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大齡

許大齡1922年12月18日出生於四川成都吉祥街。許大齡先生的祖父以經商為業。父親許仲雲(一名漢新)，畢業於成都法政學堂，曾在成都地方法院和重慶四川高等法院任職，後至北京任地方法院檢察官，1945年以後因病家居。許大齡先生幼時在成都讀小學，1931年隨父至北京，繼續讀完小學，旋即進入輔仁中學就讀。1941年考入輔仁大學歷史系，1945年畢業，獲學士學位。

在大學期間，他曾受業於陳垣、張星烺、柴德賡等名師，在史學研究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畢業當年曾於北京志成中學和盛新女中短期任教，10月考入北京燕京大學文科研究院歷史專業攻讀研究生，導師為鄧之誠先生。這一階段，對他在學術上影響較大的學者，除鄧之誠先生外，還有齊思和和聶崇岐兩位先生，早在輔仁讀大學後期，他就通過伯父的介紹拜謁了當時任教於中國大學的齊思和先生，旁聽齊先生所開設的《現代國際政治》《中國政治思想史》等課程，並就一些西方史學理論問題向齊先生求教。進入燕大後，復結識並問學於聶崇岐先生，頗受聶先生的獎掖。1947年，夏研究生畢業，以《清代捐納制度》一文獲文科碩士學位，此後一度至天津耀華中學任教，很快又返回北京，經齊思和先生介紹受聘為中國大學歷史系講師。1948年，受赴美國訪學的聶崇岐先生推薦，回燕大代替聶先生講授中國通史課程，遂被聘為燕京大學歷史系講師。

建國之初，許大齡先生仍留在燕大任教。1951年5月至l0月，被派赴四川綿陽縣青義鄉平政村參加土改工作，編在西南土改工作團川西分團第七組。在此前後還曾擔任燕京大學銓敍委員會和節約檢查委員會委員。1952年院系調整，燕大歷史系併入北京大學，此後許大齡先生即長期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任教。中1958年8月至1959年2月在雲南西雙版納地區參加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從建國起，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為止，處於盛年的許大齡先生勤奮工作，在教學、科研上都取得了顯著成就。教學方面，他長年擔任基礎課“中國通史”的教學，主講元明清部分。另外，還講授過歷史教學法、歷史唯物論、史料學、世界通史、秦漢史、中國斷代史專題討論等多門課程。科研方面，他參加了《中國史綱要》《北京史》等集體項目的撰寫和《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的編輯工作。專業研究主要集中於明史領域，在明代經濟史、明代北京史、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等方面用力尤深，深入鑽研史籍，摘錄了大量卡片，並在此基礎上寫出了一系列高質量的學術論文。1960年，許大齡先生由講師晉升為副教授，並擔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一職。

文革爆發後，北大正常的教學、科研工作陷於停頓，許大齡先生也受到運動的衝擊，不再擔任教研室副主任的職務。但在“文革”前期的混亂局面中，他還是在有關方面組織下儘可能地參與了一些與學術有關的工作。其中包括1967年6月到1968年3月調至中華書局參加點校《明史》；1969年11月到1971年8月調至定陵博物館指導陳列工作；1971年9月到1972年4月調至北京市園林局編寫園林介紹材料等等。

1976年文革結束，北大教學秩序開始恢復正常，許大齡先生重新投入到繁重的教學、科研工作當中。他連續開設了《中國通史》《明清史專題》《明清經濟史研究》《明清史料目錄》等一系列課程，參加六院校合編《中國古代史教學參考資料》的編撰工作，主編第六冊明清部分，並指導了多名明史方向的研究生和國內外訪問學者。與此同時，他將研究重點逐漸轉到明代政治、社會、制度等方面的問題上，發表了一批引人矚目的研究成果。1983年他晉升為教授，1986年又被評定為中國古代史專業的博士生導師，並從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1986年還曾一度到新加坡訪問講學，正當許大齡先生步入自己學術生涯收穫階段的時候，他的身體狀況卻日趨下降。他在年輕時體質就較弱，到老年患有高血壓、前列腺增生等多種疾病，至80年代後期日常行動逐漸困難。儘管如此，他仍然頑強地與病魔作鬥爭，克服身體的不適，堅持在家裏看書研究，並指導青年教師和學生，晚年對明代法制史予以較多注意，閲讀了大量的有關材料，但終因身體條件所限未能完成具體的研究成果，1991年以後，許大齡先生的前列腺疾病更加惡化，曾長期住院治療，病情幾度反覆，在1996年12月15日8時54分因病於北京逝世，享年74歲。 ^[1] 

許大齡先生在中國古代史、尤其是明清史領域的研究上有很深造詣，治學態度嚴謹，史料功底紮實，孜孜以求，勤于思考，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他在清史方面的的代表作是長達十萬言的《清代捐納制度》。捐納指富民向王朝輸納財、物，王朝授其官職作為報償，自古有之，但只是到清朝才演變為長期執行的一整套制度。由於此制流弊多端，並非美政，一向招人非議，故清朝官書如《會典》等亦諱言其事，不立專條。《清代捐納制度》一書在蒐集並深入鑽研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從沿革、組織、影響三方面對清朝捐納進行了系統研究。其中沿革篇分概述、開創期、因襲期上、因襲期下、氾濫期五章，組織篇分暫行事例與現行常例、銀數、銓法三章，影響篇分康熙開捐之反動、捐納之弊、停捐策略三章，各章還附有大量統計表，一代之制，粲然畢備。該書的研究成果以其科學性、創見性及材料翔實深受學術界好評，1950年由哈佛燕京學社作為《燕京學報》專號在北京出版，以後又在海外一再重印，在清代制度、社會史研究領域中佔有重要地位。建國以後，許大齡先生的專業研究主要集中到明史領域，在明代歷史分期、資本主義萌芽、地主階級問題、政治制度、東林黨議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研究見解。《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初期中國封建社會內部資本主義的萌芽》(載《北京京大學學報》，1956年第四期)是許大齡五十年代發表的一篇重要論文。這篇論文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佔有豐富翔實的資料，探索了中國封建社會發展規律的一個帶有關鍵性的問題，在當時學術界有關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中產生很大影響。此後，1959年發表的《明代北京的經濟生活》一文(載《北京大學學報》M959年第四期)，通過許多零散材料的排比，系統地論述了明代北京地區的經濟情況。1987年連載於《文史知識》四到九期的長文《明朝的官制》，內容詳覆，有條不紊，深入淺出，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同年為王天有《晚明東林黨議》一書所作序言，不僅就明朝後期政治形勢和東林黨人的活動進行了論述，而且對明朝歷史分期發表了重要看法，提出將明朝全部歷史分為開創、腐化、整頓、衰蔽四期，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由於上述成就，許大齡先生在文革以後被推舉為中國明史學會顧問、北京歷史學會理事、北京史研究會常務理事及副會長。他曾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明史部分副主編，並親自撰寫了作為明朝歷史概述的“明”這一條目。他還擔任《中國文明史》中國經濟史學科主編，主持《國朝典故》叢書的點校，參與《中國歷史大辭典》明史卷的編輯與撰稿。

許大齡先生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教學工作，開設過大量課程。他在教學上堅持認真負責的態度，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幾十年如一日，一絲不苟，很多課程雖然已有多年講授的經驗，但每次上課都要認真準備，不斷地以自己和中外學術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充實教學內容，講授既有深度，又有新意，深受學生歡迎。許多文革的北大學生，在二三十年之後仍對許大齡先生的授課留有深刻印象。60年代，他結合教學實踐，參與了北大歷史系《中國史綱要》一書的編寫，負責書中元明清(鴉片戰爭以前)部分的執筆工作。該書曾被教育部門向全國大學推薦為教材，並榮獲1981年全國高校優秀教材特等獎，多次重印。即使到晚年身體多病的情況下，他仍在培養碩士、博士研究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嚴格要求，悉心指導，循循善誘，為明清史研究領域培育出很多人材，為學術研究的繁榮、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許大齡先生自幼受到過較好的傳統文化教育，具有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他畢生致力於教學和學術研究工作，兢兢業業，勤勤懇懇，辛勤耕耘，成績斐然。他為人正直坦率，忠厚謙和，胸襟開朗，淡泊名利，誨人不倦，提攜後學，體現出高尚的品格，深受同事和學生的尊敬和愛戴。只是因受到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影響，再加上晚年身體狀況下降、病魔纏身，以至他在學術研究上積蓄的才華和能力，並未得到充分的發揮。即使如此，許大齡先生的人品、學問、貢獻，將永遠為後世銘記。

《中國史綱要》（元明清部分）和《明清史論集》，比較全面地體現了他的學術思想和學術貢獻。《中國史綱要》（元明清部分）是許先生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講授基礎課時的一個講稿，此後他又精益求精，做了多次修改，其中許多觀點和資料不斷為學者們引用和發揮。《明清史論集》分上下兩編，上編收錄的是許先生於解放前寫的《清代捐納制度》；下編收錄的是許先生於解放後所寫的有關明史的研究論文、文章和書評等，均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頗為引人矚目。

《清代捐納制度》一書長達10萬言，是許先生於1947年碩士研究生畢業時的學位論文，正如明史專家王天有先生在該書《序》中所説："該書的研究成果以其科學性、創見性及材料詳實深受學術界好評，1950年由哈佛燕京學社作為《燕京學報》專號在北京出版，以後又在海外一再重印，在清代制度、社會史研究領域中佔有重要地位。"這本書既是許先生的成名之作，也為他日後在清史界的地位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捐納是指地主、富民向朝廷輸納錢、財、物，然後由官府授其本人官職以作報償，這一做法幾乎貫徹於中國封建社會始終；但其演變成為一整套制度並長期予以執行，卻是在清代。許先生在本文中，經過廣泛蒐集和考辨大量史料，對清代捐納制度的沿革、組織和影響進行了深入而又系統的探討。他在該文"沿革篇"中，把清代捐納制度演變的經過，分為開創、因襲和變更三個時期，揭示了清代捐納制度的真相；在"組織篇"中，對該制的弊端，進行了詳細的剖析；在"影響篇"中，分為康熙開捐之反應、捐納之弊和停捐策略三章，敍述了清代有識文人學士和人民對捐納制度弊端的揭露和抨擊，分析了捐納施行"尤多不善"的原因；在結語中，對由捐納的實施而導致吏治之壞直餡於不可收拾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清代捐納制度》將捐納"一代之制，粲然必備"，的確是填補清代歷史研究空白之作，且至今無人超越。

許先生在《明清史論集》下編中的研究論文，主要是分析和描述了明代經濟生活和政治鬥爭的幾個重要問題，從側面揭示了明代社會生活。

《十六世紀十七世紀中國封建社會內部資本主義萌芽》一文，對著名歷史學家尚鉞先生所提出的明代中國社會某些地區的"農業經濟基本上已採取了資本主義制"的觀點，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認為，把16世紀和17世紀初期的中國理解為某些地方已達到資本主義的手工業工場階段，或某些地方的農業已基本上採取了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則不免估計過高。

《明代北京的經濟生活》一文，全面而又深入地描述和分析了洪武時期北京地區農業經濟的恢復、北京的建都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明中葉以後北京地區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和明末北京地區城鄉經濟的凋敝狀況。他在文中提出的許多重要觀點，在今天看來仍十分有價值。

許先生有關明末東林黨的研究論文，對活躍在明代政壇的豪紳地主集團和中小地主階層，進行了全面而透徹的分析，認為東林黨代表了明代中小地主的利益，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也兼營工商業，與新興市民階層，即城市的下層比較接近，對市民有一定的瞭解和同情，所以在反對礦税監和反閹黨的鬥爭中，客觀上也反映了新興市民階層的要求。

許先生還在有關文章中對明朝史的諸多分期法，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將明朝歷史分為開創、腐化、整頓和衰敝四期，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許先生還將明代的封建地主階級分為身份性的大地主，（包括皇家大地主集團和豪紳大地主集團）、非身份性的大地主（田贏七頃以上的糧長、義民和富民）、中小地主階層三部分，並指出，他們雖然都是明政權的統治基礎，在農民革命鬥爭的不斷衝擊下日趨沒落，但絕不是一團黑暗：皇室大地主和官紳大地主在明後期已成為最腐朽反動的階層，而中小地主階層中的一部分人，由於適應了封建社會後期商品貨幣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需要，從經濟上到政治上都起過一些積極作用。這種觀點是實事求實的。

許先生在他五十餘年的學術生涯中，之所以能提出一個又一個新的學術觀點、取得一個又一個令人矚目的科研成果，其治學方法是一個重要原因。他説："我一貫主張寫文章要有‘五新'：選題新、材料新、角度新、方法新和觀點新。否則人云亦云，沒有什麼意思。"這一言簡意賅的話語，既是一個大學問家的經驗之談，同時也是對後輩學者的一個教誨，並且在科學研究中頗具指導意義。

許先生治明清史的方法，對後輩學者也有值得借鑑之處。他用史料先取正史，同時及於方誌、文集、奏疏、碑傳，以及為許多學者不屑一顧的雜史、野史、筆記、戲曲、小説。尤其是利用明清小説和戲曲研究明清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科研成果，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許先生不僅是一位蜚聲學界、德高望重的著名明清史專家，同時也是一位眾口皆碑的教育家。他在五十年的教學生涯中，十分認真負責，無論對於中國通史中的明清部分（基礎課），還是明清史研究（專題課），他都講過許多遍了，許多史料、理論，倒背如流，可是他每次上課，都要重新備課，重新寫講稿，講稿都用正楷抄寫，字字工整。在講課時，更是字斟句酌，不肯稍有疏忽。課下還認真為學生（無論是中國學生還是外國留學生）答疑解難，鼓勵後進生增強克服困難的信心。他還熱誠地培養學生獨立進行科研的能力。可是説，許先生五十年的教學生涯，一直都在認真地實踐着自己的"甘為人梯"、自覺地做"腳踏板"的誓言，堪為高等學校教師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