謁文山祠

丞相英靈迥未消^②，絳帷燈火颯寒飆^③。

乾坤浩蕩身難寄，道路間關夢且遙^④。

花外子規燕市月^⑤，水邊精衞浙江潮^⑥。

祠堂亦有西湖樹^⑦，不遣南枝向北朝。 ^[3] 

①謁（yè）：拜見。文山祠：文天祥祠。文天祥（1236—1283），南宋民族英雄，字宋瑞，號文山，吉州廬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南宋末官至右丞相，封信國公。抗元兵敗被俘，拘囚大都（今北京市）四年，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就義於燕京。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在監禁文天祥的監牢所在地（今北京市東城區府學衚衕內）修建祠宇。

②迥（jiǒng）未消：遠遠沒有消失。

③絳（jiàng）帷燈火：神座前掛着絳紅色的帳帷，油燈燭火輝煌。颯（sà）：風聲。飆（biāo）：狂風。

④間關：道路崎嶇難行。

⑤“花外”句：意為文天祥的魂魄化為子規鳥，在燕市月夜鳴叫。相傳古蜀王望帝死後化為子規鳥，叫聲淒厲，張華《禽經》：“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為杜鵑鳥或雲化為杜宇鳥，亦子規鳥，至春則啼，聞者悽惻。”燕市：北京柴市。在今北京宣武區菜市口，元明清三代均為刑場。

⑥“水邊精衞”句：文天祥的英靈像填海的精衞鳥，永不休止；像伍子胥魂怒激起的錢塘江潮，永不泯滅。精衞：神話中鳥名，相傳為炎帝少女，名女娃，遊東海而溺死，化為精衞鳥，經常銜西山木石去填東海。浙江潮：錢塘江潮。春秋時吳國大夫伍子胥勸吳王夫差拒絕與越國議和並停止伐齊，有人進讒，後被疏遠。吳王賜劍命伍子胥自殺，並把他的屍體裝入皮袋，投入江中。傳説他化為潮神，隨江潮激濤揚波。

⑦西湖樹：岳飛墳在杭州西湖北岸棲霞嶺下。《西湖志》載墓上木枝皆南向。 ^[2] 

文丞相呵，您的英名永遠流芳。深紅色供帳裏的燈火燭光，被寒風颳着，依舊燈火輝煌。

天地雖然寬闊 ，卻容不下您偉大的胸膛；人生道路崎嶇曲折 ，比惡夢還要亂而且長。

城外花叢 ，子規鳥永遠悲啼心傷；燕京夜空 ，月兒總是暗淡無光。東海岸邊 ，精衞鳥決心銜石要把海填滿；錢塘江上，伍子胥英魂永遠發怒而揚波作浪。

祠堂邊也長着如同西湖岳廟的樹木，枝葉都向南伸展不肯北朝。 ^[2] 

《謁文山祠》當作於詩人任職北京之時。詩人在瞻仰南宋文天祥紀念祠以後，對這位民族英雄的被害表示痛心，心潮澎湃，於是寫下這首七言律詩。 ^{[3]  [4]} 

首聯先寫文山祠內莊嚴肅穆的氣氛。紅色的帷帳映着燈火，搖晃在寒風裏，這景色讓詩人想象文天祥當年在風雨飄搖中孤軍奮戰的歷史場面，顯示文天祥的愛國精神遠遠沒有消失。這裏用了對比的手法，虛實相襯，從而表現出文天祥不屈的英靈，也暗含了對文天祥死難的痛悼與欽敬。這一聯，謳歌了文天祥的堅貞愛國情操，並把“英靈迥未消”五字作為全詩的綱領，以下皆由此而生髮。

頷聯用洗煉的筆墨，概括了文天祥不平凡的人生道路。“乾坤浩蕩身難寄”，南宋滅亡，國家不存，文天祥避敵追捕，然而乾坤浩蕩，無處寄孤臣義士之軀。“道路間關夢且遙”，文天祥在廣東兵敗被俘，被押往元都燕京，這句寫押解途中情景。文天祥抗元不果，忠義難寄，詩人用十四字描述文天祥九死一生，百折不撓的經歷，暗含詩人對文天祥浩然正氣的讚賞。

頸聯連用數典進一步地深化了文天祥的堅貞愛國情操。上句寫實，詩人來到燕京，憑弔文丞相祠，耳邊傳來“子規”在月下的悲啼聲，如哀如怨，頓生對文天樣的懷念之情，表達了崇敬之意。下句以“精衞填海”的故事，説明“填海”是不可為之事，精衞決心要填，寓意文天祥抗元的決心。就當時大勢看，抗元勝利的把握是很小的，而文天祥忠於宋朝，正以精衞填海的精神去實現抗元之志；又以錢塘江怒潮，喻其堅貞不屈的精神，讚美了文天樣忠義愛國思想。詩人在這裏巧用數典，使“英靈迥未消”進一步具體化，對仗工穩，用典切題，語意悲壯，激揚正氣。

尾聯為了表現這種精神的感召力量，作了誇張性的描寫。丞相祠前也有像岳墳那樣枝皆南向的樹木，表明樹枝也受到丞相精神的感召，不肯向北方的敵人屈服。南面向陽，樹枝容易發旺，這本是自然現象，詩人為了歌頌丞相愛國精神之偉大，因而產生這種聯想。把“西湖樹”和“丞相祠”聯在一起，也是有意使南宋兩位民族英雄有所關連，在發揚愛國精神方面，起到前後繼承和相互輝映作用。詩至此而止，造成餘響不息的藝術效果。

這首詩歌頌了文天祥的英靈浩氣長存天地之間，充分表達了詩人對文天祥的崇敬之情。詩從文山祠周圍氣氛落筆，頷聯僅用十四字，高度概括文天祥的光輝業績，用筆精練。頸鍊展開想象，句子富於主觀色彩。尾聯回到祠堂，用祠中之樹遣枝向南描寫文天祥魂魄不散，誓向南宋的一片忠誠。這首詩的寫作特點，在於運用神話典故，作聯想的浪漫手法，歌頌文天祥堅貞的愛國精神及其對後世的深遠影響。全詩用典妥切，屬對工整，精緻細密。 ^[4-7] 

清代沈德潛《明詩別裁》：後半神到，吊信國詩此為第一。 ^[8] 

邊貢（1476—1532），字廷實，號華泉，歷城（今山東省濟南市）人。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進士，官至南京户部尚書。因被人嫉恨，被罷歸。為“前七子”之一，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並稱“弘治四傑”。著有《華泉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