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穆尼

詹姆士·穆尼是一位傑出的經理人，人們談到他，通常都會關注他任職於通用汽車海外部時向國際擴張的經營貢獻，還有他作為民間外交家在二戰爆發前後奔波於德國與美國之間的斡旋，對於他的管理思想，很容易被學界所忽略。然而，他對組織的研究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為成功的經理人，穆尼還是一位敏感的思想家，他以獨到的眼光，著有《工業，前進！》一書，對組織原理進行了深入發掘，以協調、等級、職能三個原理討論組織，使組織理論形成了自己的邏輯體系，把法約爾創立的一般管理學上升到了學理分析高度，開創了以協作系統研究組織的先聲，對以工業組織的力量走出經濟危機、推動社會進步，穆尼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現代管理學的代表人物巴納德，其組織理論有着明顯的穆尼色彩。在組織理論的發展史上，穆尼獨立於韋伯進行了理性化的探討，為後續研究提出了命題，具有承前啓後的歷史。

張瑜

在管理學領域中，有一位很難歸類的大師。他是一位戰士，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戰場上出生入死，經受了炮火硝煙的考驗；他是一位外交家，曾經活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期，作為羅斯福總統的秘密使者，穿梭於美國和德國之間，前往柏林與希特勒談判，並得到過希特勒授予的納粹勳章；他又是一位經理人，曾經掌管通用汽車公司的海外部，致力於通用汽車的海外擴張和跨國經營；他還是一位管理思想家，憑藉一本《工業，前進！》奠定了他探索組織原理的思想者地位，成為管理過程學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而且在組織理論上形成了獨特的貢獻。他就是詹姆士·穆尼，一個出生在美國的“和藹可親的愛爾蘭人”。

詹姆士·大衞·穆尼（James David Mooney），1884年2月18日出生於俄亥俄州伊利湖南岸的克利夫蘭市（Cleveland，Ohio），他的祖上是愛爾蘭移民。1908年，他在凱斯理工學院（Case School of Applied Sciences）獲得採礦工程專業的理學學士學位，這成為他後來事業的起點。凱斯學院是1880年由慈善家倫納德·凱斯創辦的一所私立大學，位於穆尼的出生地克利夫蘭，該學院1967年與西儲大學（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因位於康涅狄格州的西部儲備區而得名）合併為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這所大學在美國雖然比不上哈佛耶魯，但也是聲望卓著的大學之一，穆尼在這裏得到了良好的工程教育。

20世紀初的美國，處處都迸發着青春的活力，是冒險家的天下，西部淘金可以一夜暴富的傳聞，刺激着不甘寂寞的年輕人去闖蕩世界。掌握了採礦工程知識的穆尼，雄心勃勃，試圖憑藉自己的專門技術去尋找新的金礦。1908年到1910年，他加入了前往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的黃金探險隊。但是，穆尼生不逢時，在他瞄上黃金時，轟轟烈烈的淘金熱已到了後期，加州的金礦開發也快到了盡頭。對於初涉世事的青年來説，興趣和熱情往往帶有某種“業餘”性，往往只有真正進入一個領域之後苦幹幾年，才能看清楚這個領域的發展前景。穆尼的熱情和雄心，並未得到相應的回報，現實的磨鍊，使他看到了採礦專業的種種劣勢。所以，在這個行業工作了兩年之後，他不再去勘探黃金，而是尋找更適合自己的職業。很快，他找到了自己新的事業天地。

1910年到1917年，穆尼先後在成立不久的西屋電氣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百路馳（B.F. Goodrich Company，美國的第一家橡膠企業）、海厄特軸承公司（Hyatt Roller Bearing Company）打工。海厄特公司的經歷對他來説尤其重要，正是在這裏，奠定了他後來的經理人根基。這個公司是後來成為通用汽車總裁的斯隆辦的私人公司，穆尼在這裏與斯隆的共事，培育出了他作為一個職業經理人的素養，也成為他後來與斯隆長期在通用汽車共事的前提。海厄特本來是一個只值5000美元的小公司，在斯隆手裏起死回生，成為給福特和通用等公司提供汽車滾珠軸承的配件商。短短十幾年時間，海厄特公司就以1350萬美元的價格被杜蘭特的聯合汽車公司收購。穆尼在海厄特的這段時間，參與了汽車軸承生產從流程設計到質量控制的整個過程，目睹了這個公司的快速發展，也掌握了工廠管理的基本技能。20世紀初期的管理理論都來自於工廠實踐，穆尼在這些公司的摸爬滾打，不僅為他以後成為卓越的經理人埋下了伏筆，也為他日後撰寫《工業，前進！》（Onward Industry!）提供了早期素材。

1917年4月，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家號召青年入伍，很多熱血沸騰的青年人都應徵奔赴前線，此時已經33歲的穆尼也做出了同樣的選擇。入伍後，穆尼擔任過美軍駐法第309彈藥團上尉、第159野戰炮兵營上尉。戰爭使他看到了人類社會的另外一個場景，也使他後來關於管理的思考範圍更為廣闊。

戰爭結束後，穆尼回到自己的國家，在斯隆主政的通用汽車公司下屬的雷米電氣公司（Remy Electric Company）任董事長兼總經理。1922年，他開始擔任通用汽車公司的副總裁和海外部經理，與上百個國家有業務往來。儘管通用的主體市場不在海外，但穆尼主持海外部時，正是通用汽車逐漸向海外伸出觸角的時期。可以説，通用汽車的主要海外業務，正是穆尼一手建立起來的。創辦和管理海外業務的職責，使穆尼在不同的國家到處奔波。他必須到海外各個分公司實地考察，馬不停蹄地到通用公司的海外製造廠和組裝廠巡視，檢驗海外產品的質量，處理海外業務的具體問題。穆尼在通用公司海外部的經歷，使他有了兩個方面的收穫，一是磨礪了他的談判能力和外交能力，二是對不同環境、不同政治和社會體制對公司的經營影響認識更為深刻。正是基於這種能力，他不僅在海外經營中，而且在國內政治中也產生了巨大影響。由於他了解各國情況，熟悉世界經濟與市場，所以，美國政府的高級官員樂於找他談論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通用公司也通過穆尼同官員的交往影響政府。在聯邦相關部門的負責人以及國家級的權力巨大的掌舵人，都喜歡同穆尼討論經濟問題，討論美國在國際事務和世界市場上的影響力。正是這種影響，使穆尼被小羅斯福總統所賞識，曾作為總統的秘密特使前往柏林，與希特勒就和平問題、國際經濟問題進行談判。這種經歷，使穆尼成為一個精通外交和國際政治的企業經理人。

通用汽車的海外部經理不是一個簡單的角色。在通用汽車迅速崛起的年代裏，它的高管集團主要關注點在美國國內市場，對海外市場不夠重視。通用汽車海外部的成立與擴大，穆尼功不可沒。

通用把眼光主要盯在國內市場上，自有它的道理。相比而言，20世紀20年代的海外擴張，要比國內擴張風險大得多，畢竟通用汽車的主要利潤來源於美國國內，那種不考慮效益和回報，只想着到國外去揚名立萬或者振奮國威的做法，不是成熟的企業經理人。當然，從後來的發展趨勢看，走向世界是所有巨型企業的擴張途徑，馬克思曾經強調工人無國界，實際上資本更無國界。但是，資本的跨國經營，動力來自於利潤驅動，而不是來自於解放全人類的高尚信念。所以，穆尼的使命，就是對海外擴展進行經濟收益的分析判斷，這不僅需要經濟頭腦，還需要對各國政治、法律與社會的洞察。

在穆尼之前，通用汽車的產品，已經在美國之外進行銷售，但是，當時的通用僅僅對海外銷售成車，而沒有海外的生產基地和加工業務。截至1920年，通用汽車總共在海外市場銷售了42萬輛轎車和卡車，銷售量最大的四個國家是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這四個國家幾乎佔到了通用公司海外銷量的一半。穆尼需要根據自己對其他國家的瞭解，對海外市場做出風險極大的判斷。首先，他必須以詳實的資料和數據，判斷海外是否存在着通用汽車的市場；如果存在，還要判斷這個市場的容量有多大，哪種車型能夠迎合這一市場的發展。其次，他要進一步做出分析論證，從經濟收益和公司業務發展的角度，考慮出口成車還是在海外建立製造基地，在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之間進行權衡並做出選擇；再進一步，如果有必要在海外建立生產基地，則要認真盤查，仔細算賬，選擇是建立自己的公司還是買下當地已有的公司。不管哪種判斷和選擇，都對穆尼是一個巨大的考驗。一旦失誤，他的海外部生存就成了問題。穆尼在海外擴展過程中，經受了不斷碰壁和挫折，在試錯中屢次調整，終於奠定了通用汽車的海外發展戰略。

對於當時的通用汽車公司來説，在海外建立生產基地困難重重。在歐洲市場上，通用僅僅出口整車和零配件，沒有在當地建立生產基地。為了做好出口業務，通用在歐洲組建裝配廠，以便利用當地的管理和勞工，並儘量與當地經濟相融合。但是，早期的歐洲組裝廠，成本居高不下，主要原因不在生產成本，而在歐洲各國貿易保護性質的高昂税率。即使他們做到了在本地採購輪胎、玻璃、裝飾材料等等輔料和配件，但由於以進口為基礎，依然發展不起來。穆尼上任後，詳盡地考察了歐洲市場，根據市場的需求，他提出了設立海外生產廠的構思。然而，靠他的個人力量，不足以扭轉通用汽車公司高管層對海外市場的成見。在公司總部，穆尼對在歐洲設廠做出了富有激情而且信念堅定的呼籲，但公司總部的執行委員會對是否在海外設廠並未打消懷疑態度。早期的海外政策一直影響着通用汽車公司對海外市場的擴張，對海外經營的謹慎小心幾乎成了通用公司的絆腳石，錯失了許多良機。例如，對法國雪鐵龍是否收購，公司一直猶豫不決，最後還是於1919年放棄了雪鐵龍收購案。而雪鐵龍後來被米其林公司收購，成為歐洲汽車市場的主力之一。

1925年，通用汽車的海外銷量增長了8倍。然而這一時期的大不列顛，對海外汽車進口實施了可怕的關税壁壘，這種針對奢侈品的高額税收使美國成車出口在英國市場的前景一片黯淡。此時，公司想起了穆尼提出的海外設廠實現本土生產的方案。他們的第一個項目就是爭取收購奧斯汀公司。1925年，通用公司派穆尼去大不列顛考察奧斯汀公司的資產狀況，考察完畢後，穆尼寫了一份報告，建議公司收購奧斯汀。針對穆尼的報告，公司成立了收購委員會，他們赴英格蘭進行了深入考察，這個委員會成員包括佛瑞德·費雪、唐納森·布朗、約翰·普拉蒂和詹姆士·穆尼。委員會得出的意見與穆尼先前的考察完全一致，當時的通用公司總裁斯隆也已經致電他們同意收購，總部的財務委員會做好了收購案的一切準備。然而這次收購沒有成功，失敗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因為奧斯汀資產評估方式的分歧，另一方面是兩個公司的談判有問題。穆尼試圖用收購海外企業實現擴張的雄圖，首戰就遭到挫折。

但是，奧斯汀的失敗並沒有使穆尼停步不前，怨天尤人。“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很快，穆尼又開始着手準備收購英國的沃克斯豪汽車公司的談判，這次談判順利完成。1925年收購沃克斯豪的成功，堅定了穆尼的信念，也加快了穆尼的步伐。

到1928年，穆尼已經在通用的海外部幹了6年，在他工作的這幾年中，海外部的出口額從2億美元增長到2.5億美元。他的成就，主要不是在出口額的增長上，而是在海外經營方式由推銷成車到建立海外生產基地上。穆尼在當時的雄偉目標是，短期內將2.5億美元增長到5億美元。為了實現他的目標，穆尼開始在公司總部遊説和呼籲沃克斯豪的擴張計劃。沃克斯豪在剛剛收購的幾年中總是虧損，而要扭轉這種局勢，需要對其進行相應的改造。穆尼認為，英國的市場份額佔到通用公司海外總份額的38%，在英國，通用擁有龐大且不斷增長的分銷系統，即便從保護在沃克斯豪的投資出發，擴張也是必要的。同時，穆尼開始着手準備在德國市場的擴張。當時的德國汽車行業處於形成期，通用公司已經在柏林建立了一個汽車裝配廠。穆尼提出，收購德國的歐寶汽車公司，通過收購把歐寶公司作為通用公司在德國的生產基地。況且，德國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不僅可以使通用汽車打開德國市場，也可以繼續向鄰近國家邁進。這個計劃再次得到了斯隆的認可。1928年10月，斯隆和查爾斯·費雪一道，由通用汽車公司的法律顧問約翰·史密斯陪同前往歐洲，考察德國市場，他們不僅視察了通用公司在歐洲的出口部門及裝配工廠，還拜訪了亞當·歐寶汽車公司，達成收購意向。此後，通用公司又成立了收購委員會，對歐寶收購案進行分析評估，經過三年的努力，1931年10月，通用公司最終擁有了歐寶汽車公司的全部所有權。

除了在英國和德國的擴張，穆尼還把自己的觸角伸向蘇聯。1930年，穆尼訪問蘇聯後，向斯隆報告説，通用公司應當利用蘇聯存在的機遇。鑑於當時西方世界對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政權的恐懼，美國的企業界對於能不能同蘇聯做生意充滿疑慮。對此，穆尼的準則是“在商言商”。他把自己的公開言論嚴格限制在做生意上，不涉及任何政治問題，僅僅只有一個例外，就是要從政治角度做出判斷，看將要開拓的市場所在國家的政府是否穩定，而這種判斷同國家性質無關。對此，穆尼向斯隆的報告是：斯大林控制下的蘇聯，像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一樣穩定。他特別聲明，“作為商人，我們不對政府究竟是獨裁的、民主的或者布爾什維克的，或者它是在衞理公會派教徒、天主教徒、伊斯蘭教徒，還是無神論者的控制之下這樣的問題感興趣。”考慮到蘇聯的經濟體制，穆尼建議在蘇聯不是採用建立生產廠的方式，而是主張遊説美國政府向蘇聯鉅額貸款，以吸引蘇聯人購買美國造的二手車。1932年，通用汽車加入了倡導對蘇貿易的美蘇商會。儘管穆尼的這一努力由於當時美國存在的對蘇維埃的普遍敵意而沒有取得顯著成效，但產生了經濟貿易之外的積極效應。

在1929年來臨的經濟危機打擊下，穆尼的海外擴張努力顯示出了對通用公司渡過蕭條的重大作用。擴建後的沃克斯豪，在1930年開發出了形體較小、價格較低的六缸車，取得了相當好的市場績效，收購歐寶汽車讓通用公司在德國佔據了有利的位置。正是這種海外擴張，使通用汽車從國內製造企業轉變成為跨國公司。1932年之後，通用公司的海外產量增長非常快。1933年，沃克斯豪和歐寶的銷售量，第一次超過了通用汽車在美國本土製造的成品車海外銷量。

當然，穆尼所説的“在商言商”是有前提的，國際貿易往往會面臨着比國內貿易更復雜、更多變的政治和社會因素衝擊。伴隨二戰的全面爆發，德國的歐寶公司一度成為通用公司的經營難題，德國人加快同美國人的爭奪，並在美國參戰後被納粹沒收。戰後，歐寶的經營權變成了政治問題，美國、德國、蘇聯都角逐其間，直到1948年，通用汽車公司才最終恢復了對德國歐寶公司的管理。這時，穆尼已經離開了通用汽車公司。

除了歐洲，穆尼還把通用的海外擴張伸展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1926年，通用汽車公司已經在澳大利亞組建了通用汽車（澳大利亞）有限公司，並在澳大利亞建立組裝廠，培育自己的經銷體系，在新西蘭建立了生產基地。為了開發大洋洲的市場，穆尼頻繁參與當地的公共活動，甚至在奧克蘭的火車通車典禮上，也有穆尼的身影。1931年，通用汽車完全收購了澳大利亞的海爾丁公司，並將它與通用汽車（澳大利亞）有限公司合併，組成了通用汽車——海爾丁有限公司。

下面的大事年表，就是穆尼主政通用公司海外部時期的發展里程碑：

1922年，通用汽車設在馬尼拉的辦事處遷至中國上海。

1923年，通用汽車在哥本哈根建立了歐洲的第一家雪佛蘭生產廠，產品銷往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波羅的海國家、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匈牙利和俄羅斯。

1925年，在西班牙建立裝配廠，開始進行別克車的組裝銷售；通用收購英國的沃克斯豪公司；成立通用汽車巴西公司。

1926 年，成立通用汽車澳大利亞有限公司，其生產廠遍佈墨爾本、佩思、悉尼、布里斯班和阿德雷德等地；在珀託成立通用汽車新西蘭有限公司；在神户成立通用汽車日本有限公司成立並在大阪建廠；在南非伊麗莎白港成立通用汽車南非有限公司；在埃及亞歷山大城成立通用汽車近東公司；在蒙得維的亞成立通用汽車烏拉圭公司；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成立通用汽車阿根廷公司。

1927年，在印度尼西亞成立通用汽車爪哇公司。

1928年，通用汽車印度公司開始運行；通用汽車在波蘭華沙建廠。

1929年，通用收購歐寶公司；成立通用汽車中國公司總部。

可以説，穆尼足跡遍佈全世界，這並不誇大，而是實事求是。正是穆尼的努力，使通用汽車變成了一個國際性公司。

海外部經營的需要，使穆尼有着頻繁的涉外活動。二戰期間，他是美國著名的民間外交家。

如果説，穆尼在蘇聯的活動引起了美國民眾的不理解，那麼，穆尼在德國的活動尤其是他同希特勒的交往，在美國引起了人們的不滿甚至憤怒。人們一般認為，職業外交家同敵對國家的領導人打交道是可以理解的，而商人同敵對國家的領導人打交道，即便不算賣國，起碼也是喪失“立場”。而穆尼的立場很堅定——從商業出發，根本不考慮意識形態衝突。為了通用汽車的海外擴張，穆尼曾經同墨索里尼打過交道，同希特勒有過會晤。在穆尼家中，還保留着法西斯領袖貝尼託·墨索里尼簽名的照片。1934年5月1日，為了實現通用汽車的“德國計劃”，穆尼首次會晤了不久前當上德國元首的希特勒。

二戰爆發前後，美國置身事外，但是，聯邦政府有着制止戰爭的明顯意圖。美國與德國之間，當時缺乏合適的官方人員從事外交協商，而穆尼正是企業談判的好手。於是，他被捲入外交活動。在1939年到1940年之間，他參與了下列外交活動：

1939年5月，穆尼安排了肯尼迪-沃爾特哈德會議（Kennedy-Wohlthat meeting）。1939年春天，穆尼同納粹德國政府交涉有關歐寶公司的控制權問題。交涉期間，涉及到達成黃金貸款（gold loans）協議、停止德國出口補貼以及對出口商品的特殊津貼等政府間外交事項。為了解決這些問題，1939年5月9日，穆尼在倫敦安排了肯尼迪-沃爾特哈德會議，美國方面是駐英國大使約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德國方面是赫爾馬特·沃爾特哈德（Helmuth Wohlthat）。沃爾特哈德是德國戈林制定“四年經濟計劃”的得力助手，在納粹的經濟管制中發揮着重要作用。美國華盛頓特區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保存有穆尼的日記，其中有18頁專門記錄當時德國的經濟計劃。這次談判使美國與德國之間達成了限定武器、保護自由貿易的約定。穆尼在這次會議中，僅僅是牽線人和會議安排者，沒有介入談判。

1939年12月到1940年1月，穆尼和美國總統羅斯福進行了關於戰爭前景的會晤（Roosevelt-Mooney meeting）。德國入侵波蘭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但穆尼根據他對歐洲形勢的瞭解，越來越相信通過中立的第三方調停，就能平息歐洲的敵對狀態。在1939年2月22日和1940年1月24日，穆尼兩次會晤羅斯福，闡述他的觀點。通過這兩次會晤，羅斯福同意穆尼運用自己在德國的影響力，在美國和德國之間搭建對話渠道。通過“一種非正式的形式，使兩國政府的首腦或許能夠更好地理解對方，理解他們真的想要得到什麼”。得到羅斯福總統的授權後，穆尼帶着與羅斯福的談話記錄和一系列信件去歐洲遊説，然而斡旋並未成功。顯然，穆尼對希特勒的野心和納粹德國的形勢做出了錯誤的判斷。

1940年3月，穆尼作為羅斯福總統的個人秘密特使，進行了希特勒/戈林-穆尼會談（Hitler/G?ring-Mooney meetings）。穆尼在3月4日會見了希特勒，3月7日會見了納粹二號人物戈林。在這些會晤中，穆尼帶去了與羅斯福探討過的“非正式”建議和“非官方”態度（informal and unofficial attitudes）。然而希特勒的胃口沒有那麼容易滿足，他對穆尼的答覆是，美德關係被“不幸的傳言”（unfortunate rumors）扭曲了。同時，希特勒向穆尼“坦承”了德國的戰爭目的，強詞奪理為德國辯護，強調要實現第二帝國之後新的德國統一，保證德國的經濟安全等。戈林與穆尼討論了羅斯福的意見，並交換了對德國和美國關係的看法、美國的公眾輿論以及對芬蘭局勢的看法、對各種經濟問題的看法等，協商瞭如何實現兩國之間的最惠國待遇問題。

穆尼的民間外交行為，表現了職業經理人的談判能力和交往精神。在各種會晤中，他更多地依賴自己的意志，試圖將企業協商的方法引入國家之間的溝通，以達到制止戰爭的目的。曾經在二戰期間前往柏林大量報道納粹德國信息而獲得1939年普利策獎的美聯社記者路易斯·羅切爾（Louis Paul Lochner），對穆尼有着很高的評價，他認為，穆尼的外交理念充滿着“古典哲學家所持的道德、經濟、政治一體的概念”。穆尼從事外交活動的最大特色，是把外交看作同商業談判同樣的事務。在給妻子艾達·麥克唐納（Ida May MacDonald）的信中，穆尼對職業外交官充滿不屑，而對商業協商倍加讚揚，並批評有些傳統的外交官寧願以百萬計的生命為代價引發戰爭，也不願意嘗試着相互協商，然而，相互協商要比訴諸戰爭便宜的多。可惜的是，政治不是商業，商業交易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上，政治鬥爭卻經常採用非自願的強暴手段。穆尼試圖以商業談判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儘管他抱着十分真誠的信念並使盡了渾身解數，但他把納粹當作可以協商的對象，立足點就是錯誤的，最後不但勞而無功，而且給自己帶來了極大的麻煩。在一定意義上，穆尼所犯的錯誤，與戰前英國首相張伯倫極為相似。但是，德國入侵波蘭打碎了張伯倫的綏靖夢想，卻沒有能夠喚醒穆尼。

納粹在擴張過程中，面對世界上的一片譴責聲，希特勒當然要充分利用能夠“理解”他的穆尼，在穆勒充當羅斯福個人特使之前的1938年8月10日，希特勒授予穆尼德意志雄鷹勳章（the German Order of Merit of the eagle）。德意志雄鷹勳章是納粹德國的外交勳章，1937年5月1日由希特勒特別設立，它的德文為“Verdienstorden vom Deutschen Adler”，主要授予當時與德國往來的涉外人士，不僅包括外國官員，也有一些商界人員。除詹姆士·穆尼外，IBM的創始人托馬斯·沃森（Thomas J. Watson）、福特汽車公司的創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美國布什總統的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Prescott Bush)，也都獲得過這一勳章。也許，正是希特勒的授勳，使穆尼有了説服希特勒的底氣。但是，在美國國內，穆尼與納粹德國的來往及其斡旋的失敗，卻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在芝加哥的報紙上，有一系列時評文章，報道並批評穆尼與納粹政府的交往，輿論開始指責穆尼支持納粹。1940年夏天，羅斯福總統的顧問哈里·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以穆尼支持納粹為由，切斷了他與白宮的聯繫。

在輿論的壓力下，斯隆於1940年7月18日下令解除了穆尼的海外部職務，當然，不為外人道的一個原因是，歐寶公司已經被納粹頭子戈林的經濟部所掌握，戰爭導致通用汽車在歐洲的業務大大縮水。穆尼本人也迴應輿論，在《美國週末晚報》（Saturday Evening Post）發表了文章《美國要戰爭還是要和平》（War or Peace in America），闡明自己避免戰爭的觀點。對於戰爭與和平，通用公司的很多經理人包括斯隆都寫文章支持穆尼，尤其是斯隆，他與穆尼實際上觀點接近。斯隆並不關心納粹的得勢，僅僅擔心戰爭對商業的影響。所以，斯隆在解除了穆尼海外部的職務後，又任命穆尼擔任通用汽車總裁查爾斯·威爾遜的執行助理，其職責是“全面負責所有的、包括國防裝備在內的事務的談判，以及與上述物資的設計和生產相關的、必要的聯絡活動”。這樣，通用公司的軍品生產就置於穆尼的掌控之下。對此，輿論又掀起了進一步攻擊。民間組織反納粹聯盟甚至寫信給羅斯福總統，強烈抗議對穆尼的重用。信中説：“把一個希特勒的同情者，一個納粹的服務者（要獲得那樣一枚勳章，這個人肯定為德國提供了服務），放在我們的防禦計劃的關鍵位置上，我們怎樣來解釋？”這封控告信最終被轉到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手裏。輿論的壓力，還有對斯隆包庇穆尼的指控，最後導致聯邦調查局對通用汽車公司的艾爾弗萊德·斯隆、詹姆斯·穆尼、格拉米·霍華德進行調查。1941年7月中旬到8月初，FBI的調查最終得出結論，這幾位通用公司的高管都不存在違法行為或不正當行為。儘管官方和公司都有了結論，穆尼在戰爭期間負責通用公司的軍品生產這一安排本身也説明了公司和聯邦政府對他的信任，但是，民間的傳聞是要逐漸消除的，為了洗清自己身上的髒水，穆尼在後來整理了《戰爭與和平的教訓》（Lessons in War and Peace）手稿，內容包括他1925年到1955年的演講，包括他對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國際貿易的諸多看法，以向社會和公眾説明自己的無辜。

有一點需要特別指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通用汽車公司幾乎沒有生產多少汽車，而是主要轉向軍品生產。二戰期間通用公司生產的軍品總價值達13081億美元左右，美國在戰爭中提供和使用的坦克、裝甲車和飛機，有四分之一來自通用；步槍和子彈，有一半來自通用；重型卡車和運輸車，有三分之二來自通用；其他的各種軍品不計其數。這些裝備，滲透着穆尼的心血。儘管穆尼遇到了輿論的攻擊和民間的舉報，但卻沒有遭到“八分錢，查半年”的困境，也沒有因為被懷疑或者被誤解而享受“掛起來”的待遇，能夠正常工作併發揮作用，這不得不歸功於輿論的多元公開與監控制度的健全。

美國正式參戰以後，穆尼對外國的瞭解和對企業經營的熟悉，使他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伴隨着戰爭的爆發，穆尼先是在通用公司內部負責戰時生產，很快就被政府部門看中，1942年，他離開通用汽車公司，在美國航空局生產工程部供職（production engineering section of the Bureau of Aeronautics），為戰爭服務。戰爭結束之前，他是海軍作戰部的成員（the staff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戰爭結束後，他再次回到通用汽車公司。此時的穆尼已經年過花甲。1946年，穆尼離開通用公司總部，擔任了威利斯·奧佛蘭汽車公司（Willys-Overland Motors）的總裁。1957年，他因病離世，終年73歲。

穆尼能夠進入管理思想家行列，不僅僅因為他是一個傑出的經理人，更重要的是他有着自己的理論思考和學術探索。基於自身在公司中的經歷，穆尼對組織的本質和原理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理論研究。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衰退，使全球企業遭遇到20世紀最為嚴重的打擊，企業是否還有活力？人類能不能走出困境？危機週期的魔咒能不能化解？這些，都推動着穆尼展開自己的思考。穆尼和賴利（Alan C. Reiley）合作，從組織的有效設計和運轉中探討改善工業社會的途徑與方法。1931年，他們出版了《工業，前進！》（Onward Industry!）一書。後來，這本書被學界視為組織理論的經典之作。在書中，他們把組織比作“身體-精神”的統一體，尋求對組織的有機整體解釋，提出了三項組織原理，即協調原理、等級原理、職能原理，從這三個原理中確立提高組織效率的方法。1939年，穆尼和賴利修訂再版了該書，縮略名稱，改為《組織原理》（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在穆尼的晚年，他還組織了穆尼協會（J. D. Mooney Associates）並擔任該協會的主席。（《管理學家》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