投資與儲蓄者也。”他又根據卡塞爾的觀點，認為美國的貼現政策就是要做到貨幣利率和自然利率相一致，使投資等於儲蓄。他稱讚自然利率的決定作用。他還指出有些經濟學家並不同意卡塞爾的觀點，美國運用貼現政策並未取得成功，但又認為“惟投資等於儲蓄，貨幣利率應與自然利率趨於一致，則毫無問題”。

為了穩定紙幣的內外價，馬寅初又討論了購買力平價説和貨幣數量説。馬寅初指出：“購買力平價説，是由貨幣數量説推演而得。貨幣數量説既有可以批評之處，則購買力平價之説可以批評之處亦必甚多。故學者對此兩説均無一致之結論，不能成為經濟學上之定律，只可認為一種經濟趨勢。”除理論基礎不對外，還要看購買力平價説所認為的匯價決定原則是否符合實際。馬寅初主要指出了以下幾點：（一）清算國際債務，國外投資及利息，僱用國際勞工及技術人員，僑民匯款等，都和貨幣購買力無關，但可影響匯價。（二）物價指數有時並不反映貨幣購買力的變化。例如假定有六種物品，每種值10元，其中有一種漲到100元，則平均物價為25元。粗看好像物價普遍上漲，實際上並不反映貨幣購買力的變動。（三）物價可以影響匯價，但匯價也可以影響物價。匯價變動是因物價變動是果，這也不能用購買力平價來解釋匯價。購買力平價説雖然有許多可批評之處，但馬寅初又認為“國際間匯兑之調整，仍以此説為依據，蓋舍此之外，另無他法也”。

馬寅初分別論述了美國派（費雪）和英國派（馬歇爾、凱恩斯、皮古）的貨幣數量説，對他們都有批評。費雪假定其他情形不變，則貨幣數量M和物價P成正比。馬寅初指出：“世界上萬事萬物往往互有關聯，若變動其一，其他不能不變動……故假定其他情形不變，不合事實。”對於凱恩斯的n=pk，馬寅初指出了三點：第一，k代表社會中的消費單位，專指家庭消費者而言，但工廠、商店也是消費單位，顯然不完全。第二，人生不能無意外，以備非常之用的生活費未包括在n=pk公式之內。第三，一定期間內，n既不會有大變動，則p和k成反比例變化，但實際上決定p的為n，k、p並不存在因果關係。因此，馬寅初認為凱恩斯的方程式和費雪的一樣，所反映的相互關係是對的，所不對的是因果關係。他認為皮古的方程式

比凱恩斯的準確，但沒有反映非常時期的貨幣價值：“非常時與常時之貨幣價值，大有出入。皮古方程式中之P，似不包括非常時期之觀念在內，因彼只説貨幣需要之量，而未提及需要之強度。”馬寅初還用心理學派的理論批評貨幣數量説，認為貨幣的購買力受心理因素的影響很大，在這些方程式中都未得到反應。

對貨幣數量論的批評首先應區別金屬貨幣和紙幣，馬寅初則對這兩者一視同仁。如對費雪的理論，他説：“就長期言之，貨幣數量説，尚有相當用處。此為貨幣數量説最大之貢獻。”他用來證明長期有用的例子之一是澳洲和美國舊金山金礦發現引起的物價大漲。其實，這是黃金本身價值降低而引起的物價上漲。馬克思在批評休謨的貨幣數量論時指出，“自從美洲礦山發現以來隨着金屬貨幣量的增加同時發生的商品價格的提高成為他的學説的歷史背景”。馬寅初則將它當作正面的例證而加以肯定。

《通貨新論》中還列有《中國社會組織與傳統的經濟思想之關係》一章。這一章的內容和貨幣理論無關，反映了馬寅初的重要經濟思想。他認為：中國的傳統思想重在一“安”字，西洋則重在“強”字；“安”由“均”而得，“均”為求“安”之手段，“安”為行“均”之目的；安貧的思想不適合當時的世界，應創造“均富”的新思想以替代之。他説：“吾人嗣後不能再談‘安貧’，應講均富之法，以期達到自安相安’與治安’之大道，則國富民強，可以圖自存矣。” ^[1] 

《通貨新論》是較完備的一部比較貨幣學説，對當時政治界、金融界、工商界和經濟學界都有較大影響。對於研究貨幣理論有一定的價值。 ^[3] 

馬寅初（1882—1982），經濟學家、人口學家、教育家。他留學美國，先後獲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15年年回國，深入研究中國經濟，任北京大學教授、交通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出版有《中國關税問題》《中華銀行論》《新人口論》《通貨新論》等著作。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