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旦如

謝旦如，又名淡如、澹如，（1904～1962），上海市人。二三十年代即從事進步的文化工作，曾先後開設過西門書店和公道書店。民國10年（1921年）至民國18年，與進步文化人士創建“上海通訊圖書館”，擔任執行委員；民國14年參加“湖畔詩社”，出版進步詩集和刊物；民國19年參加“自由運動大同盟”，並參加“左聯”的活動，與友人合編《出版月刊》，介紹“左聯”的進步書刊；民國20年至民國22年間先後兩次在自己寓所掩護瞿秋白夫婦，時間達一年左右，並與魯迅有過交往。抗日戰爭期間，參加抗敵救亡的文化活動，協助許廣平編輯魯迅所翻譯的《譯叢補》及《魯迅全集》的出版；後又參加《魯迅風》的編輯工作。

謝旦如世代經商家資萬貫，父親謝敏甫是上海福康錢莊的老闆，酷愛字畫，藏書豐富。謝旦如幼讀私塾，受家庭薰陶喜愛文學。謝旦如十三歲時，父親因病去世。十五歲時，根據父親的遺願與母親的安排，到福源錢莊打工，從學徒做起準備接班，與應修人、樓適夷同事。除了上夜校讀書，他還和同在錢莊學徒的應修人等結為好友，一起吟詩作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受應修人等影響，閲讀了大量新文化書刊。1921年謝旦如與應修人、樓適夷等人籌集一批書籍成立了“上海通信圖書館”，以書會友，他是執行委員之一。認識了在上海從事革命活動、被稱之為常州三傑之一的惲代英（另兩人為瞿秋白與在廣州起義中犧牲的張太雷），深受影響。1924年底經應修人介紹，加入由馮雪峯、潘謨華、應修人、汪靜之發起的“湖畔詩社”，出版過詩集《苜蓿花》。

《苜蓿花》這本詩集於1925年3月25日初版，內收《一間灰暗的房裏》《走近樹下賣卜的攤前》《太子塔落影在蓮花池裏》《浸在三更的冷月裏》《一縷烏黑的煙》《寂寞的秋林中間》《迷迷離離地擎起酒杯》《我隨便的在灰塵上面踐踏》《楠木的廳上結滿了蜘蛛網》《不要再想起琴的情意罷》等35首作品。作者要借這些歌哭，“把積在心頭的悲哀親手埋葬在苜蓿花的花叢裏”。《苜蓿花》為“《湖畔詩集》之四”，前三種分別為《湖畔》《春的歌集》以及魏金枝的《過客》(因為經費不足而未能出版)。 ^[1] 

謝家幾代經營錢莊，家境殷實，到了他父親謝敏甫時，生意更為興隆。除了祖傳的福源錢莊外，在其他不少錢莊裏都有股份。謝敏甫酷愛字畫，藏書豐富。他在上海南市董家渡天主教堂旁的紫霞路購買了68號這一座豪宅，佔地近一畝，三開間三進，第二進中的西廂房專門用來藏書，幾十年下來總有萬冊。到了謝旦如這一輩，又添了許多新文化、新文學的書籍。 ^[2]  殘霞樓藏書於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被毀。

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謝旦如與人合夥先後在老西門、靜安寺開過幾家書店，專售左翼文藝書刊，推薦進步書籍。書店查封后，謝旦如單獨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進路中州路口），另開一家公道書店經營舊書，出入書店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是來買書，而是黨內同志藉此地方進行聯絡，有的則通過店員傳遞或收取信件，這裏實際是“左聯”的秘密聯絡點。同時在書店的二樓秘密購置了印刷機和訂書機，給中共地下黨和左翼文化人印刷、裝訂進步刊物與文件，所有費用都是由他單獨承擔的。為迷惑當局，在書店隔壁再開一家紅獅食品公司，兩店有暗門相通，若有情況可迅速轉移。

1931年2月7日，五位左翼作家殷夫、柔石、馮鏗、胡也頻、李求實與其他近二十位共產黨員被國民黨政府在龍華槍殺，其中與謝旦如相識的就有好幾位。“左聯五烈士”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後，為抗議國民黨血腥屠殺的罪惡行徑，“左聯”決定出版《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五位烈士的遺像與版畫封面全部用道林紙單印。魯迅、馮雪峯等一起參加了編輯，所有的選紙用料、文字編輯、排版印刷、裝訂發送均在老靶子路上的公道書店裏完成，大多數費用由謝旦如一人承擔。不是共產黨員的謝旦如先生，卻擔負了共產黨交給他的重要秘密工作。 ^[2] 

同年5月，這位同情革命的商界富有者，接受了馮雪峯的請求，不惜以身家性命做擔保，説服了夫人和老母親，讓瞿秋白楊之華夫婦住到他家避難。當時，謝旦如的住處紫霞路屬國民黨當局管轄區，但謝家是上海金融資產階級中的名門，軍警特務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個富家的公子哥，竟會在家中藏着一位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謝旦如精心安排了瞿秋白夫婦的生活，並且守口如瓶，連夫人和老母親都不知道客人的真實身份。

瞿秋白在謝家深居簡出，除了與魯迅和馮雪峯等極少數人秘密會面之外，集中精力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著作。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中的多部文稿，都是這時候完成的。期間還寫出了眾多有價值的文藝理論雜文，變換着化名在不同刊物上發表。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在福建被捕，6月18日在長汀被殺！消息傳到上海，魯迅、茅盾、鄭振鐸、陳望道、謝旦如等極為悲痛。他們決定儘快出版瞿秋白的遺著，以作永遠的懷念！

根據魯迅先生的計劃，謝旦如將瞿秋白在他家寫就或翻譯的文稿，一疊疊整理好，總有近百萬字，送到魯迅先生家裏。楊之華認為應該先出版他的著述，這無疑是正確的。魯迅認為這些文字雖然是最寶貴的，但在國民黨統治的心臟未必行得通，隱姓埋名還無法公開出版，不如保存起來，交後人出版。目前最急迫的是先出版他的譯作，於是定下了出版兩巨冊《海上述林》的計劃。魯迅親自編輯、定稿、寫序言，排版、校對後打成紙型送到日本裝訂。魯迅甚至虛擬了“諸夏懷霜”出版社（取全中國懷念瞿霜之意，瞿霜為瞿秋白），獨家經營為內山書店，而大部分經費是由謝旦如無償提供的。遺憾的是，《海上述林》上卷送到上海時，魯迅先生尚健在，等下卷送到上海時，他已經與世長辭了！

上海魯迅故居陳列着一張書桌，是謝旦如送給瞿秋白的，後瞿轉送給了魯迅。 ^[2] 

除了《海上述林》，還有許多雜文、詩作、文藝理論著述的手稿依舊留存在謝旦如家中。他將這些文稿視作生命，珍藏在一隻小皮箱裏。幾乎就在瞿秋白慷慨赴義的同時，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負責人方誌敏也在福建被捕，關押在南昌。方誌敏在獄中將近七個月的時間裏，寫下了十多萬文字的文稿，先後託人將《可愛的中國》《獄中紀實》《清貧》以及自傳等文稿帶到上海，輾轉交到了宋慶齡手裏。宋又將這些文稿轉交給馮雪峯。馮想了又想，覺得最可靠的保存者還是謝旦如。以後經過馮，陸續送給他的手稿，還有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 ^[3]  ，胡也頻烈士的《秋》《故鄉》，郭沫若的詩稿《五月歌》等。 ^[2] 

抗日戰爭期間，參加抗敵救亡的文化活動，協助許廣平編輯魯迅所翻譯的《譯叢補》及《魯迅全集》的出版；後又參加《魯迅風》的編輯工作。“八·一三”上海戰役期間，謝家老宅及家中財物全部毀於戰火，所幸的是一隻珍貴的皮箱被謝旦如隨身帶出。這隻皮箱裏，存放着瞿秋白、丁玲、胡也頻等左翼作家的手稿和書信，以及方誌敏烈士生前從獄中傳出的《清貧》、《可愛的中國》等手稿。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的環境更加惡劣，謝旦如深恐遺稿散失，決定冒險以“霞社”的名義出版瞿秋白的《亂彈及其他》、《社會科學概念》等，以《方誌敏自傳》為題出版《清貧》和《可愛的中國》。謝旦如將這些珍貴的革命文物，一直珍藏到新中國成立後，方才完好地交給馮雪峯。在保護革命文物方面作出重要貢獻。

國民黨統治期間，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曾冒着生命危險，保存魯迅手跡、革命烈土文稿、書信、遺物、照片及革命文藝刊物等，其中較為珍貴的有：魯迅為編印秋白烈士遺文向他開列的借書單；瞿秋白的文稿《亂彈》、《十二月歌謠》和譯稿《哥薩克歌謠》；丁玲、胡也頻的文稿《沙菲女士日記》、《暑假中》、《秋》、《故鄉》；郭沫若的詩稿《五月歌》；日本普羅作家同盟民國20年為感謝“左聯”抗議日本反動政府法西斯暴行的信件；“左聯”為紀念戰死者出版的專號（1—8）以及瞿秋白、應修人、潘漠華、丁玲、林徽音等的照片和魯迅著作初版本30餘件，在保護革命文物方面作出重要貢獻。這些經他收藏多年的革命文物，於五、六十年代陸續無償地捐獻給上海魯迅紀念館。 ^[4] 

謝旦如於1950年任華東文化部研究室第一副主任；1951年調上海魯迅紀念館負責籌建工作，任上海魯迅紀念館秘書（實際負責人），1957年5月任上海魯迅紀念館副館長。謝旦如為上海市第三屆政協委員。 ^[5] 

謝旦如的父親謝敏甫酷愛字畫，藏書豐富。他在上海南市董家渡天主教堂旁的紫霞路購買了68號這一宅院，佔地近一畝，三開間三進，第二進中的西廂房專門用來藏書，幾十年下來總有萬冊。之後謝旦如又添了許多新文化、新文學和外文的書籍。

謝旦如和同在錢莊學徒的應修人等一起吟詩作文，並籌集一批書籍成立了“上海通信圖書館”，以書會友。 ^[6] 

葉靈風這麼介紹過謝澹如：“澹如是一位愛書家。自從有新文藝出版物出版以來，不論是刊物或單行本，他必定每一種買兩冊，一冊隨手讀閲，一冊則收藏起來不動。這當然很花錢，可是當時他恰巧有這一份財力。他又喜歡買西書，不論新舊都買，尤其喜歡買舊的，因此當時上海舊書店中人，沒有一個不認識他的。”

一九五七年秋天，葉靈風第一次回到解放後的新上海，到大陸新村去參觀魯迅先生故居時，會見了老朋友謝澹如先生。他是當時的館長，從樓梯上下來接待葉靈風時，彼此見了都喜出望外，因為過去在上海時，大家都喜歡逛舊書店。

謝澹如紫霞路68號故居在“八一三”中被毀，圖書被燒。據葉靈風的介紹，謝澹如也好買西書，而且在國難前還開過一家專營西書的書店。

作為一名藏書家，其藏書散佚的途徑很多。其子女在他去世後，將他的所有文集、藏書、字畫、文物等一併捐給了魯迅紀念館收藏。

大約從1931年7月開始，丁玲與雪峯之間開始有一些通信。丁玲寫給雪峯的信，除了作於1931年8月和1932年1月、已經公開發表的《不算情書》，上海魯迅紀念館還存有另外幾封。這些信與《不算情書》等書信、文稿一起，都是丁玲1933年5月被綁架後，馮雪峯、樓適夷轉移到進步人士謝澹如家中保存下來的。全國解放後，謝澹如曾經將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夢珂》等三篇文稿和胡也頻的一些文稿捐獻給上海魯迅紀念館，而“胡也頻、丁玲的照片10餘幀及丁玲致馮雪峯信6封”，則是1962年謝澹如病逝後，其夫人錢雲錦於1963年捐獻的。謝澹如深知它們的珍貴，又涉及個人情感隱私，想有機會直接交給書信的收寄人，他早在1923年就積極參加湖畔詩社活動，深得雪峯信任。謝澹如之子謝慶中曾經撰文説，謝澹如為了保存這些文物想了許多辦法，甚至縫在岳母的壽衣中。

2007年8月上海魯迅紀念館舉辦“纖筆一支誰與似——丁玲生平與創作展”，玻璃櫃中展出了數封丁玲致雪峯書信原件，專家學者們連連驚歎：“太珍貴了！”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