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堰塘遺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三峽工作隊在2001年度三峽水庫淹沒區文物考古搶救發掘工作中，承擔了巫山縣雙堰塘西周時期遺址的大規模發掘，本年度是該遺址的第7次考古發掘。揭露遺址面積10075平方米，在多方面取得了新的收穫。

大寧河流域的文物考古工作是伴隨着三峽水庫工程淹沒區的考古發掘而於近年來才取得明顯進展的。其中，關於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以巫山縣魏家樑子遺址的發掘工作最為重要，以該遺址為代表的遺存被髮掘者命名為“魏家樑子文化”。但在庫區內相當於中原地區兩週時期的遺址發掘的並不多，峽江地區亦即川東地區該時期的文化面貌處於若明若暗的狀態。雙堰塘遺址面積較大，出土遺物豐富，可以作為峽江地區該時期考古學文化遺存的典型代表。2001年度的發掘工作取得了預期的收穫，發掘出兩座典型的西周時期的陶窯及大量西周時期的遺蹟和遺物，為探討大寧河流域兩週時期的文化面貌和文化類型及陶器的燒造工藝和製作技術，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

雙堰塘遺址發現的遺蹟還有陶窯、灶、灰坑、灰溝、墓葬等。其中灰坑主要多為圓形口、斜直壁、平底狀。灶為橢圓形淺穴式，形狀規整。墓葬為長方形豎穴坑墓，仰身直肢，沒有發現葬具和隨葬品。

遺址中出土陶器異常豐富，經初步觀察，這些陶器大致可分為西周和東周兩個階段，其中，西周時期文化層一般出於遺址北區的第5層和西南區的第4層，以2001KCWST724④層出土陶器為例，以夾砂紅、褐陶為主，夾砂灰黑陶次之，泥質紅陶又次之，其它另有少量的夾砂灰黑陶、泥質灰黑陶等。主要器類有夾粗砂紅褐陶夾砂罐、卷沿花邊罐、連襠鬲、直腹罐、卷沿盆，泥質紅陶豆、盆、缽，另有少量的尖底器如泥質灰陶尖底杯、底部施若干周凹弦紋的尖底缸等。東周時期文化層不如西周時期普遍，其代表性器物有施輻射狀暗紋的細柄豆、侈口花邊罐、長頸壺、襠部近平的鬲等。這些器物多與西周時期的同類具有清楚的演變關係。可以看出，當時居民以夾砂花邊口沿罐、花邊口沿釜和鬲為炊器，以豆為食器，以罐和盆為主要盛儲器。過去曾有人把尖底杯和花邊罐推測為與製鹽業有關的器皿，目前看來還沒有明顯的證據。

據相關材料和調查的情況可知，類似雙堰塘周代文化層出土陶器羣分佈廣泛。如巫山的跳石遺址、江東嘴遺址等。此外，東至巴東縣黎家沱遺址、秭歸縣的下尾子，西到雲陽的李家壩等遺址都見到同類遺存。按照考古學文化命名的原則，可以把以雙堰塘遺址為代表的峽江地區西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遺存暫時命名為“巴文化雙堰塘類型”。

2001年秋季，在雙堰塘遺址發掘出數座形制特殊的燒窯，參考遺址共出的大量陶器殘片，對雙堰塘類型的製陶業有進一步的瞭解。雙堰塘類型的陶器特徵之一便是大量的夾砂陶。有夾粗砂和細砂之分，夾砂陶主要用於製作炊器，如罐、花邊口沿罐、鬲等。其中，陶器製法有手製、輪制和泥條盤築之分。泥質陶如泥質紅陶則經過陶洗，質地細膩，與中原同時期陶器製作水平相比，似嫌落後。特別是夾粗砂的陶器器表留有氣孔，這是在陶胎內摻和有植物的秸杆經炭化後所留下的，使表面顯得很粗糙。2001年發現的數座陶窯形制獨特。以4號窯為例，該陶窯由窯室、窯箅、火道、火門和操作空間幾部分組成，呈西北—東南走向，窯長1．8、寬1．2米，窯室平面呈橢圓形，中部有一橢圓形窯箅，窯箅呈炮彈形，火道繞窯室一週，火塘在窯的北部，在火門的外側為一近圓形的操作平面，直徑在1．5米左右。根據陶窯的結構判斷，所燒的陶器應放置在火道的上部，用陶支墊將其支撐起來，目前這類陶支墊在遺址中也有發現。5號窯的形制與4號窯形制和結構基本相同，但大小略有區別，這可能是為適應燒製不同陶器而建立的。雙堰塘遺址的燒窯形制頗為特殊，為其他遺址所不見。

由於峽江地區考古工作開展的時間相對較短，目前積累的資料也不是很豐富，現階段的三峽庫區的考古發掘工作，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考古學文化編年上，而對於當時的農業狀況注意不足。在2001年度雙堰塘遺址發掘當中，注意採用浮選的方法獲取有關農業方面的信息，通過在不同地點和層位提取土樣進行的浮選，通過觀察發現了類似小米和狗尾草籽粒的炭化顆粒，不見稻穀的遺骸。説明當時居住在長江邊上的古代巴人是以吃小米為主。同時還採用柱狀取樣的方法提取了作孢粉和植硅石的標本，期望能對浮選的結果進一步加以認證。 ^[1] 

經過數年的大面積發掘，出土了大量西周時期的文化遺存。遺蹟主要有房址、陶窯、墓葬、居住面燒土、火灶、灰坑、石砌圍堰、土坑墓、磚室墓和石室墓等。房址有兩連間式的，系長方形地面式建築，面闊5米，進深8米多，以河卵石作牆基，牆基寬03.——0.5米，泥牆經過火烤，尚存紅燒土殘牆，房屋呈東北——西南走向。遺址內發現5座陶窯，對於瞭解當地古代製陶技術和工藝具有重要意義。陶窯平面為橢圓形，分別由窯室、窯箅、火道、火塘、火門和操作間組成。窯的長度在1.8米左右，寬度約1.2米。窯室中部是窯牀，火道繞窯室一週。雙堰塘遺址墓葬較少，僅有一些零星小墓，單人仰身直肢葬，沒有發現隨葬品。

雙堰塘遺址出土的陶器，以夾砂陶為主，泥質陶較少。夾砂陶用以製作炊器，泥質陶製作盛器。陶器紋飾有繩紋、網格紋、戳印紋、附加堆紋等。器形有鬲、罐、花邊口罐、豆、盤、碗、尖底杯、尖底盞、鼎、器蓋、甕、缸、燈

除西周遺存外，雙堰塘遺址還出土東漢陶罐、盆、魁、灶、釜、甑、俑、豬、雞、樓房、釉陶鍾、雙唇罐、青銅簋、鐲、五銖錢、琉璃耳璫、銀指環等遺物。

雙堰塘遺址最初發現於1957年，由四川省博物館川東調查組發現。

1958年重慶市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四川省博物館聯合調查確認為是一處商周遺址，當時稱之為“大昌西壩遺址”。1987年和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聯合調查組對該遺址進行復查和小規模發掘。歷次調查採集有石罄、石範、商代銅尊、戰國銅鐘等標本。

1994年，社科院考古所為制定三峽工程重慶庫區巫山縣的文物保護規劃，對包括大昌遺址在內的整個巫山縣的文物古蹟進行了調查、複查，確定將“大昌西壩遺址”定名為“雙堰塘遺址”，列入三峽工程文物保護規劃方案。1995年至2002年，社科院考古所對雙堰塘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連續發掘，累計發掘面積達2.3萬多平方米。

雙堰塘遺址是三峽地區一處重要的上週時期文化遺址，遺存兼容本地巴文化和長江中游地區西周文化特徵，與其相類似的西周時期文化遺存，在湖北宜昌至重慶萬州一帶都有發現，故有學者建議將此類遺存命名為“雙堰塘文化類型”。 ^[2] 

巫山縣為重慶市最東部的縣。其東、南與湖北巴東縣、建始縣接壤，西、北與重慶市奉節縣、巫溪縣毗鄰。長江由西而東穿縣境南部形成巫峽，大寧河自西北向東南縱貫縣境北部而營造出小三峽。從縣城南側長江主河道江東嘴河口處溯湍急的大寧河河流而上，穿龍門、巴霧和滴翠三小峽後便是聞名遐邇的大昌古鎮，古鎮所在地從地理分佈上屬長江支流大寧河中游地區，從大昌古鎮西南順蜿蜒的水路而下返回巫山縣城的距離約有50公里。

雙堰塘遺址位於大昌古鎮西北原名“西壩”一帶的龍興村和七里村轄地內，東南距鎮城區約2.5~3.5公里。地理座標為東經109°46′40″，北緯31°17′20″，海拔140~153米。遺址所在地依山瀕水，地勢開闊平緩。

雙堰塘遺址的知名與三峽工程文物保護工作的啓動密切相關。從1994年雙堰塘遺址被核定為長江三峽重慶庫區的重要遺址開始，對該遺址的科學發掘力度逐年地增大，學術界對該遺址的印象也越來越深刻。

根據發掘者初步的整理和觀察分析而知，雙堰塘遺址目前已發掘面積近30000平方米，揭露發現的主要遺蹟有灰坑、墓葬、石灰窯、溝槽、坑洞、陶窯和灶坑等，主要遺物有陶器、石器、玉器、銅器和骨器等。其中遺蹟中的西周時期坑洞、溝槽、墓葬和漢代墓葬，遺物中的西周時期陶尖底器、陶鬲、陶花邊口沿釜、罐、豆磨光黑皮陶、石磬、石範、卜甲、銅工具、銅渣、銅礦石，以及一些漢代精美隨葬品等等，值得注意。這些發現對進一步解讀和詮釋雙堰塘遺址各歷史時期的人文歷史和精神文化等均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雙堰塘遺址目前已發掘出土的西周時期文化遺物十分豐富多彩，其中分量最重和最具特色的遺物當數日用陶器製品殘片。

據考古工作者的初步整理分析，雙堰塘西周遺址出土的陶器殘片羣組，在質地上是以夾石英砂的夾砂陶為主，也有部分夾細砂者；夾砂陶通常陶色不勻，基本上是以紅褐陶、灰褐陶、灰黑陶的面目出現。泥質陶也佔較大的比重，泥質陶大致可區分出灰陶、紅陶、黃褐陶、黑皮陶等類，以灰陶居多，紅褐陶次之，磨光黑皮陶亦佔一定比例，其中黑皮磨光或灰皮磨光陶製作頗為精緻。

雙堰塘西周陶器殘片上所見的紋飾種類也很豐富，據加工方法可分模印紋、刻劃紋、戳印紋、附加堆紋等四大類。其中據紋體風格區分，模印紋可細分出粗繩紋、細繩紋、交錯繩紋、分段繩紋和大網格紋、小網格紋等紋類；刻劃紋可細分出單_凹弦紋、複線凹弦紋、�?角紋、折角紋、射線紋和複線鋸齒紋等紋類；戳印紋可細分出圓窩紋、穀粒紋、指甲狀紋、長葉紋、方窩紋、方角窩紋、花卉紋、太陽紋、聯圓渦紋、聯角紋和長卵窩紋等紋類；附加堆紋則分條紋和泡釘紋。此四大類20多小類的紋飾在實際應用中通常又是以相互組合的面目出現，其中模印紋出現的頻率最高，刻劃紋和戳印紋組合的形式最鮮明突出，附加堆紋出現的場合相對較少。

雙堰塘西周陶器殘片的可辨器形種類約有花邊口、圜底罐、釜、鬲、豆、盆、缽、簋、筒形器、碗、尖底杯、尖底盞、尖底罐、圈足小罐、球形小罐、器蓋、？、壹甕、缸、杯、環、網墜、彈丸、紡輪等等。其中花邊唇沿器（釜、罐類）、尖底器（杯、盞、罐）、包足鬲和各種磨光黑皮陶器形（缽、豆、器蓋等）等最具特色。

從陶器殘片的各種風格特徵看，雙堰塘遺址西周時期的陶器殘片的本地土著巴文化特點色彩十分鮮明和突出，故其文化雖隸屬於古代的巴蜀文化系統，但在細微特殊上又有別於廣義的巴蜀文化。

重慶庫區是歷史文獻記載的古代巴人的重要活動區域之一。《華陽國志·巴志》在講述巴的故都時説：“巴子時雖都江州，或治墊江，或治平都，後治閬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其畜牧在沮，今東突峽下畜沮是也。”

江州即今重慶市，墊江在今合川縣，閬中即今閬中縣，枳為今重慶涪陵。《華陽國志·巴志》另説秦滅巴之前，巴地的範圍是“東至魚復，西至之國，帝舜生無淫，降巫民盼姓，食谷。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歌舞之鳥，駕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愛處，百穀所聚。”這裏的“巫另據《水經注·江水》有“熊摯始巫城”、《太平寰宇記》有“夔之巫山縣，夔子熊摯治，多熊姓”等記述分析，巫山縣地曾成為夔子國的都城所在地，大約從西周宣王時代至春秋中期，巫山縣一帶均屬夔子國管轄。此外，據一些歷史文獻考證，從武王伐紂滅商起至西周中從武王伐紂滅商起至西周中期，今重慶萬州區以東、巫山縣以西地區均屬庸國地。至於西周早、中期的庸國和西周晚期的夔子國的詳況，目前可作資證的資料尚十分欠缺，但從其傳説的行政地域主要在渝東地區或巫山地區的跡象分析，推測他們的主體文化應屬於巴文化範疇。

雙堰塘遺址位於巫山縣北部長江支流大寧河流域中游的大昌盆地中，在地理環境屬高山丘陵的巫山縣內，像大昌盆地那樣得天獨厚、面積較大且地勢開闊平坦、土質優良的平壩地帶是十分罕見的。

雙堰塘遺址現知的聚落規模頗為龐大，儘管西周文化遺址的被破壞程度十分嚴重，但該遺址的西周時期文化遺物的埋藏量還是十分驚人的，歷年來該遺址不僅出土了大量陶、銅、鉛、骨角、石和玉器等遺物，同時也發現了一些諸如坑洞、溝槽、小型墓葬、陶窯、石灰窯、灶膛和較大量的紅燒土堆積以及礫石堆積等等遺蹟。

其中西周文化陶片的出土量據筆者不完全的保守的粗略測算，其總重量至少達10噸以上。僅憑此項，我們便可推知西周時期該遺址當時的聚落規模相當可觀，人口聚居頗為稠密，其絕不是一般意義的村落遺址。

雙堰塘遺址出土的大量的西周時期文化陶片，從陶質陶色、紋飾風格到器形器類等等方面，總體上都表現出非常濃郁的巴蜀文化特點，即具有不少已知的巴蜀文化陶器共性風格，如陶質陶色上流行夾石英砂陶，器形上流行花邊唇沿器、尖底器等遺物風格或特徵，均與四川盆地和重慶、鄂西等地發現西周時期巴蜀文化遺物神似貌合。但在雷同的共性特徵下，雙堰塘西周陶器羣亦存在着明顯的個性特點，如夾砂陶中以灰黑或灰褐陶見多，器形中尖底杯的形態多見鼓腹或粗腹形，而寡見瘦腹羊角形，花邊唇沿器多見大型器，陶鬲則流行柱狀高實足尖高襠包足刮稜形態，出現圈足小罐和球形小罐等新器形，刻劃紋和戳印紋尤為發達等等，都具有十分鮮明的個性。尤其是包足陶鬲的大量出現，是目前所知夏商西周時期巴蜀文化中所罕見的。關於雙堰塘西周遺址的年代，據1994年發掘標本測定，其碳14年代範圍為公元前910~806年，此一測定值基本在西周積年範圍內，結合遺物器形特徵分析，目前遺址的相對年代可以基本框定在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這一階段範圍內。

綜合上述文獻述略和對雙堰塘西周遺址聚落規模、出土陶器遺物特徵以及斷代情況觀察，可以初步確認，雙堰塘西周文化遺址應屬西周中晚期巴人聚落範疇。這個巴人聚落可能不屬於“廩君種”巴人聚落，但有可能屬於另一些早期在巫山地區活動過的巴人集團聚落：如第一是被稱為“巫蜒”或“巫？\”的巴人，第二是庸國晚期的巴人，第三是西周晚期夔子國巴人。

從目前可以梳理的痕跡和線索看，該遺址文化既有較濃厚而具個性的巴文化色彩，也可以看到一些外來先進文化的融合，加上從歷年來出土的石磬、石範、卜甲、銅工具、銅渣、銅礦石和小玉飾等遺物都較上檔次等等現象觀察，筆者比較傾向於第三種可能，即從堰塘遺址可能是西周晚期夔子國巴人的聚落或城邑甚至都城。倘若這種推測能夠成立的話，那麼，雙堰塘西周遺址就是名副其實的較早時期的“巴墟”。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