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海星

在馬來西亞古晉新堯灣的百年老街附近，沒有多少人不知道97歲的老人許海星。這位幽默的老壽星除了講馬來話，還能講客家話、潮州話、福建話；他見多識廣，滿肚子的故事，不少人都知道他年輕時曾經走南闖北，但70多年前參加“南僑機工”的經歷，他卻鮮與人提起。 ^[1] 

“那是隻屬於我們老一輩的回憶，沒必要再提。”這位健談的老人記憶力驚人。他一打開話匣，講起大半個世紀的遭遇，每一個細節都記得清清楚楚，得意地以“電腦”自詡。

他出生在沙撈越一個華商家庭，少時家境寬裕，父親還送過他回汕頭聿懷中學念過書，直至1937年抗戰爆發才重回沙撈越。他17歲就學開汽車，在機器廠做過工人，也當過內河船上的船長。東南亞物產豐富，這位懂文化、有一技之長的青年收入不錯，日子過得很是滋潤。但在中國抗日最艱難的時期，他放棄了公子哥兒的優越生活，於1939年8月應徵加入南僑機工隊。

因為技術好，許海星未經培訓便上路了，他所在的仰光路負責將各種抗戰物資從緬北運送到國內。此後幾年，他和隊友以道路為“鄉”車為“家”。他們的戰場是險峻的公路，他們的掩體是載滿軍需的卡車，他們的武器是雙手緊握的方向盤，他們的任務是掛上前進擋勇往直前。如果偵察到日軍轟炸機暫時不來，他們就沒日沒夜地趕路，半夜累了把車停在路邊，駕駛室便是“臨時旅館”。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時，餓了他們便上樹摘果、下塘捕魚，保持體力繼續趕路。

“從緬北的臘戍到昆明，再到貴陽、重慶、湖南、廣西、浙江。總之，哪裏需要就往哪裏開。”在許海星的印象中，由畹町到保山這一段滇緬公路最為險峻。當時，走在這段路上的南僑機工中就流行着“初一翻車，十五見底”的説法。僅1939年5月至11月間，就有10名機工在車禍中喪生。他們犧牲後，找到屍骨也無法帶走，只能向着南洋的方向就地掩埋。

除了路難走，山林裏有傳播惡性瘧疾的蚊子，這對經常露宿在外的機工也是一大困擾。“蚊子有多大，我見的十個可炒一盤！”許海星迴憶稱，跟他一同從沙撈越應徵去的60多名機工中，抵達緬甸後水土不服病倒折返的就有11位，到了昆明又有十多人因瘧疾返鄉。比瘧疾更可怕的是日軍的轟炸，有時車壞了停在路上，或是來不及躲避，他們便成了“活靶子”。“有一次，日本人的炸彈就落在我附近，炸得我滿身是土，連嘴裏都是。”

1939年至1942年間，3000多名南僑機工通過滇緬公路搶運的軍需物資便佔了當時國際援助90%以上。但危險無處不在，當時在抗戰後方就流傳着“一滴汽油一滴血”的説法。據統計，當年在滇緬公路上，就有1000多名南僑機工付出了生命。

1942年，惠通橋被炸斷，滇緬公路中斷，南僑機工隊被解散，許海星轉入美國陸軍後勤部當司機。後來，在一次戰事中，他被機關槍擊斷右臂肱骨，從此離開了戰場。當時的後方醫院缺醫少藥，傷口痊癒後，醫生本想置入銀板幫他接好斷裂的肱骨，卻發現傷口無法密合，只得取出銀板。此時，他右臂的肱骨已切去兩寸，少了一段骨的右臂從此廢了，雖有知覺、甚至可任意旋轉，但卻使不上勁，拿不穩東西。

1950年，當他帶着一隻殘廢的右臂孑然回到南洋，一無所有的他早過了而立之年，身體條件限制了他的工作選擇。他背起揹包走街串巷當起了流動小販，內衣、香煙、各種小雜物都賣。1953年，他終於在離家幾十裏遠的鄉村定居下來，與當地一位不懂華語的土著姑娘結了婚，並改行務農，過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的鄉間生活。偶爾，當他想用右手拿鋤頭卻感到力不從心時，那段鮮為人知的滄桑歲月才又重回到他腦海中。

1994年，太太去世。這位勤奮的土著姑娘陪伴了他半生，共同養育了8個子女。他給她取了箇中國人的姓，以表達對她的敬意。

講完他認為“並不驚險”的經歷，許海星老人又回憶起封存在記憶深處刻骨銘心的一段情——

那是在1947年，他隨部隊到達東北四平街，住進了一個四合院。鄰居中有位18歲的滿族姑娘，她叫阿敏，是個電影院售票員。阿敏對英俊帥氣的他頗有好感，但卻“口難開”。她悄悄找鄰居大嫂幫她遞了兩張電影票給這位帥兵哥，説有人請他看戲。“快開場了，她才悄悄坐到了我身邊。”

但兩個人剛剛萌芽的情愫很快被一紙調令打亂了。1948年，他隨部隊南下之前把她送回了老家，沒有留下一封信，從此天各一方，至死未再相見。“我廢了一隻手，以後的生活沒着落，如果帶她跟着我漂泊，不知道要受多少罪？我怎能忍心這麼做？”老人説。

1977年，在返回南洋27年後，對阿敏的牽掛讓許海星忍不住提起了筆，按記憶中的地址給她寫信。信寄到東北四平街，卻被退回了。他又照着舊地址再次去信。好心的郵差幫他查到阿敏已調往長春當教員，遂將信轉去。

阿敏很快回信。得知她在離別後找了他6年，他百感交集。他想給她寄點東西，她卻回信道：“謝謝您的關心，我什麼東西也不需要，而且我所需要的您也寄不來。如果對您沒有什麼太大的不便，請您常來信，告訴我您的起居健康情況就行了。”她還祝福他“和大嫂永遠美滿”。字裏行間，關切但不失分寸，讓人倍感心酸。此後20年，他們一直通信。但從1947年認識、1948年離別，到1977年互通音信，直至1997年去世，阿敏至死也未盼來兩人再次相見。

“其實我打聽過從廣東到長春的機票和火車票價。”許海星老人嘆了口氣：8個孩子要讀書、一大家子要吃飯，他只有一隻使得上勁的手，挑起家談何容易。1997年大年初一，他打電話給阿敏拜年，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直接的問候。短短的3分鐘，兩人互道保重。如今，雖然生死相隔，但她當年所寄的一封封已經發黃的信，至今仍是他珍藏的寶貝，他會不時拿出來，獨自懷念。

指抗戰時期東南亞華僑青年組成的“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1939年，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辛階段，沿海對外交通要道先後淪陷，國際軍援運輸瀕臨斷絕，簡陋的滇緬公路成了當時抗戰最重要的“輸血管”。滇緬公路山高谷深，地勢險惡，其時國內駕駛人員十分缺乏，陳嘉庚遂發表“南僑總會第六號通告”，3200多名南洋愛國華僑響應號召回國服務。1939年至1942年間，他們通過滇緬公路搶運的軍需物資佔當時國際援助90%以上。1000多名南僑機工為此付出了生命。抗戰勝利後，1000多名機工返回南洋，餘者因各種原因留在了國內。 ^[1] 

如今，在世的南僑機工僅剩15位，他們均已年近百歲，10人生活在國內，1人在加拿大，4人定居馬來西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