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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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解釋古書中異體同義詞語的辭典。近代朱起鳳撰。朱起鳳(1875～1948)字丹九，浙江海寧人。此書草創於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寫成於民國十九年(1930)，歷時三十餘載，易稿十餘次，足見用力之勤。書中所錄都是古籍中兩字連用在一起的異形同義的詞語。作者指出某為音近假借，某為義同通用，某為字形訛誤，分辨極細。所有詞語都取第一個詞語的下一個字按《佩文韻府》的106韻的韻次排列,分為平上去入四聲。凡見於經史子集中的詞語都以最習見的寫法為綱，其下所列的種種異文別體,則按經史子集的次序排列。體例謹嚴,秩然有序。其中一詞一語之下可以有多至十餘種的寫法,既可以藉此研究聲音轉變通假的道理，也可以藉此研究文字在使用中的演變，比以前纂集經典異文以及吳玉搢《別雅》、錢坫《十經文字通正》之類的書所收的詞例都廣泛得多。

此書原名《新讀書通》,1934年由開明書店出版,改名《辭通》，編為24卷。其最大的特點是每一組詞語之後幾乎都加有按語，以聲韻為樞紐，指出文字異同之間的關係。何者為假借字，何者為聲近義通字，何者為同聲通用，何者為形誤，何者為別體，有時還刊正舊注的誤解。自序説：“此書音訓，有沿用舊注者，有采清儒之説者，要皆參以己意，折衷一是。”現在看來，其中創見頗多。惟對古聲韻部類未能詳究,但云一聲之轉,尚有不備，甚且時有錯誤。書末有補遺 7條，並採錄字同而義異的詞語99條附錄於後，以廣異聞。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辭通》。1986年，《辭通續編》由其子吳文祺編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關於《辭通》的誕生，得先從編纂者朱起鳳説起。那是在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朱起鳳在他外祖父翰林院檢討吳浚宣的提攜下，任海寧安瀾書院教師（實職為閲卷，吳任該書院院長）。在一次閲改學生的課卷時，他把學生卷中“首施兩端”錯認為筆誤，改批為：“當作首鼠”。卷子發下後，眾生大譁，譏笑説：“《後漢書》都沒有讀過，怎能批閲文章！”原來“首鼠”“首施”“首尾”三詞是可以通假的。前者見於《後漢書·西羌傳》，後者見於《史記》、《左傳》。朱起鳳遭受到這樣的奚落，深感學業上的不足，從此發憤，潛心於訓詁學的研究。 從1896年開始，朱起鳳便廣泛閲讀古籍，收集其中的通假詞和詞組，記入讀書筆記中。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直到1919年才完成全書12冊300萬字的編寫工作。最初的書稿名叫《蠡測編》，即在古籍的書海中鈎沉古雙音詞。後積詞越來越多，便更名為《讀書通》，到正式出版時遂定名《辭通》。朱起鳳將它命名為《新讀書通》。

要弄通古雙音詞，這要在大量的經、史、子、集等典籍中搜集有通假現象的詞，並一一地進行考訂、辨析，工程是非常艱鉅的。朱起鳳以個人的力量花了三十個寒暑，在沒有一個助手的情況下獨立完成了這部《辭通》。這在我國辭書編纂史上是極罕見的。朱起鳳的治學態度是嚴謹的，在浩如瀚海的古書中，從蒐集資料到研究、抄錄，往往是“一字之徵，博及萬卷”。他對一些沿訛已久的詞，不厭其煩地考訂、校正，對一些解釋含糊的詞，經過他的類比辨析，獲得明確含義。有些詞一時委決不下的，就把它寫在小紙條上貼起來，以供時時考核、審訂，把書齋內的牆上、窗户上都貼滿了，甚至在火車上也沒有停止過編寫。他就這樣三十年如一日地工作着，終於完成了這部鉅著。

到一九二四年，書稿全部完成。為謀求出版，起先去找猶太鉅商哈同的總管姬覺彌和南潯富商、嘉業堂藏書樓主人劉承二人。商談的結果竟然都如出一轍，他們都可以付給朱起鳳一筆鉅款，條件都是必須用他們的名字出版。朱起鳳毅然拒絕了他們這種欺世盜名的無理要求，把書稿帶回。在這被擱淺的六七年間，他對全書各個條目又作了一次全面的修訂和增刪，內容更加豐富紮實了。

後來他的兒子吳文祺（從母姓）入商務印書館，為父親這部書的出版多方奔走並著文宣傳。其中歷經商務印書館編輯所所長王雲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以及歷史通俗演義作者許嘯天等人撮合洽談，都因各種原因而未能出版。最後書稿為夏丏尊、章錫琛、鄭振鐸、王伯祥、葉聖陶等所賞識並竭力推薦。開明書店獨具慧眼，用千字二元的稿酬，以全書六千元買下書稿，至此《辭通》遂告正式出版。

《辭通》分為上下兩卷，章太炎、胡適都為它作了序，對它的學術價值作了很高的評價。一九三四年上卷五千本在出版後一個月內就全部售完，這在當時是一件盛況空前的事，震動了出版界。著名學者胡適、錢玄同、劉大白、林語堂等都對該書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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