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荒

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一共涉及了17個省區市的2749個村莊調查就表明，超過七成的農村已經沒有進城打工的剩餘勞動力，僅有1/4的農村還有40歲以下的勞動力。如今情況更為嚴重，由於沒有充足的勞動力，農村土地撂荒日益嚴重，影響到了農業穩定和糧食安全。目前一些主要的勞動力都是60歲左右的農民，出於對土地和耕種的自然感情依然堅守工作，但是現在依然每人要耕地20畝到30畝，基本依靠人力和畜力，勞動力現在呈現出超負荷運轉的現象。再過5-10年當這些老人都沒有辦法再因為勞作的時候，種糧主產區的勞動力就將面臨後繼無人的現象，嚴重危害到了糧食安全，這就是“農民荒”。

農村人口大量外流，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是當前三農問題的突出現象。農村人口外流在給經濟增長與發展帶來收益的同時，也給農業農村的發展帶來了務農勞力缺乏的“農民荒”以及相應的連鎖反應等一系列問題。

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研究》課題組就新農村建設現狀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調查，共涉及17個省(市、區)、20個地級市、57個縣(市)、166個鄉鎮、2749個村莊。結果顯示，74%的農村已無可以進城打工的“剩餘勞動力”，僅有25%的農村還有四十歲以下的勞動力。5年過去了，情況更為嚴重。

“農民荒”背後，有着多重原因。

城市化進程

當前城鄉一體化中的農村向城市的單向輸出，即在城鄉二元結構之下的城市化過程中，由於農業和農村投入產出率相對較低，相對城市基本公共服務較差，農村的人才、勞動力、資本等持續、單向地向城市流動，導致農村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呈現資本和勞動力淨流出的現象。這種情況在距離城市較遠的農村更為明顯，尤其是以種糧為主的農村。這種單向輸出加劇了“農民荒”現象。

農業收益低

傳統農業的資源配置效率潛力有限、收益率低。由於農業發展的基礎薄弱，農業生產條件相對較差，傳統農業比例大，收益率低。

跳農門思想

青年農民“跳出農門”的願望越來越強烈。在青年一代農民中，“打工越來越成為農民收入增加和謀生的主要辦法”，“城鄉流動、遷移並定居城市日漸成為農民的強烈願望”。因此，青壯年勞動力由於種地純收入太低、種地條件太苦和不體面而不願回村耕種。

生育率

農村生育率下降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農民荒”。由於政策和經濟社會發展等多方面的影響，農村生育率大幅下降，少年兒童急劇減少，農民後繼乏人。　近幾年，在經濟結構的調整下，“民工荒”的問題引起普遍關注，所謂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問題的討論也此起彼伏。但公眾對“民工荒”問題寄予注意的同時，卻將藏匿於“民工荒”背後的另一種現象——“農民荒”忽視了。

所謂“農民荒”，相對製造業的“民工荒”來説，就是從事種植業的合格勞動者(農民)的供給大幅減少。

前不久，筆者參加了中央國家機關青年“百村調研”實踐活動，在農村和老鄉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在駐村生活和交流過程中，一方面充分感受到了近年來國家支農惠農政策給農民帶來的實惠，另一方面也強烈感到在當前農業、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進程中出現的問題，需要予以高度重視。

農村人口大量外流，尤其是青壯勞動力大量外流是當前“三農”問題的突出現象。農村人口外流在給經濟增長與發展帶來收益的同時，也給農業農村的發展帶來了務農勞力缺乏的“農民荒”等一系列問題。比如，很多村子的常住人口，基本上是老年人和兒童，村裏青壯年均外出務工。有一個村常住勞動力最年輕的是一對46歲的夫婦，60歲以下勞動力屈指可數。

目前，主要勞動力都是60歲左右的農民，勞動力嚴重“超負荷運轉”。農民早上5點起來下地，晚上8點回來，帶着乾糧和水。有的田地在5公里以外，就要在地裏過夜。再過5—10年，這些老人無法勞作之時，種糧主產區的勞動力將後繼無人。

據農户介紹，一年收穫玉米約3萬斤，銷售收入3萬元，種子化肥等成本投入1.3萬元，如果計算上每天的勞動力成本70—80元，一年到頭淨收益率很低。青壯勞力由於種地純收入太低、種地條件太苦和不體面而不願回村耕種，“打工越來越成為農民收入增加和謀生的主要辦法”、“城鄉流動、遷移並定居城市日漸成為眾多農民的理想選擇”。

農村傳統文化正在消失

農耕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基，中華文化的靈魂和精髓與農耕文化和生活形態密不可分。然而，在當前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廣大農村和農耕文化正在消失。據《中國統計摘要2010》的統計數字顯示，全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從2005年至2009年逐年減少，分別為62.9萬、62.4萬、61.3萬、60.4萬、60萬。平均計算，全國每年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

由於人口大量外流，留守的村民除了偶爾看電視和電影下鄉外，傳統文化生活基本處於空白，傳統的社戲、戲曲、民俗活動已經基本上“曲終人散”。農村的傳統和文化生活形態將只能成為記憶中的往事。這樣的情況在南方等經濟較發達地區同樣觸目驚心。

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荒”問題，調動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關鍵在於調節糧食生產的“利潤率”這個支點，從降低投入與提高收益的角度雙向調節。首先要真正體現工業反哺農業，真正地統籌城鄉發展，建立有利於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建立農村社保制度、改革城鄉户籍制度、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其次促進形成合理的農產品價格機制。種糧農民近年來最大的收入增長是得益於糧食價格的上漲。建議逐步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將穩步提高糧食市場價格作為糧食價格調控的指導思路。第三是完善農產品補貼政策。在將針對種糧補貼政策作為鼓勵農業生產輔助手段的同時，研究對於糧食等農產品價格上漲對城鄉中低收入羣眾的影響，予以財政補貼。補貼農產品的終端消費者，有利於農業企業、農户等各方面的種植行為決策，有利於整體經濟效率的提高。當然，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還在於發展現代農業，那樣才能提升農業經營的利潤率，調動各種要素投向農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