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經運動

讀經運動到底是什麼呢?是不是真的復古到以前的私塾去讀四書五經或者進行蒙童教育?去學《弟子規》《三字經》《千字文》《增廣賢文》《二十四孝圖》 ^[1]  ?

第一點，以開發人性為目的。儒家經典講究“仁義禮智信”。在傳統文化看來，一個好的中國人首先得是一個有德的人，智識在德性之後。以開發人性為目的，就要求我們首先必須是一個有德性的人，這是讀經運動最重點的要求。一個小孩子或許能力不足，但他應該是一個好人。中央鐵腕反腐，説蒼蠅老虎一起打。結果發現蒼蠅和老虎一樣大，老虎像蒼蠅一樣多。怎麼回事，説明路走彎了，啓蒙的教育就只是注重工具性思維而不是德目，那怎麼能指望掌握了權力之後就能“行仁政，行德政” ^[1]  ?

第二點，要兼顧教育的全面性和歷程性，這和現代大學教育是很接近的，所提倡的是一種全人的教育：注重讀經兒童的全面性，共時與歷時兼有。歷程性就是説讀經必須實實在在地在兒童的人生中有一個介入的過程，不是説學完就忘，讀經和經典應該時時地活化在孩子的心靈和生活中間。讀完的經典絕對不會還給老師，讀完的經典就是我們自己的。經典是有生命和温度的，這是一個“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 ^[1]  。

第三，即講教育的時機、內容和方法。王財貴教授在談到如何教育少年兒童時只有很簡單的幾個字，這是讀經運動的“心訣”和“大法”：小朋友，跟我讀。當你先背誦之後的話，經過經年累月的積累，自然就會求聖賢;但如果你馬上就要求孩子一字一句地進行闡述的話，有可能小孩子還沒有把經典記誦下來。本還沒有固下來，你就去進行闡釋，會出問題的。所以王財貴的教育方法和蒙學有共通之處 ^[1]  。

王財貴教授認為，時機要越早越好。這裏面不包含胎教，讀經最好的時機是在13歲以下。因為13歲之後，小孩子就會進入到創造力爆發的時期。我們所謂的教育要固本，該背誦的內容應該讓他在創造力勃發之前，在他還要固本的時候進行背誦。你有了這樣的基礎、精神之本才有辦法進行創造。我也是很早就開始進行讀經的訓練。大概四五歲時，我看的第一本經典是墨子，我當時覺得很沒有意思。後來當我在面對人生中沒有辦法跨過的溝坎時，一想起古代經典中像墨子這樣偉大的聖人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姿態，心裏就會挺立起一種昂然的精神。當然，對於每一個小孩子，他由讀經所得、所思、所感會不一樣，但是年輕時候固本的教育對他後來人格的養成是起到比較重要的作用 ^[1]  。

當然，這也涉及到一個兒童心理學的問題，我相信有很多教育家早就對讀經運動有所批判，這些都可以進行考量。但我相信，小孩子成長的過程、父母陪伴他們讀經典的過程，首先是一個經驗論的東西而不是先驗論的東西。可能這一套方法對於某些人有用，對於另些人而言是無用，甚至是有反作用的。所以，當我們介入讀經運動，投身到國學復興的浪潮中間，仍然要有一個非常審慎的態度。過去中學教材政治課本上，經常給孩子灌輸“樸素”的辯證法：所有事情都是有兩面的、對立統一的，所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就需要經驗的積累，在層累的經驗中做遴選，做增刪，很難有一個固定的標準，或者很偷懶地推給教育部門或者所謂專家來劃一道線，定一個標準 ^[1]  。

經驗有時候也是有害的，任何教育都是如此，讀經運動亦然。我認為家長和孩子，特別是家長一定要有審慎的態度。你若是覺得讀經對塑成孩子人格起了反作用，那麼你們要抵抗。當下這麼多讀經班、書院、國學院，裏面的很多東西良莠不分，這很正常。所以不要把責任都推給讀經班、書院和國學院，家長和老師自己有分辨的責任，也有選擇的自由 ^[1]  。

接下來是文本問題了。我認為讀經的文本越文縐縐越好，越古意越好，不要白話文。

據我所知，從事讀經教學的老師，認為“五四”運動提倡白話文，是文化激進主義。他們認為，中國人不懂先賢的文本就不是一個事實上的中國人，我們的經典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繼不絕，到“五四”突然間就斷掉了，經學瓦解的同時也沒有了讀經的傳承 ^[1]  。

就文化而言，走向世界之前必須要守住自己。當我們走出國門，外國人問你有什麼可以彰顯你是一箇中國人，你該展示什麼?肯定不是洋文或者已然成為街機的iphone6。老外甚至可能不如一個賣油條的老阿婆瞭解中國傳統文化，因為傳統文化裏宗族之間的互幫互助、守望相助，鄰里之間的共同體本身就活化在我們的生活中間，我們可能每一個人天生下來就是儒家。如果我們用西方的角度來看傳統文化，甚至把這一套教給孩子的時候，有可能這樣的孩子們面對自己的傳統文化時，會不會知道自己是怎樣的存在，又當如何自處 ^[1]  。

所以讀經的人有一種説法，古文經典才是我們成為中國人之中國的一個特色。只要掌握了這一套，當你走出去和別人交流的時候，你的主體性非常明確，你的特色非常明確，這就是讀經運動專家所提到的相關意識形態搏殺的更高的一個層面。當我們瞭解到傳統文化，我們的小孩子具備了深厚的經典，日後他讀了洋文，甚至從事理工商醫，這套東西依然會讓他受用終身。他將會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大寫的中國人，而並不是一個黃皮白心的“香蕉人”。所以説讀經運動的意識形態色彩，在冥冥中也是暗合“中國特色”而“社會主義”的。

當然，白話文已經成為了我們口語、書面固定的形式，那麼當家長、老師、同學要重新認識文縐縐的、甚至很古奧難懂的經典時，遇到的障礙當然非常大。我有個朋友，他兒子很早就送到國外接受全英文教育，朋友逼他讀經，“等於要殺了他” ^[1]  。

家長愛給孩子讀《三字經》，那是蒙學的，當代蒙童的教育以認字為基礎，可以，但沒有什麼義理可以談。把《三字經》和《孟子》放在一起等量齊觀，你自己都這麼糊塗，讓小孩子怎麼清楚地讀經。蒙學的教育主要以認字為主，經典的話可以直接跳到四書五經，甚至更難的，這個過程需要老師和家長的陪伴，如果你們希望把小孩子培養成整全的人格而不僅僅是“泯然眾人矣”的庸眾或工具性人才的話，家長也要加強學習。當然這是有一個過程的，所謂由淺入深、循環漸進，像我最早的話是從《道德經》開始背的，接下來是《孫子兵法》，我們挑好背的，朗朗上口的來建立自信心，然後慢慢一步一步推進，內容不一定有怎麼樣的選擇。我覺得《道德經》是非常不錯的文本，如果你問我第一章中的文本的具體意義，我不懂，可是當我哪一天面對大的困境或面臨名山巨川的視野，我或許能找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那樣一種感覺。而讀經運動要的就是這一個。

我倒是認同讀經運動中的一個觀念，就是在理解力不發達的時候，該死背就死背。事實上，所有人在學習的過程中間無不經過死背的階段。我們今天説要和國際接軌，羨慕西方及香港的小班教學、全英文教學，學生很活潑、沒有太多的功課，就讓他們玩，放養式的。其實西方和香港都有在思考自己的教學方式是否正確。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學生經過了嚴酷的考試篩選後，他們在基礎知識的掌握程度上確實遠超過香港學生。可能中國的學生的創造力會弱一點，但不代表以前積累的方法、積累的底藴和基本功沒有用的。所以説，“死背”絕對不是落後，“死背”和“理解”一樣，不過是不同的方法論面向。當我們今天重新提到要進行死背的教育的時候，並不是説不科學的不理性的，只是告訴大家該死背要死背，家長該壓要壓。死背當然不是食古，死背完後要活用，那一樣需要依靠正確的教育 ^[1]  。

先記誦而不求甚解，對青少年的記憶和智力開發是有用的。但是我們並不是要把孩子培養成神童或記憶超人，很多東西活化到內在心靈，會在潛意識的層面體現出來，對他一生有效用。我説的對記憶力和智力開發有用並不代表小孩子讀完經典之後，你的孩子就能成為高考狀元，就能上北大清華。有可能讀完經典你的孩子還是個落榜生甚至是生活的失意者。讀經運動當然有“用”，但不是急功近利的用，而是長遠的“樹人之道”，也是“樹仁之道”。

經典就是這樣，你教得淺，他學的就淺，你教得深，他就學得深。所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還是要設立比較高的標準，那麼經典的學好以後，當我們完全熟悉文本，將孔孟之道完全內化之後，所謂的小學、唐宋詩詞也都不在話下了。這對絕對能夠讓小孩在之後進行更廣泛的閲讀，哪怕閲讀的是西方的經典或文本、外文的書籍，他都可以建立一個非常高的標準，小孩的口味就會漸漸刁起來、挑起來。所以，這方面的要求是不能輕易放鬆的。並不是説讀經運動就像電視上拍出來的那樣，有什麼固定的規制。我個人的看法，當代的讀經是沒有固定的形式可遵循，你不一定要進私塾，你完全可以進行學前教育，甚至家長陪讀或兄弟陪讀，形式很重要，但內容一定大於形式。當然很重要的一點，讀經的心和內容一定要正，我們才談到起心動念的問題，讀經千萬不要有功利主義的想法，不然的話讀經是沒有用的。所以，家長要陪伴孩子走過這樣的一段路程 ^[1]  。

體制外的民間書院和讀經班越來越多，很多家長將調皮搗蛋的小孩送去讀經，接受訓練，但需要明確，來讀經班是來學習的，而不是來培養一種興趣愛好或是讓他變乖的，讀經是要培養整全人格，而不是過來託管。這一點的話我們要搞清楚，而且讀經班也不是補習班，教授讀經的老師並不是語文的家教也不是重點中學的老師 ^[1]  。

當家長把小孩放到私塾教學的環境中時，要注意的是，第一，能提供正規教學、有基本教學資質的讀經班並不多，所以需要選擇和甄別。第二，很多的家長本身就是大富大貴之人，當他把小孩子送到讀經班而溢出了九年義務教育的時候，他可以沒有文憑而活，大不了畢業就送出國。這裏面實在有金錢成本、時間成本和經歷成本的考量，所以家長要量力而行，不要盲目跟風。我知道不少家長認同這套理念，但並不是每一個家長能夠承擔得起這樣的風險，也並不是每一個小孩適用於這樣的教學方式，所以不要盲目跟風，不是説讀經運動很火，就放下一切傾情投入。至少在中國大陸，因為教育制度的問題，你要為孩子做一些現實的考量，要考察自己孩子適合不適合這種教育。就像高中政治課本上教的那樣：一切從國情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對少兒讀經，大部分是肯定，當然我也有批判。我所謂的為讀經運動“正名”，就是指我們要如何科學讀經，理性讀經。讀經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這需要每個人從經驗中總結。沒有人可以給你拍胸脯打包票 ^[1]  。

所有的教育都有風險，就好比你要高考就有落榜的風險，你要讀經就有可能被認為説你是個瘋子或你是個復古主義者一樣，“渾身散發棺材的腐朽味道”。當你選擇把孩子送到這個溢出了九年義務教育制度之外而私塾教育時，小孩自身的主體性、獨立性也會受到挑戰，讀經肯定不是培養温室中的花朵。所以，並沒有所謂的穩妥的教育或穩妥的教學方法，這種東西都需要慢慢地去摸索，讀經運動僅僅是提出一種面向。“小孩子，跟我讀”也不是説對小孩子的一種控制，也不是不民主，更不是剝奪小孩子的自由。我贊成當小孩子在唸書的時候只需要記憶，不一定要了解意義。適當詮釋是需要的，但那是教育工作者的的責任。所謂的書讀百遍其義自現，就是這樣的道理 ^[1]  。

我早年的時候寫過一篇文章談及，其實從某個層面上説來，中國人不用讀經，因為我們每個人天生都是儒家。“你媽媽叫你回家吃飯”這句網絡用語，就也體現着儒家思想。當我們在外時，我們的至親希望給我們打個電話説：時間晚了，回家吃飯吧。這樣的一個動作中就體現着傳統的精神。當下國學復興，很多人説儒家“一陽來複”了，彷彿儒家、讀經這些東西是包治百病的“萬能藥”，哪疼貼哪，這不理性，也不科學。所謂經典，其實就是我們中國人固有的一種精神，我們的文化共同體中血脈相承守望相助的東西。你也非一定要要把上溯到周孔三代以前，經典的教育最終還是要活化到生命中，立足於當下，它要能幫助你處理你自己的內心、你和陌生他者、你和社會之間的關係，這才叫“通經致用” ^[1]  。

用生命去影響生命，經典是活生生的，有温度的，它穿越千年的時光到現代這代人中間，所以不是説你讀完經，你的高考古文就能多幾分，你就可以給老爸老媽省個幾百塊錢家教費。這不可能，讀經做不到這個，語文家教老師才有辦法做到。你往功利的算，讀經還會佔用你大量應試教育的時間，反而起反作用。願意投入到讀經運動中的家長一定有更超越的層次，一定是有更高的追求，因為他覺得小孩子不僅僅要停留在考試、爭分這種低層次。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給讀經一個定位?蘇格拉底、柏拉圖、孔子的教育方式是有問有答的，並不是像現在這樣讓小孩子去讀去背，他有一種引導的過程，那種是最早的小班教育，叫做單對單。但是讀經運動更多的時候還是強調灌輸，很多還是大班教學，無形中也助長了對權威迷信。你要問我有什麼“快樂讀經”的辦法，我只能説不要老往“快樂”上去想。讀經有自己特質，不像米盧的“快樂足球”，事實上快樂足球的中國男子足球隊，到了世界盃決賽圈，也一樣被剃光頭。連我自己都不相信讀經是活潑的，讀經是要付代價的 ^[1]  。

我們要有敏鋭的觸感，從生活中間、教育過程中間介入到讓小孩子讀經的過程。我覺得讀經運動除了科學讀經、客觀讀經、理性讀經外，還要把讀經去神秘化，讀經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甚至是零成本都可以做的 ^[1]  。

“每個孩子都是天才，讀經是依照孩子的天性，讓其迴歸自然”、“從小讓孩子讀經，多接觸、多背誦經典，將來便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是最經濟的投資”……昨晚，應廈門 書院之邀，參加“首屆海峽兩岸國學論壇”的台灣華山書院院長王財貴在廈門做了一場《讀經與教改》的主題演講。現場座無虛席、掌聲陣陣，雖已過花甲之年，王財貴豐厚的文化底藴、敏捷的思辨能力，都讓現場的老師、家長驚歎不已 ^[2]  。

讀經：讓教育迴歸本質

從在台灣發起青少年讀經運動，倡導教育從讀經開始，到馬不停蹄在台灣、美國、東南亞及大陸義務演講1000多場，王財貴當之無愧成為兒童讀經教育的首倡者。在王財貴看來，孩子是天生的語文學習高手和背誦天才，他曾經做過一項調查，小學語文課本剛發下來，如果讓孩子們第一天就將所有課文讀完，有80%的小孩可以做到 ^[2]  。

“這是孩子的一種天性，這段時期兒童學習的特質是吸收、儲存和記憶。”王財貴表示，兒童的吸收能力是一生中最好的時期，就像海綿一樣，甚至可以全盤吸收，全部堆存在記憶的深處，將來慢慢發酵。王財貴將讀經視為“讓教育迴歸本質”的運動。“人們説，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在兒童時期，孩子們還沒學會思考、理解、運用和創造，他們會喜歡自己熟悉的東西。”王財貴認為，此時，若能因材施教，把最有智慧、最有內涵甚至最深的文言文拿出來，讓孩子們反覆誦讀，直至滾瓜爛熟，孩子將來一生便受益無窮 ^[2]  。

教改：改向合理和成功

“每個孩子都是天才，讀經只是讓孩子的這些才能沒有耽誤和喪失。”王財貴表示，語文教育，不是開發學生的閲讀潛能，不能調動其閲讀興趣，而是將一篇課文講來講去，直至味同嚼蠟。“語文教育應該是浸潤型的，讓孩子胸中有墨、滿腹經綸。”在王財貴看來，改革和創新並不是非要摒棄傳統，改革應該是改向合理和成功 ^[2]  。

“既然知道孩子的這些天性，我們就要回歸自然、迴歸人性。”王財貴表示，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底藴無窮，經典教人們不為功利做人、做事，通過經典薰陶的孩子，心性穩定，因有豐富內涵而更具想象力。“我們強調在現代的教育體制下，不能拋棄傳統、拋開孩子的天性，要讓傳統和現代更好地結合，讓孩子更輕鬆地學習 ^[2]  。”

在發起讀經運動的同時，許多家長也在擔心孩子的負擔會越來越重。在王財貴看來，這點大可不必擔心。“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自學。語文是各科教育的核心，讓孩子讀經時，開發其思辨能力。”王財貴説，“在廣泛閲讀的帶動下，孩子的學習能力增強了，興趣提高了，就能用更少的時間，應對更多的科目，大大提高效率 ^[2]  。”

蔣慶先生的“讀經運動”引發了關於讀經問題的論戰，已經從網絡BBS蔓延到了印刷媒體。論戰的焦點，一是是否需要讀經，二是如何讀法。而筆者所想到的卻是另一個問題：讀經可以拯救儒家傳統在當代中國的困境嗎 ^[3]  ？

前不久，筆者到清華大學出席了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主題是“思想資源與中國的現代性”。建構中國的現代性，面臨着三種思想資源：一是以儒家為代表的古代文化傳統，二是近代以來的啓蒙文化傳統，三是當代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後面兩種思想傳統，我們今天依然身臨其境，惟獨那個古代儒家傳統，卻有點曖昧。你説它存在，差不多被中國人忘得光光，今天能誦讀論語孟子的恐怕不多了。你説它沒有了，它卻又無時無刻不在影響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和制度建構 ^[3]  。

在古代中國，儒家經典之所以有力量，大家讀經那樣自覺，乃是因為它是一套建制化的意識形態。所謂建制化，意思説儒學不僅是一種學問或信仰，而且它與中華帝國的政治體制和宗法家族的社會網絡緊密結合，是社會政治制度的合法化話語基礎。但到了近代，特別是五四以後，普世王權和宗法家族都解體了，儒家與建制結合的中樞科舉制度也取消了，儒家便成為了無所寄託的“孤魂”，只能以各種各樣的碎片方式存在於當代社會生活 ^[3]  。

現代儒家的碎片化，是以兩種方式存在的：一種是自覺的形態，它寄生在學院裏面，成為少數學者研究的對象，但已經蜕變為精英學術的一部分，與日常生活無涉。另外一種是不自覺的，儒家滲透在當代中國法律、禮儀、規則、心態乃至行為模式的深層，但它並不是顯性的，也不再具有過去的那種合法性的功能，只是以一種約定俗成的潛規則發揮着影響 ^[3]  。

這就產生了當代中國儒家傳統的一個困境：一方面，它幾乎制約了當代中國人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我們對儒家又缺乏必要的自覺和反思。由於其整體結構發生瞭解體，儒家的碎片一旦與當下的建制相接觸，不僅無法像古代那樣對現實產生制約和批判，反而是現實倒過來以劣勝優汰的方式淘洗了儒家傳統 ^[3]  。

在學院化儒家那裏，傳統經過現代性的淘洗，呈現出面目一新的景象。但在現實生活當中，傳統卻盡顯壞相，老是與現代性過不去。而學院與現實之間，又隔着一個鴻溝。於是，有人出來提倡讀經，希望跨越這一鴻溝，將儒家的完整形態啓蒙於平民百姓。不過，問題也就來了：你將儒家經典當做什麼來讀？是文化呢，還是信仰 ^[3]  ？

如果當文化來讀，自然無可非議，也未嘗不是件好事。但如今是一個徹底世俗化的社會，許多人讀書，問的是有用無用，特別講究“投入產出”效益。而儒家經典於當今社會，大概屬於最無用的知識。所以有多少人發生興趣，實在是一個問題 ^[3]  。

雖然儒家經典的課程在綜合性大學裏面，其實並不缺乏，但它只是一種學院化的知識，與日常生活沒有什麼關係，選修的人屈指可數。即使有熱心者在社會上辦民間書院，前途也未必樂觀。當今中國人讀書之世俗化趨勢，實在難以扭轉，而熱衷於電子信息的年輕一代，更是與古代經典越來越生疏 ^[3]  。

讀經的提倡者雖沒有明言，但內心是將儒家視作一種救世、救心的宗教，希望大家將經典當作信仰來接受的。假如儒家要成為宗教，就必須有教主、教義、儀式和組織。雖然教義是現成的，四書五經俱在，儀式也可頂禮膜拜起來，但儒家從其本質而言並不是宗教，太具現實的品格。即便不是宗教，而僅僅是走王陽明的“下傾路線”，也是需要“致良知”，不僅要讀經，還要履踐。假如只是俗人的話，豈非比當年康有為倡導孔教更為可笑？

説來説去，提倡讀經好是好，但這般好事弄得不好，倒有可能成為大俗事一樁，成為譁眾取寵的招牌。倘若那樣，反倒加劇了儒家傳統在現實中的困境 ^[3]  。

當代儒家思想人物蔣慶先生編輯了一套《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讓小孩子讀“四書五經”，引來了轟轟烈烈的讀經運動 ^[4]  。

蔣慶的聲音並不是一個孤獨的吶喊，有着他國內大氣候。在全國的許多中小學校，“四書五經”又重新走進課堂，成為一門要求學生熟讀、背誦的必修課程。據説北京已有25所學校開展“讀經”活動。廣州市的“五一”小學等學校，早在1998年就試行“讀經”，全國計有100萬孩子加入了“讀經”行列。在 2004年的北京市人大會上，有代表提出一個“大力推進經典誦讀工程”的提案，頗受各方關注和重視。在國家教育部2000年制訂的中小學語文教學大綱中，明確推薦的古詩文背誦篇目，有140篇之多，《論語》、《孟子》、《莊子》、《荀子》、《詩經》等選篇比過去有了明顯增加 ^[4]  。

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薛湧先生在《南方週末》（2004年7月8日）發表《走向矇昧的文化保守主義》評蔣慶的讀經運動，他形容蔣慶的努力是“一場以‘文化保守主義’為旗幟的愚民運動似乎正在開始”，他徑直將這稱為一種“文化矇昧主義”。隨後在《南方週末》和憲政論衡等網絡論壇上，北京學者秋風、北大博士劉海波和四川學者王怡對薛湧展開了批評 ^[4]  。

秋風等對蔣慶的政教合一趨向保持距離，但是他們對薛湧的批評，雖然是在捍衞“文化保守主義”，但是無形之中，卻成就了蔣慶的“文化復古主義”。秋風等雖然深受哈耶克的影響尊重傳統，但是他們並沒有從小讀過私塾。沒有小孩子時候讀“四書五經”的經歷，如何洞曉讀經的利弊 ^[4]  ？

應該説，只有近代讀過私塾，並從私塾走向西學的那些學者做出的決斷才是可靠的。這些學者，雖然有的晚年又重歸於傳統，例如嚴復，但畢竟是少數。而絕大多數是放棄私塾教育的 ^[4]  。

秋風拿着哈耶克的大棒子一棒子打下去，五四運動反傳統被“打成”是走火入魔的。我也不贊成把傳統説成“一團黑”，但是例如像魯迅在傳統和西學中掙扎，內心往復徘徊而最後做出拋棄傳統的決定，就不能用大棒子輕易打下去。魯迅在青少年時期“幾乎讀過十三經”，他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了如指掌，他以洞幽燭微的眼光，看透了封建儒家文化如何“硬化”了中國社會的肌體。魯迅和廢除小學“讀經科”的蔡元培這些人是不可能不知道儒家經典的價值，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不得不割捨儒家經典。尤其是魯迅，為什麼要對傳統那麼偏激？因為他知道，只有偏激的姿態才能將傳統的危害打掃出門，如果講調和根本行不通，因為儒家傳統是一個非常恐怖的黑洞，會讓好的東西變形 ^[4]  。

到了當代，我們不能説，儒家傳統在整體上已經變好了。沒有人敢這樣説，即使盲目復古的蔣慶也不敢這樣説。而曾經讓文化保守主義激動不已的“儒家傳統促進東亞經濟”之説，如今文化保守主義者也只能怯怯地説一説。

當秋風抨擊五四的偏激時，是否想到自己也在偏激。既然哈耶克講保有傳統，五四運動以來的“打倒傳統”歷史難道就應該被忽視，不需要被“保有”？我們講保守主義時就應該抬高頭顱，讓眼光凌越近代歷史，只盯住“名聲不好”的封建傳統 ^[4]  ？

所有的歷史傳統都是重組出來的。我承認可以將儒家傳統重組成一“藍籌股”。但是我們何必費盡千辛萬苦，用一兩百年去幹一件收穫甚小，甚至是我們生活中並不需要的事情。而且並不能肯定地説，重組能夠把惡劣資產甩得乾乾淨淨。這是愚公移山的事情，精神固然可嘉，但是對於我們來説，必要性等於零。其實我們只要論證儒家傳統還是有些優質資產，不妨礙社會政治進步就好了，我們決不能希望它能夠促進社會進步。文化保守主義者應該把目標定得低一些，進行防禦，保護好自己的飯碗，而不是進攻，看別人的飯碗如何。他們只要論證儒家也不是壞得沒救了，我看就行了，復古就免了。文化保守主義者還是別把自己説成救世主。在這個多元的時代，文化保守主義者應該從昔日榮耀的夢境中醒來的，孔孟之道價值註定越來越小了。作為一個儒者私人的信仰，則是沒問題的。但是孔孟之道不可能像封建時代那樣，是一種用國家強制力推行的公共哲學 ^[4]  。

兒童讀經運動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折騰，依然如火如荼，不只是文化研究的學者應當承擔責任，中國教育學界也應當承擔責任。對於兒童讀經運動，中國的教育學界總體上來説是集體失語的，個別發聲者有的是為兒童讀經運動提供所謂的“理論”支援，有的則是對支持讀經與反對讀經的雙方各打五十大板，而那些反對兒童讀經運動的學者孤立無援，時而面臨難言的尷尬與困擾 ^[5]  。

兒童讀經運動會破壞兒童的生活，阻礙兒童的成長。這一運動是與兒童教育的現代觀念和現代立場相悖的。盧梭的《愛彌兒》一書在“發現兒童”的基礎上提出了“教育即兒童的自然發展”的教育理論。此後，正如杜威所説，一代代教育改革家都是立基於這一觀念而建設自己的教育理論的。杜威、蒙台梭利等人都是如此。兒童教育的現代觀念和現代立場是以“發現兒童”為前提而發展起來的 ^[5]  。

遺憾的是，中國的教育學總體上來説不是建立在兒童研究的基礎上的，這與中國的兒童研究的貧瘠是相關的。作為一個童年研究和兒童教育研究的從業人員，當我第一次進入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那一排排、一架架研究兒童史、兒童哲學、兒童社會學、兒童心理學等相關的書籍展現在我的眼前，我為西方兒童研究方面的學術積累和學術成就感到格外震撼，而我國的兒童研究與其相比，基本上還處於起步階段 ^[5]  。

沒有對兒童的深入研究和了解，也就難怪中國的教育往往會將蠻力使在教材、“雙基”、記誦、訓練、“應試”等上面，大打“消耗戰”、“題海戰”，然後陶然自得於中國基礎教育比美國紮實，而恰恰忘記了兒童的世界是怎樣的，兒童的成長規律是怎樣的，兒童的成長真正需要什麼，怎樣才能有一個寬裕從容、體驗豐富、健康成長的童年，兒童的成長究竟需要怎樣的文化條件和教育條件，兒童教育的天職與使命究竟是什麼……而在我看來，美國基礎教育之不如我們“紮實”，恰恰是因為他們的基礎教育是建立在大量的兒童研究基礎上的 ^[5]  。

兒童的發展有其自然規律，有其複雜的自然辯證法。“我們歷來就是這樣教育小孩子”、“這是我們的優秀文化傳統”、“棍棒底下出孝子”、“魯迅、沈從文等文化名人小時候個個都背過經書”、“我們的孩子比美國的更會做‘奧數’難題”等説法或思維方式，是不能論證兒童教育學問題的 ^[5]  。

有人説，兒童讀經運動的倡導者極有可能是對於現代教育的一場蓄意反叛。我以為未必是“蓄意反叛”，而是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何謂“現代教育”。兒童教育的現代觀念和現代立場是中國文化的盲點。兒童讀經運動存在的問題同樣存在於我國的學前教育、小學教育、基礎教育中。中國的基礎教育改革為什麼難以走出瓶頸，根本原因就在這裏 ^[5]  。

讀經運動千萬不要功利，不要説讀這個不明白，也沒有什麼用，高考又不能加分，讀過來幹什麼。讀經的人一定要有理想主義精神 ^[1]  。

再來就是教育的籠罩性了，所謂的籠罩性就是説有很多有識之士批評大陸教育所培養的小孩只有工具理性思維，而缺乏整全性的思維。西方所提倡的是博雅、全能的教育，讀經運動彌補了一點，就是在工具理性的維度之外，小孩子要養成自己的德性，當你養成自己的德性，通過你這種經典教育，活化到自己的生命中之後的話，你所學到的就遠遠不是一門技能。比如説一個小孩子得到了孔孟先賢的教訓，當他以後有機會做官之後會就自然地行仁政、德政。當小孩通過讀經教育養成了很好的德性之後，當他進入到社會，無論從事什麼工作，都會是有自己的操守，這是讀經運動的很大的一個期待 ^[1]  。

王財貴教授提到文言文有着捨我其誰的大氣魄，它培養小孩子的情操，這是學校教育所無法實現的。就比如説我們讀各種各樣的古詩詞。當你讀到李清照的詩詞時，你理解的東西肯定和蘇東坡的赤壁懷古不一樣。當你讀到“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讀到孟子講的捨我其誰，一種浩然之氣油然而升，小孩子可能會生髮出更高的追求和想法。我們相信所謂的經典是承載古今，是跨越了時代的存在。父母是沒有辦法教你浩然之氣的，當你遇到困難、遇到困苦的時候，可能先賢的話語在潛移默化之間會給你注入一股力量。而浩然之氣沒有辦法教。就好像我們所知道的基督教的教育，如果你要教小孩，你可以教他如何玩i Phone或讀英文，但是你如何“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這是沒有辦法教的，這是《聖經》裏面有的，也是他們西方主日學裏面就給小孩子灌輸的，要我説基督教的主日學這也是西方式樣的讀經 ^[1]  。

最後簡單談談關於國學經典要植入教材的問題。讀經運動首先作為民間自發的羣眾運動，當然它和中央的文化戰略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一致。但需明確，首先讀經應該是為我們自己好，為小孩子好，培養小孩子的整全人格，所以它是教育方法的一種更新。讀經的尺度拿捏在自己(老師、家長)的手裏面，每個人可以有每個人特有的一套讀經方法，讀經運動是開放的，應該去中心化。我總結了幾點。這幾點不一定對，我也不指望就此就能摘掉很多人對讀經運動的有色眼鏡 ^[1]  。

首先既要背誦又要一定程度的求甚解。記憶和理解是不可偏廢的，首先要進行背誦，又要有一個詮解。這是講求次序的，是排列組合的一個問題。第二，有教無類也要分門別類要因材施教，要有靈活性。我們已經不是古代那種非常死板的蒙童教育。孔子講有教無類，但是我們新時代的讀經要分門別類。譬如説有的人他可能比較適合先讀《老子》，有的人比較適合先讀孔孟，他可能起心動念不一樣，都可以啊。這要因材施教，要和小朋友去進行探討，根據他的年齡層次給他安排適當的教學大綱，這都是變動不拘的。不要迷信固定的教材，讀經運動的尺度永遠拿捏在自己手裏面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