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②，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之滸^③，飲食之。

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④，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⑤，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⑥，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⑦，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值也的矣^⑧，其知恐而畏也審矣。

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説^⑨；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1] 

①薛存義：亦河東人，與作者同裏。

②河東：今山西境內黃河以東之地。

③滸：水涯。

④役：驅使。

⑤傭：僱傭。

⑥直：同“值”，謂傭工價值。

⑦蚤：同“早”。

⑧的：確實。

⑨考績幽明：《書》：“三載考績。三考，陟幽明。”謂三載一考，三考，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而升進其明者。 ^{[1]  [2]} 

河東人薛存義將要離開這裏了，我用盆盛這肉，用酒杯盛着酒，追薛存義到水邊，和他一塊喝酒吃肉。

並且告訴薛存義説：“你知道地方官的職責嗎？他們是百姓的僕役，而不是奴役百姓的。凡是靠種地生活的人，拿出他們收入的十分一來僱傭官吏，目的是要官吏公平地為自己辦事。現在的官吏拿了百姓的錢，而不好好給百姓辦事的，普天之下到處那是。他們哪裏只是不好好辦事，而且還要貪污、敲詐百姓的財物。假若家裏僱一個僕人，他接受了你的報酬，卻不好好幹活，而且還盜竊你的財物，那麼你必然很惱怒而要趕走他，處罰他。現在的官吏大多是像這樣的，而百姓卻不敢像對待怠工又偷東西的僕人那樣，盡情發泄自己的憤怒和驅逐責罰他們，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民與官同主與僕的情況和地位不同啊。雖然情況和地位不同，道理都一樣，究竟應該怎樣對待我們百姓？懂得這個道理的人，能不感到害怕而有所警惕嗎！

薛存義代理零陵縣令兩年了。在這期間，他清早就起來辦事，夜裏還在考慮問題，勤勤懇是，盡心竭力。使打官司的得到公平處理；使納税的人得到公允的負擔。無論老少都對他心不懷欺詐，面不露憎恨，這證明他確實沒有白拿百姓的錢，他是懂得不好好給百姓辦事還要敲榨百姓財物的可怕而有所警惕的。

我現在是受貶謫、地位低下的人，不能參與考核官吏政績的優劣而提出應該升降的意見；因此，當薛存義將要離開的時候，我為他餞行，並寫了這篇贈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是柳宗元任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時所作，是送永州零陵縣令薛存義到別處赴任時寫下的作品。 ^[3] 

這篇贈序體的議論文開頭是以送別開始，結尾是以送別結束，其中間跟着來論“吏治”，首尾呼應，結構完整，雖然只有短短的一百三十二字，但是文章本身也就是一段具備起、承、轉、合的完整論述。

全文共有三段，先敍江邊餞別，然後引入正題，前規後頌，與正反相形中，表達了柳宗元對於官理民生的精闢見解，以及對當時政治現實的批判。

以論吏職一段尤為精彩，柳宗元本是在送別之際對薛存義諄諄相告官吏的職責，但是卻不把所告對象侷限在薛存義一人之上。先由“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發問，使所論之文具有普遍意義，隨後提出了“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這個 着閃耀民主進步思想的“官為民役”的命題。隨之引出由此而來民對官的要求，即農民將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來僱傭官吏，是為了讓官吏為自己處理事情。但為官者多不能盡其職。於是柳宗元筆鋒一轉，斥責當時官吏“受其直”“怠其事”，違背了民“傭乎吏的本義”，又“天下皆然”，展現出當時官場的普遍腐敗。“豈惟”二句，又更推進一層，不僅“怠之”，更是“盜之”，對當時吏治的揭露尖鋭深刻。接着，又用“傭一夫於家”的比喻將人民黜罰不稱職的官吏的合法性説得明白透徹。但隨之柳宗元又筆鋒一轉，一句頓跌，指出儘管當今的官吏皆是這一類人，但人民卻不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憤怒和行使黜罰之權，原因在於“勢不同”。其後四句再轉“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筆筆跳躍，句句變化，層層深入，毫無拘章之態。在簡單的前置後引出主題，得出結論，再説明理由，而讓人有更深的瞭解，舉卑近之例，並提出質疑，而又作出解答。正如清人孫琮所言此篇“妙在筆筆跳躍，如生龍活虎，不可逼視”。

最後，柳宗元將論述官吏的職責，又落回到題目，頌揚薛存義的政績，並把對朋友熱情的勉勵歸為送別一事。

整篇文章由送別開始，又由送別結束，中間借送別論述吏職，首尾呼應，於平易中見功力，於端直中見曲折，簡樸而有深情後移，因而謂之“精能”之至，而又變化多姿。

此文是柳宗元最富於民主性色彩的作品之一。在這裏作者十分明顯地提出了“官為民役”的進步觀點，用“民之役非以役民”的句子，明瞭正常的官民關係，用“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使“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的字樣，表述了他所設計的理想的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在文中還對現世中貪官污吏魚肉百姓、殘害人民的行徑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天下皆然”四個字便道出了社會的黑暗，他暗示人民有黜罰這些官吏的權力，所以不能使用這種權力是因為形勢不同，他告試官吏要有所警覺。這表明他已看到人民的力量，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願望和要求。文章從送別始，以送別終，中間借送別論吏治，首尾呼應，緊扣主題，前抑後褒，盡規勸警戒之意，且見解卓越，民主味濃，非一般作者所能企及他的“吏者人役”的觀點，更是那個時代極其難能可貴的思想。 ^{[2]  [5]} 

明代鍾惺：此篇文勢圓轉，如珠走盤，略無滯礙。（《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

清代何焯：此序詞稍偏激，《孟子》雖發露，猶自得其平也。（《義門讀書記》）

清代劉熙載：柳州《送薛存義之任序》，可謂精能之至。（《藝概·文概》） ^[2] 

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字子厚，河東解（今山西運城西）人。世稱“柳河東”。貞元九年（793），二十一歲的柳宗元進士及第，授校書郎。二十六歲又中博學宏詞科，調藍田尉，升監察御史裏行。與劉禹錫等參加主張改革的王叔文集團，任禮部員外郎。“永貞革新”失敗後，被貶為永州司馬。後遷柳州刺史，故又稱“柳柳州”。與韓愈倡導古文運動，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並稱“韓柳”。散文峭拔矯健，説理透徹。山水遊記多有寄託，尤為有名。寓言筆鋒犀利，詩風清峭幽遠。著有《河東先生集》。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