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面報道

負面報道往往容易產生轟動效應，在一定範用之內對解決問題產生積極的影響。

負面報道可以加強對新聞事件的認知，從而進一步引起我們對自身行為活動的審視，有助於塑造公民的現代人格。如通過對自然災害的報道，可以使民眾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係，提高保護自然環境的意識，加大環境保護的力度；通過對社會中存在的種種醜惡現象的揭示，可以增強民眾對整個社會和世界的認知，並最大限度地激發民眾的正義感和公民意識。

通過媒介將出現的問題直接反饋給民眾，啓動社會預警機制。人類通過負面報道得知自然、社會的病症，對可能發生的天災人禍產生了警惕心理，找尋最佳的解決方式，及時糾正錯誤的行為，規避風險，減少損失。

媒體的立場不同，對同一新聞事件所表達的觀點也會不同。負面報道往往是多方勢力觀點的角逐，媒體在激烈地辯論當中全方位呈現事件的原貌，展現多元觀點，讓受眾在“兼聽”中找尋真理。

負面報道的揭醜監督可以對國家機關和政府官員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從而迫使政治決策的透明化、公開化，激發民眾的參政熱情，降低政府的決策失誤，提高政府的辦事效率，完善民主政治制度。

負面報道對解決社會問題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如果把握不好度，則容易出現誤導，使負強化的效果在某種程度上產生消極影響，對一些重大事件的報道特別需要謹慎對待。

媒介恐慌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指的是媒介在對產生社會恐慌的事件進行大規模報道的過程中導致更多的新的恐慌現象和恐慌心理的產生。國內外傳播史中，由媒介本身或其傳播內容而引發的恐慌更是不勝枚舉。最為著名的莫過於上個世紀初期美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廣播劇《火星人人侵地球》，它的逼真效果曾令民眾恐慌瞬間爆發，百萬聽眾倉皇出逃。就我國而言，最近的恐慌現象要數因日本核泄漏事故而引發的“搶鹽”風潮，這場由不負責任的媒體和專家引起的亂象在人際間瘋狂傳播，最終着實把民眾“忽悠了一把。

傳播技術的進步和新聞傳播觀念的轉變，使得許多媒體熱衷於“爭搶”對各種突發性公共事件的報道。而其中充滿戲劇性和衝突性的負面新聞報道帶來的則是不同程度的媒介恐慌，雖然起到了“吸引眼球”的作用，但隨之而來的即使不是大量的恐慌，也會是普遍的不安，甚至是一些非理性的直覺式的反應。媒介引起的這些恐慌心理屬於不當的突發事件報道帶來的“副作用”，這是應該注意和規避的。

社會恐慌事件是媒介恐慌產生的前提，一旦發生可能造成重大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生態環境破壞和嚴重社會危害的突發性公共事件和危及公共安全的緊急事件，必然會引起媒體大規模的集中報道，形成鋪天蓋地的輿論氛圍。而媒體就是恐慌情緒傳染的推動力，密集誇張的報道對受眾構成了無形的壓力，處在社會恐慌事件包圍中的受眾慢慢滋長出可怕的集體恐慌情緒。一些媒體為了吸引眼球，追求經濟效益，不顧一切大規模報道社會恐慌事件、渲染恐慌情緒，使得多數不具備“免疫”不良媒介信息能力的受眾，在不自覺中被媒介報道左右，深陷恐慌情緒的泥潭，導致恐慌的多米諾效應，最終形成嚴重的大規模的媒介恐慌現象。

媒體負面新聞報道的主觀目的是滿足受眾的知情權，宣揚正確的價值觀，但是，受眾心理發展水平、認知結構、需要與動機的個體差異，導致信息傳播的效果未必完全符合媒體最初的預想，有時甚至還會出現反效果。

富士康連續墜樓事件就是一個警醒。對於自殺氛圍的渲染，媒體的過度關注難逃干係。研究證明，自殺是一種“心理傳染病”，媒體對自殺事件的過度報道和不當態度，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缺乏識別能力和抵抗能力的青年，可能誘發某些人的自殺行為。在對連續墜樓事件的一系列報道中，一些媒體為了追求轟動效應，將自殺的原因簡單歸結為企業管理的粗放，並用感性的言辭大肆渲染，甚至把自殺描繪成一種悲壯的反抗。這就誤導一些有類似處境的人，讓他們覺得可以用生命來懲罰自己不滿的對象，把自殺誤認為解決問題的有效方式。這顯然不是媒體和受眾希望看到的，媒體也應該對此給予反思。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