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線無戰事

故事通過主人公保羅·博伊默爾的第一人稱敍述展開。博伊默爾和他班上的同學在長期接受老師們灌輸的所謂“英雄氣概”、“神聖責任”和“祖國”這些愛國主義口號後，自願報名入伍。他們在接受短期訓練後開赴西線戰場。在第一次雨點般的炮火中，那些陳詞濫調的口號即被炸飛了。青年人的理想主義抵抗不住連天的炮火和壕溝裏野蠻的搏殺。他們的幻想破滅了。他們的唯一動力就是活下去，他們的精神支柱就是在前線的共同命運中形成的友誼。

1917年初秋，博伊默爾所在的二連在戰鬥中遭到重創，傷亡慘重。在後撤到離前線九公里處時，該連已從一百五十人減少到八十人。博伊默爾和夥伴們到野戰醫院探視一個截去了一條腿、活不了多久的夥伴。不久，二連又被派往前線。博伊默爾等八個人到了一座公墓上，即遭到毒氣襲擊和重炮猛轟。墓地成了廢墟，棺材和屍體被拋起。每具被炸的屍體都救了一個士兵的生命。博伊默爾在絕望中尋找掩蔽處，在一個被榴彈炸開的墓穴中的一口裂開的棺材下匍匐。他在受傷者、陣亡者和支離破碎的屍體中間躲過了炮火。

在前線，博伊默爾和他的夥伴們又遇到在新兵受訓期間殘酷折磨他們的軍士。那軍士仍想作威作福。博伊默爾等人在夜裏用牀單蒙着他的頭把他痛打一頓，從而報了仇。在前線，面對着死神，往昔無情地虐待士兵、慣於吹牛皮的軍士卻表現得膽小如鼠。

接連幾天，法國軍隊的炮火像雨點一樣灑落在二連陣地上，隨後他們發動了猛攻。博伊默爾等八個人堅守壕溝，進行殊死的抵抗，終於保住了性命。但是，二連在被別的連隊替換下來時，只剩下三十二人。他們被送到比較偏遠的後方一個兵站進行改編。這其間，博伊默爾和他的兩個夥伴曾在夜間攜帶自己的軍糧，遊過宿營地旁的一條運河，到河對岸餓壞的法國姑娘處尋歡作樂。接着博伊默爾回鄉休假兩週。儘管家裏一切陳設依舊，一家人都熱情地歡迎他歸來，問長問短，但他的表現卻令人吃驚。父親不理解他為何閉口不講戰事，中學校長對他缺乏愛國主義熱情感到失望。戰爭的經歷已經把這個青年摧垮了，使他無法適應“正常的”生活了。博伊默爾也發覺自己被毀了，懊悔自己回鄉休假。休過假後他先去了野外營地。在看守俄國俘虜時，他把自己的香煙分給他們。他認識到，俄國人並不比折磨士兵的德國軍士壞。

四星期後他回到前線。他對戰爭不願多想。他和夥伴們感到，大家如不去想它，戰爭的恐怖還能夠忍受。在又一次激烈的戰鬥中，博伊默爾受了傷。1918年夏天，他又上前線，目睹敵軍的力量強大了，還用坦克進攻，德軍傷亡慘重。到了秋天，博伊默爾在前線的七個同學中，只剩下他一個。他孤獨，沒有希望。1918年10月他陣亡，那天“整個前線是如此平靜和沉寂，所有軍隊指揮部的戰報上僅僅寫着這樣一句話：西線無戰事”。

小説着重描寫的八個人物中，先後有五人陣亡，一人截肢後回鄉，一人在潛回德國時被憲兵抓獲送交軍事法庭。只有一向樂天的恰登活着，並出現在續集《歸來》中。 ^[2] 

20世紀初，世界各帝國列強無一不捲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這是一場非正義的、帝國主義掠奪性質的戰爭，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對世界的經濟、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一戰也成為20世紀2、30年代歐洲敍事文學的中心主題。 ^[1]  這場戰爭不僅傷亡巨大，同時也給西方傳統的價值觀和心理帶來了空前的衝擊。

埃裏希·馬里亞·雷馬克1916年應徵入伍，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戰爭中，他受了重傷，戰爭結束10年後，他發表了描述德國普通一兵戰爭經歷的小説《西線無戰事》，一年後其英文版本問世。 ^[3]  《福斯報》於1928年11月8日開始連載《西線無戰事》，小説連載於12月9日結束。 ^[2] 

主人公博伊默爾是這羣“迷惘”一代的代表。他們滿懷熱情地投人到戰爭中去，並錯誤得將戰爭理想化和浪漫化。認為作為國家一員，獻身戰爭是無尚光榮的使命，更是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這種戰爭理想化的觀點在最初的新兵培訓中便被逐漸消磨，這些士兵們變得冷酷、無情、猜疑、好鬥甚至消極：“我們應該成為什麼？……這場戰爭毀了我們的一切……我想，我們已經失敗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光榮感和使命感蕩然無存，留下的只是痛苦和死亡。 ^[1] 

保羅連隊的一名士兵，也是保羅在軍隊中最好的朋友。大家叫他卡特。小説開始時，他已經40歲了，已在家鄉成立了家庭。他足智多謀，富於創造性，只要他和朋友們需要，他總可以找到食物、衣服與毛毯。 ^[3] 

保羅的同班同學，與保羅一起在第二連服役。他是個聰穎智慧、善於思考的年輕人。他是保羅戰爭期間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喜歡分析戰爭的起因，引出了小説很多最重要的反戰情緒。 ^[3] 

保羅同班同學，腳踏實地，講求實際。在二連，他不斷向朋友們提問，問他們戰後的個人打算。 ^[3] 

保羅在二連的朋友。他是個削瘦而結實的年輕人，胃口極好。他對希默爾施託斯軍士充滿怨恨。 ^[3] 

戰爭爆發前，是保羅所在高中的一個華而不實、愚昧無知、專橫跋扈的老師。他對保羅與同學施加了極大的壓力，讓他們應招入伍，履行“愛國主義義務”。 ^[3] 

在這部小説的的前言中，雷馬克闡明瞭此書的目的既不代表內心的自白，也非對於某個國家戰爭行為的控訴，而是給讀者呈現了那一代沒能逃脱彈片襲擊的人們的悲慘命運。他們不明戰爭的目的性，受到蠱惑而捲入其中。對於炮火的襲擊，他們是渺小的、可憐的，甚至是無助的。而對於那些戰爭的倖存者，持續四年的戰爭是迷惘的、痛苦的、不堪回首的年代：“自從我們來到這裏，之前的生活被徹底切斷，戰爭將我們橫掃一空。”這場戰爭對於年輕的士兵來説是生命的轉折點，戰爭摧毀了他們內心的情感世界和曾經對於人生的積極理想。對於作者雷馬克，這些生逢戰爭的人們是“迷惘”的一代。他們失去了傳統的價值觀、信仰和道德規範，失去了家庭生活乃至生命。 ^[1] 

雷馬克在《西線無戰事》中用沉鬱、冷靜的筆不動聲色地頌揚了萌生於戰場、成長於炮火之下的人道主義情懷，這使雷馬克的敍事沒有淹沒在單向度的解構之中。它通過閃爍在戰場上和醫院裏的傷兵身上的人性之美，肯定了人道主義的價值，從而使他的敍事具有了建設性意義。這種建設性對政治野心家來説也許正是應當忽略和排斥的“破壞性”，但它對“人”、對於人類文明的進步的意義是不能忽略的。 ^[4] 

戰爭的英雄化和戰爭的災難性是文學反思戰爭的兩個截然相反的基本向度。戰爭文學的深度和廣度常在這“一化”、“一性”的座標軸上拓展。雷馬克通過普通士兵的視角，把戰爭的殘酷寫到了極致，這種極致的表現不是靠典型化，不是靠象徵或隱喻，而是靠對戰爭局部的真實體驗與逼真再現。死亡問題成為戰場上的人們最切己的問題，死亡可能隨時會擁抱戰士脆弱的生命，他們覺得“彷彿待在自己的墳墓裏，等待着被掩埋起來”。戰場上的偶然性使他們無法把握自己生命的下一秒鐘。他們上戰場前先已經看到了為自己準備好的棺材，而死後能得到一幅棺材卻又是一個巨大的奢望。在戰場上他們只能把大地當作再給自己十幾秒生命的母親，屍體變成了他們逃避死亡的掩蔽物；結束苟延殘喘的生命（犬、馬的生命乃至人的生命）順理成章地成了最為人道的行為；在炮彈織成的網格底下，他們喘息在茫然無知的懸念之中；他們與腐屍為鄰，與飢餓的老鼠為伍。在每一發炮彈和每一次死亡的研磨下，士兵的神經已近於崩潰；為了生存不得不把自己“變成不動腦筋的動物”，不得不使生命本能化、原始化，不得不以野獸的冷漠來獲取有利於保存生命的因素。“死亡”問題在小説中不是一個抽象的哲學問題，而是一個最現實、最核心的意象，一個隨時可能被戳碎的可想而知的懸念，這個意象以其強大的統攝力維繫着小説的敍事進程，死亡給生命帶來的恐怖瀰漫小説的全篇。 ^[4] 

作者在文中多次採用回憶的敍事手法自然引人對主人公參戰前日常生活的描述，並將其穿插在前線炮火連天的主導型敍事序列當中。當激戰暫時告一段落、緊繃的精神得以喘息的瞬間，對過去的追憶摻雜着主人公痛苦的思考自然浮現，今昔對比截然不同的心境形成強烈反差，在刺痛讀者神經的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對於戰爭的強烈譴責和反思。 ^[5] 

《西線無戰事》最值得重視的當然是其敍事視角。這部作品的敍事視角是實現其敍事目標的關鍵所在。對於一場現代戰爭，普通戰士的視角是最底層的視角，是與死亡最親近的視角，是最容易發現侵略戰爭反人性所在的視角。同時，這個視角具有平民化的力度，具有無可辯駁的真實性體驗，具有掃蕩虛假的力量。 ^[4] 

《西線無戰事》一經出版就引起轟動效應，先後被譯成29種文字，尤其受到當地青年的歡迎，被認為是一戰時期被毀滅的德國青年一代的控訴書。這部小説因對戰爭本質的深刻思考，奠定了作家雷馬克在德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中的重要地位。 ^[6] 

《西線無戰事》於1929年1月31日（一説1月29日）由柱廊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五萬冊，一下子售罄。5月7日該書售出第五十萬冊。1930年6月1日售出第一百萬冊。該書已被譯為58種文字出版，總印數兩三千萬冊。 ^[2] 

柏林大學教授馬丁·霍博姆：“這部小説扣人心絃，真實，偉大。它像一部紀錄片那樣忠實於自然，被一位詩人感覺到並創作出來。藝術得救了……人類的良知，清醒吧！1914年以前有過悲劇嗎？它們在這個悲劇，即世界大戰中普通士兵的悲劇面前都顯得暗淡無光。幸運的但丁，幸運的莎士比亞，你們從未想到過會有《西線無戰事》這樣描寫苦難深淵的作品！” ^[2] 

《紐約時報書評》：戰爭把雷馬克打造成一個偉大的作家。他無疑是一流的巨匠，能讓語言向他的意志臣服。無論是寫人，還是寫沒有生命的自然，他的筆觸都是沉着、敏感和自信的。

蘭登書屋：故事裏沒有冒險的意識，只有青春被背叛的感覺，以及對戰爭貌似簡單的控訴……這是為整整一代犧牲者講述的故事。 ^[2] 

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德國小説家，生於工人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應徵入伍，戰後從事過教師和石匠、記者等多種職業。

20世紀20年代，他開始文學創作，先後發表小説《揚子江剪影》、《西線無戰事》等。1931年移居瑞士。希特勒取得政權後，雷馬克的作品被焚燬，並被剝奪德國公民權。1939年他流亡美國，1947年加入美國籍。二戰後往返於美國和瑞士之間，1970年在瑞士逝世。

20世紀30年代，雷馬克寫了《歸途》、《三個戰友》等作品。40年代，他的創作主要反映在法西斯統治下，德國青年一代所遭受的苦難和痛苦的精神狀態。代表作有《流亡曲》、《凱旋門》以及逝世後出版的《天堂裏的陰影》。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