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

3、錢賓四學術文化講座持人文主義教育理想，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探討中國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發揚學術風範，培養文化風格，自首次開講至今，講座的內容與影響均獲得海內外學術界之重視。 ^[1] 

傳統與現代的探索——迎劉述先教授來新亞書院講學（鄭宗義）

引言

第一部分 先秦儒學

第二部分 宋（元）明儒學

第三部分 現代新儒學

附錄 論“迴環”的必要與重要性

後記 ^[1] 

……

劉述先，筆名言衍，江西吉安人，生於上海。台灣大學哲學系文學士、哲學研究所碩士、美國南伊利諾大學（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哲學博士，學貫中西，會通古今，是“新儒學”代表學者。以構建新儒學、弘揚新儒學為巳任。1962年曾參與以李敖、徐復觀為首的「中西文化論戰」。2000年任東吳大學第一任端木愷凱講座教授。一生筆耕不輟，著作有《文學欣賞的靈魂》、《語意學與真理》、《新時代哲學的信念與方法》、《文化哲學的試探》、《生命情調的抉擇》、《中國哲學與現代化》、《馬爾勞與中國》、《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文化與哲學的探索》、《黃宗羲心學的定位》、《中西哲學論文集》、《大陸與海外—傳統的反省與轉化》、《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編有《熊十力與劉靜窗論學書簡》、《儒家倫理研討會論文集》等書。

拿“傳統批判現代”的新儒家思維

辛亥革命後“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為了與封建時代捆綁的制度化的儒家相區別，一些篤信儒家思想的學者們加一“新”字，以示與舊的“儒家”區別。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大學者都曾就新儒家的方向作過各自的闡述，而20世紀下半葉開始，一大批有着西方思想文化教育基礎的華人學者們，也紛紛加入，對新儒家在現代性與全球化、思考傳統與現代、人文與科技等各領域的態度進行思考和闡釋。

甚至有人提出了建立“儒教”的觀點，理由是既然宗教能影響普通人的精神生活，儒家就應該變身為宗教，以避免從普通人的精神生活中被淘汰，陷入無源之水的尷尬境地。可以這樣説，儒家在經歷近一個世紀的批判之後，開始有人思考儒家在中國逐漸消亡的危機，並誓要扭轉這一趨勢。興辦私塾教育、祭孔等活動再次在中國出現，可視為這一危機中的產物。

而劉述先教授的《論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則試圖從哲學的層次來開拓出一種與當今的日益西化的科技、社會、文化相適應，又能保留儒家基本思想的新儒家哲學來。

探討哲學的問題，往往會陷入“虛空”的繁複，劉述先教授從一開始就避免出現這種情況，力圖從“意義哲學”上對儒家哲學的三個時代的特點以及它們與西方、印度在“意義哲學”上的共同點與不同點作出總結。而他出乎中國哲學之外而又入乎中國哲學之內的學思歷程，則讓他能綜合中西印三種文化，以儒家為大體，進行系統框架的構建，既希望解決儒家思想中不適宜個性解放的因素，又希望不至於陷入西方“人生意義的失落”這一危機中去。

可以這麼説，面對西方現代文化思想對儒家哲學的衝擊，劉述先教授解決了一個大問題，那就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只有“現代批判傳統”的思維，而沒有“傳統來批判現代”的思維。

劉教授認為，貫穿儒家三個時代的“理一分殊”的智慧，正是新儒家能舉起“傳統批判現代”大旗的根本：

1、儒家哲學的三個時代的終極關懷是一致的。

2、過去儒家的錯誤在於強調了這一終極關懷，卻對個性自由有所忽視，即“理一”多而“分殊”少，因後者對儒家的批判可以，但不能忽視前者的價值。

3、新儒家的任務就是“打破傳統的窠臼，用現代的方式來表現傳統的理念”。

在過往“現代批判傳統”的時代，人們相信科技與經濟的發展，最終會導向一個沒有疾病、貧窮、愚昧、偏私的時代，但事實並非如此，極端主義思想的泛濫已經讓全球深受其害，人性的貪婪更讓金融危機制造出了全球的噩夢。而在“傳統批判現代”的角度裏，“重新把人放回到自然之內，重建彼此之間的和諧關係”才符合“天人合一”的主旨，“生生而和諧”才應該是人類的終極目標。

而這正是一大批新儒家的思想者們孜孜以求的境界。

《論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

香港中文大學以錢穆先生字（賓四）冠名的“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跨時三十年，僅十一位大學問家登壇開講，立足中國傳統文化，放眼世界，以闡述、創新中國文化為己任，高屋建瓴，深入淺出，見解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