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費政策

第一階段：建國以後，我國電信產業實行低資費政策。當時，中國經濟基礎條件落後，電話普及率低，人均收入不高，政府參照世界上主要電信企業壟斷時的定價辦法，以總成本輔以專業問的交叉補貼制定了全國統一價。對大多數用户經常使用的基本電信業務(市內電話)採取低資費政策，而對普通居民相對用量不大的國際電話、長途電話等業務實行了較高的資費標準。這主要基於兩點原因：其一，在計劃經濟時代，電信企業的固定成本主要由國家承擔，只有可變成本需要通過資費收回。這時的電信資費不僅可以低於包括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在內的平均成本，而且可以低於邊際成本。其二，電信產業是基礎設施產業，電信資費的高低直接影響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投入成本和產品價格，另外也影響還處於低工資狀態下的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水平。

第二階段：改革開放初期，由於資金緊缺，市場需求增大，電信市場供不應求，國家對電信採取高初裝費和高入網費的政府扶持政策，允許企業收取初裝費和附加費，同時允許新業務採取較高的資費政策。高初裝費、高移動入網費收取總體上提高了電信資費水平。這一政策為我國電信網絡建設籌集了必要的資金，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供需矛盾，促進了電信業的後續發展。同時，我國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國有企業改革、投資體制改革等等。在改革的大環境下，為加速電信發展，滿足迅速增長的市場需求，國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特殊政策，允許電信增收附加費，允許新業務提高資費標準，制定的電信資費遠高於成本，實現了電信業的高速發展，但也進一步加劇了電信業務之間比價不合理的現象。電信產業因此也成為其他很多企業夢寐加入的高利潤企業。

第三階段：1994年以後，中國聯通公司的成立標誌着中國電信市場開始從獨家壟斷走向開放競爭。由於聯通公司主要經營移動業務與郵電部形成了競爭，自1994年移動話費開始不斷下降，廣大電信用户從中得到了很大的實惠。另外，一方面隨着電信技術的進步和電信成本的下降，業務成本和電信資費得到不斷的降低，我國電信用户數量高速增長，消費市場逐漸成熟，要求與國際接軌，形成要求降低電信資費的強有力的社會力量。另一方面，我國政府為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廣大電信用户的利益，也加快了電信資費調整的步伐，突出表現在自1998年電信業分拆重組，原郵電部和信息產業部對電信資費進行了多次調整，降低了國際和國內長途電信資費，大幅度降低甚至取消了初裝費和入網費。尤其是1999年3月，經國務院批准，全國電信資費進行了有升有降的結構性調整。資費總體水平下降，其中因特網、國內出租電路、國際和港澳台電話資費、長途電話附加費及電話初裝費、移動電話話費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下降，以及本地網電話資費理順關係，取消了本地網電話附加費。資費調整基本上達到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和企業讓利、回報用户以及逐步理順資費價格關係的目的，廣大用户表示認可和歡迎。隨着電信市場及技術的發展，資費下降將成為電信業務發展的必然，資費政策將更多地由市場決定。 ^[1] 

當前，我國經濟建設已經進入“十一五”規劃階段。根據我國信息產業“十一五”規劃，我國電信資費政策的改革方向將結合電信行業發展實際，沿着加強市場監管，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努力為電信行業發展創造公平公正、有效有序的市場環境，讓消費者享受更多更好的通信服務的方向前進。根據信息產業部的部署，未來制定電信資費政策的指導原則主要有以下3點：

第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要儘可能利用市場無形的手調節電信資費；

第二，政府代表全社會利益，制定資費政策既要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又要考慮企業的利益，要追求全社會利益的最大化，當前重點是要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第三，要進一步打破壟斷，引入競爭，堅決制止一切妨礙公平競爭、排擠競爭對手的資費行為，鼓勵有效、有序的競爭，要通過競爭促進企業改善服務，提高質量，降低成本，最終使老百姓能夠用上物美價廉的通信服務。

綜觀世界發達國家電信資費政策改革的路徑，伴隨着電信市場競爭機制的逐步完善，全面放開對競爭性電信資費定價的管制干預，而將管制重點轉向網間互聯以及存在可以控制定價的市場勢力的市場範圍，與此同時，資費管制方法也從直接管制定價轉變為間接調控和強化外部審計。從我國目前發展狀況來看，這也是我國未來電信資費管制發展的方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