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

中國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很早就有學者注意到進行古代遺蹟考察和古代遺物研究的重要價值。產生於北宋時期（公元960—1127年），具有一定學術系統的“金石學”，到清代（公元1644—1911年）更為發達，最終形成了中國考古學的前身。以田野調查發掘為基礎的近代考古學，在中國興起較遲。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一些帝國主義國家派遣的探險家、考察隊，曾潛入中國邊疆地區進行活動。20世紀20年代後期，中國學術機關開始進行周口店、殷墟等遺址的發掘，標誌着中國考古學的誕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調查發掘遍及全國各個地區，逐步建立起完備的中國考古學體系。 ^[2] 

考古學是研究如何尋找和獲取古代人類社會的實物遺存，以及如何依據這些遺存來研究人類歷史的一門學科。中國近代“考古學”一詞，可能是從西文Archaeology一詞翻譯而來的。Archaeology一詞源於希臘語，意為“研究古代之學”，在17和18世紀，一般是指對含有美術價值的古物和古蹟的研究，到了19世紀，才泛指對一切古物的研究。

考古學這一名詞主要有三種含義：（1）指考古研究所得的歷史知識，有時候還可以引申為記述這種知識的書籍；（2）藉以獲得這種知識的考古方法和技術，包括蒐集和保存資料，審定和考證資料，編排和整理資料的方法和技術；（3）指理論性的研究和解釋，用以闡明包含在各種考古資料中的因果關係，論證存在於古代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規律。

空間範圍：

原則上：全球各地，一般限於古代人類居住、活動的地方。

考古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範圍是古代，所以它與近代史和現代史是無關的！自人類的起源始，下限隨考古學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又由於各地區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所以無法統一，各國考古學都有它們的年代下限。（20世紀50年代前，下限被限定在文字出現前，偏重於史前考古；50年代後，歷史考古受重視，下限逐漸向後延伸）

英國的考古學年代下限為諾曼人入侵（1066）；法國的考古學年代下限為加洛林王朝的覆滅（987）；美洲各國的考古學年代下限為C·哥倫布（約1451—1506）發現新大陸（1492）。一般説來，中國考古學的年代下限可以定在明朝滅亡（1644）（這也就是許多考古書上為什麼一到明朝就結束，沒有清朝內容的原因，例如南京大學出版社張之恆的中國考古學通論便是這樣）

近一時期以來，英國有“中世紀考古學”，其年代下限延伸到資產階級革命的開始（1640）又有所謂的“工業考古學”其年代下限更延伸到18世紀和19世紀的工業革命初期。在美洲，則有所謂的“歷史考古學”和“殖民地時代考古學”，它們的年代範圍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直到18世紀末或19世紀初美洲各國在政治上獲得獨立。但是，英國的所謂“工業考古學”、美洲的所謂“歷史考古學”或“殖民地時代考古學”，實際上是利用考古學的方法以研究近代史，所以不能算作真正的考古學。

相反，也有人把考古學的年代範圍侷限於史前時代，即沒有文字記載的古代。這樣，便把許多文明古國的歷史時代也都排除在考古學研究的年代範圍之外，這也是不妥當的。考古學不研究近代和現代，而是研究古代，這是必須肯定的。但是，考古學所研究的“古代”，除了史前時代以外，還應該包括原史時代和歷史時代。就中國考古學而言，歷史時代不僅指商代和周代，而且還包括秦漢以及其以後各代。所謂“古不考三代以下”是不對的。當然，歷史越古老，文字記載越少，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性也越顯著。要究明人類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代的社會歷史，就必須在極大程度上依靠考古學，因而史前考古學與史前史就等同起來了。

主要對象是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的實物資料。

這裏指的實物資料一般應是古代人類有意識加工過的人工製品。如工具、武器、用品等，或是人類修造的房屋、墳墓、城堡和建築等。若是未經人類加工的自然物，則必須確定其與人類活動有關，或是能夠反映人類的活動。如用於修築房屋用的自然石塊和採集漁獵活動所遺留的動植物遺存等，這些也屬於考古學研究對象。

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來的，各種具有可移動性的器物。遺物一般以器物的原料或用途功能進行分類。如以器物的原料可分為木器、石器、玉器、陶器、骨器等；以用途或功能可分為工具、武器、生活用具、裝飾品、藝術品等。

古代人類活動而遺留下來的具有不可移動性的跡象。遺蹟一般依據其功能或用途分類並命名，如儲物的窖穴、埋葬死者的墓穴、房屋廢棄後的基址、防禦性的城牆或壕溝、汲水的井等。一般遺蹟中，均包含有數量不等的遺物。這些遺物有些是當時人們無意識地丟棄的，如在廢棄的窖穴或壕溝中傾倒的生活垃圾和破損的陶器、工具等。有些則是人們有意識地放入的，如墓葬中的隨葬品等。

古代某一社羣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範圍內遺留的連續分佈的遺蹟、遺物集合體。古代遺址大部分是有各種性質、功能不同的房屋及防衞、經濟設施等組成的村社聚落或城址的廢墟。

代表同一時代的，集中於一定地域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徵的古代人類遺存共同體。一種考古學文化，一般由若干性質、特徵、年代相同的遺址組成，它們應屬於古代某一特定的社會集團部落、部落聯盟、民族等。

地層是地質學中的一個最基本概念，是指有一定時間和空間涵義的一切成層岩石的總稱。考古地層學是借用地質學對地層的研究原理，在田野考古發掘中科學地取得研究資料的方法，也是考古研究中最基礎的方法之一。

文化層形成的基本原理：地層層序律——新的在上，老的在下。

文化層的劃分：主要依據土質、土色、包含物和遺蹟現象劃分地層。

（1）疊壓關係是指兩層或兩層以上的文化堆積自上而下依次疊壓而形成的地層關係，在這一地層關係中，疊壓者及包含物要晚於被疊壓者。

（2）打破關係指的是晚期人類活動遺蹟打破早期的地層或建設而形成的地層關係。在這一地層關係中，作為打破者的年代要晚於被打破者，打破者之中包含的遺蹟年代一般也應晚於被打破者。

（3）共存關係在上述地層關係中，每一地層或遺蹟單位（如一座墓葬、一座窖穴、一座房基等）中包含的各種遺物，構成了共存關係。凡屬有共存關係的遺物，從地層學角度來看，它們的年代可視為是同時的（相對共時）。

1．考古類型學的基本概念：借用生物進化論和生物分類的原理，對考古發掘出土的遺物、遺蹟。進行科學地整理、分類分析、比較研究的方法。當然，考古學中的類型學並非是生物學類型學的簡單搬用，而是有着自身的特點。為區別起見，一般稱為“考古類型學”，也叫“標型學”或“器物形態學”。

2．考古類型學的原理：人類社會是不斷地由低級向高級演進的，各種文化因素也是不斷髮展變化的，器物的形態也常常隨之改變。因此，器物形態的穩定性是相對的，變化性則是絕對的；器物形態既具有歷史階段的穩定性，又具有明顯的時代與文化特色。考古類型學依據器物形態特徵及其變化研究其演變的規律，進而判定遺蹟、遺物的相對年代，確定與區分不同的考古學文化。

“類”是最大的分類單位。

大類的劃分：首先，依據器物的質料劃分為石器、陶器、木器、骨器、銅器等。

亞類的劃分：每一個大類器物中，又可依據器物的主要用途的劃分為生產工具、武器、生活用具、裝飾品、藝術品等若干亞類。

次類的劃分：每一亞類器物中又可依據具體功能再細分為若干類。如生活用具中有炊器類、水器類、食器類等。每一類都有若干用途相同或相近而形態各異的器物組成，如炊器類的陶器有鼎、釜等。

型石類之下次一級分類單位，是對某一形態器物共性的概括，主要依據器物形態進行劃分。不同形態的器物，可能各有各的源流，各有各的演變過程，故型是對一類有演變序列的器物的總的特徵的概括。

型別號一般用大寫拉丁字母A,B,C……表示，如A型鼎、B型鼎等。有時為了充分表達器物形態變化成次，形之下還可再分亞型，亞型用小寫拉丁字母a,b,c……表示。如Aa型鼎，Ab型鼎等。

式是型之下的次一級分類單位，每一型器物依其形態演變過程中階段性變化，選出從早到晚各個階段的標準器，型分為若干式，代表這一器物各個演化階段的特徵。

式別號用I.II.III……表示。如I式瓶、II式鼎等。

區系類型論

區系類型的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研究的基礎之上，宏觀地進行遺址間、文化間、文化系統間比較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目的在於建立諸考古學文化（尤其是史前文化）發展的基本時空框架體系。

（1）文化區：考古學文化分佈地理空間範圍。考古學文化區的劃分，主要是依據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對有關遺蹟、義務的研究而確定的。

（2）文化系統：文化系統，即文化發展系統，指的是考古學文化的縱向發展過程。一個文化發展系統，一般是由若干有縱向發展關係的考古學文化構成。

（3）文化類型：在一個考古學文化分佈區域內，往往由於微環境條件的差異和鄰近其他文化的影響，同一時期不同地域的文化遺存在主體因素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又表現出某種程度的差別。一種考古學文化的分佈區域內，可分為若干個文化類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考古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政府頒佈了關於保護古代文物的法令，並恢復了周口店、殷墟兩項中斷十多年的考古發掘。隨後，在國家文化部設立文物局，主管全國的文物保護工作。在中國科學院設立考古研究所（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專門從事考古研究工作。各大行政區和地方政府，也相繼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員會，負責當地的文物保護工作。北京大學等學校還創辦考古專業，培養考古專門人才。在考古發掘和研究的實踐中，各地考古隊伍日益健全。1979年4月，中國考古學會正式成立，這是中國考古事業走向繁榮的重要標誌。

20世紀50—60年代前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黃河、長江流域的部分省級文物單位，對史前時期的半坡遺址、北首嶺遺址、廟底溝遺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嶺遺址、北陰陽營遺址，商周時期（公元前17世紀—公元前3世紀）的二里頭遺址、鄭州商代遺址、豐鎬遺址、洛陽東周城、侯馬晉城遺址，以及漢唐兩京城址、元大都遺址和其他重要遺址，分別進行規模較大的發掘。在此過程中，中國的田野考古工作日趨完善，並真正成為科學化的學術研究工作。

建國以來，在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研究方面，全國已發現遺址7000餘處，發掘過的有400多處。其中一項重要的成果，是早期文化遺存的發現。1977—1978年，發現了早於仰韶文化的磁山遺址、裴李崗遺址和大地灣遺址。此後又在黃河流域發現了幾十處類似的遺存，它們分屬不同的文化系統，並且與仰韶文化存在着因襲發展關係。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驅，使中國考古學上最大的一段年代缺環日益銜接起來，對探討中國農業、畜牧業和製陶工藝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義。

殷商時代的考古研究，過去僅限於商代後期的殷墟遺址一地。現已上溯到商代早期，先後發現兩座當時的都城遺址——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並在二里頭遺址發掘出兩座規模較大的宮殿基址。此外，這一時期發掘的較重要的遺址還有盤龍城遺址、吳城遺址、台西遺址、丘灣社祀遺址、蘇埠屯商墓等處。對整個殷商時期的文化發展以及銅器、甲骨、玉器等方面，都進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西周時期（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771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是自20世紀70年代發展起來的。20世紀50年代通過在豐鎬地區的發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斷代標尺。20世紀70年代以來，周原遺址、洛陽西周王室鑄銅遺址、北京琉璃河燕國墓地等遺址出土的大批青銅器，為西周銅器的斷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據。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的一系列考古發現，為中國歷史上這個社會經濟大變革時期提供了豐富的實證材料。現已從考古學上明確，中國至遲在公元前6世紀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較為先進的冶鐵技術。

過去不被重視的秦漢（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及其以後時期的考古研究，近40多年來有了很大的發展，年代下限已延伸到明代（公元1368—1644年）。歷代都城遺址的勘察發掘已經全面展開，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進行工作的項目有：漢長安城遺址、漢魏洛陽城遺址、隋大興唐長安城遺址、隋唐洛陽城遺址、遼中京遺址、金中都遺址、元大都遺址。這些城址的佈局都已基本勘察清楚，並且分別對當時的宮殿和其它重要建築遺蹟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

歷代帝陵方面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馬俑坑等的發掘，西漢諸陵的調查、發掘，六朝陵墓的調查和若干帝陵的發掘，北魏永固陵的發掘，唐代和北宋諸陵的調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發掘。此外還發掘了大批各時期官吏、地主以至貧苦平民的墓葬。通過這些工作，詳細考察了各個歷史時期不同社會階層葬制的發展變化，有助於增強人們對不同時期社會生活的具體瞭解。手工業和科學技術方面的考古研究，是在有關科技部門的密切配合下進行的。所做工作主要有：發掘漢代及其以後時期的冶鐵遺址，並對出土的鐵器作系統的工藝考察，揭示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的巨大成就；對歷代瓷窯遺址進行廣泛調查和重點發掘，結合工藝考察資料，研究中國瓷器的起源和發展歷史，探討不同窯系的燒製技術和產品特點，並結合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進行瓷器器形和紋飾演變的分期斷代研究。

田野考古工作發展的同時，也帶動了考古學理論著作、刊物等的繁盛。新中國成立以來，考古學刊物《考古學報》、《考古》和《文物》合計已出刊600期以上。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地又先後創辦了《文物資料叢刊》、《考古學集刊》、《中原文物》、《考古與文物》、《江漢考古》、《史前研究》等刊物，並出版了《中國考古學年鑑》等。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集體編著的《新中國的考古收穫》（1961年出版）、《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1984年出版）二書，以及文物編輯委員會彙編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年出版）都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考古學研究成果的全面總結。

2018年10月13日，2018年10月13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安陽市政府共同主辦的殷墟科學發掘90週年紀念大會暨殷墟發展與考古論壇舉辦。殷墟科學發掘90週年紀念大會向為殷墟考古做出過突出貢獻的考古工作者代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鄭振香、楊錫璋、劉一曼、徐廣德、劉忠伏和原安陽市文物工作隊隊長孟憲武，頒發了殷墟考古發掘“功勳人物”紀念章和紀念證書。 ^[3] 

相對年代：指遺蹟、遺物在時間上的先後關係，以及文化遺存先後時序的年代。如“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和“仰韶文化早期”、“商代後期”。斷定相對年代主要依靠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的方法。

絕對年代：指遺蹟、遺物做成或廢棄的具體時間。斷定絕對年代的方法，在歷史時期的考古學領域，主要依靠文獻記載、年曆學和各種有紀年文字的遺物；在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期，則主要依賴於現代科學技術中的測年技術與方法。

二分法：以文字記載的有無為標誌，將人類文化史分為“史前時期”和“歷史時期”兩大發展階段的分期法。

三分法：1819年，丹麥皇家博物館館長湯姆森（Thomsen, 1788—1865）依據館藏古物的分類，提出歐洲史前文化發展的三個階段，被稱為“三期説”：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

六分法：三分法基礎上的進一步細分：舊石器時代（英約翰·盧伯克）—中石器時代（英艾倫·布朗）—新石器時代（英約翰·盧伯克）—銅石並用時代（意G·基耶裏克）—青銅器時代—早期鐵器時代。

“金石”一詞，最早出現於北宋時曾鞏的《金石錄》（其書不傳）一書，清代王鳴盛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學”的名稱。

所謂“金石學”，是以傳世的或少量出土商周以來有銘文的銅器（金）和秦漢以來的石刻文字（石）等為主要研究對象，是一門偏重於著錄和文字考證，以達到證經補史之目的的學問。

在中國古史中，從傳説的禹鑄九鼎始，青銅器就被神化而看作是王權的象徵；

商殷時期，青銅器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成為地位、等級的標誌；

西周時，“藏禮於器”的觀念進一步加強，禮樂制度逐漸形成。

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由於王室衰微，諸侯爭霸而導致“禮崩樂壞”，但舊制度的衰落並沒有是傳統的觀念完全消失，反而逐漸產生了由懷古而好古進而根據古代實物研究古代制度的風尚。

東漢袁康《越絕書·寶劍篇》中提出了古代兵器發展序列：“軒轅神農之時，以石為兵；黃帝之時，以玉為兵；禹穴之時，以銅為兵；當此之時，作鐵兵。”

西晉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盜發魏國古墓，出土大批竹簡，學者們從中經整理出《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等多種佚書。

北魏酈道元為注《水經》曾考察、記錄了許多古代遺蹟和遺物。

唐初，在陝西鳳翔發現先秦時期的“石鼓”，學者和書家多有稱述。

北宋時期，社會漸趨穩定，經濟文化日益繁榮。由於統治者為鞏固政權而大力獎勵經學，加之史學、古文字學、書學等的不斷髮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學者們對新資料的追求。於是，朝野人等競相研究，形成金石學。

現存最早的研究金石銘刻的著作是宋代歐陽修的《集古錄》，成於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

現存最早古器物圖錄成於元佑七年（1092年），呂大臨《考古圖》。收商周、秦漢時期的銅、石、玉224件，皆繪圖形、款識。

《宣和博古圖》

薛尚功《歷代鐘鼎其款識法帖》

趙明誠《金石錄》

王象之《輿地碑記目》

乾隆年間梁詩正、王傑等先後奉敕編訂《西清古鑑》、《西清續鑑甲編》、《西清續鑑乙編》、《寧壽鑑古》，被俗稱“西清四鑑”，共收錄了清宮所藏銅器4000餘件。

劉鶚著錄了我國第一部甲骨文材料的專著《鐵雲藏龜》（1903年）；

孫詒讓撰寫了中國第一部考釋甲骨文字的著作《契文舉例》（1904年）。

王國維著作了《宋代金石文著錄表》、《國朝金文著錄表》、《殷周制度考》等。

羅振玉著有《流沙墜簡》等。他們的研究成果代表了金石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堪稱金代金石學家之中集大成者，被稱為“羅王之學”。

有清一代金石之學的研究範圍也不斷擴大，除了傳統銅器、碑刻外，錢幣、墨印、玉器、鏡鑑、封泥、瓦當、兵符等也成為著錄和研究的對象。

據容媛所輯《金石書目錄》統計現存的金石著作中，被送到乾隆以前的700年間，僅有67種，而乾隆以後的200年間卻有906種之多。又據統計，清代以前的金石學家有360人，而有清一代達1058人，佔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

19世紀末，歐洲的考古學已經日漸興盛。1901年，梁啓超在《中國史敍論》中，講到19世紀中葉以來，歐洲考古學家將史前時期劃分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三期，並將中國古史傳説與此相比照。1898年在河南省安陽小屯村首次發現了有字甲骨文；1900年在甘肅省敦煌石窟發現了儲存有大量古代寫本文書和其它文物的藏經洞，這是近代學術史上的兩項驚人發現，併成為中國考古學誕生的前兆。1926年由李濟主持，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進行的發掘，是第一次由中國學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1927年，西北科學考察團成立，該團先後在新疆等地進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中國考古學的誕生和初步發展：

1928年董作賓前往河南安陽小屯進行調查試掘，準備大規模地展開工作，這是中國考古學誕生的重要標誌。1929年，李濟作為當時中國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學知識和發掘經驗的學者，被聘任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同年，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分別成立。從此，中國有了自己的考古研究學術機構。1929年由裴文中主持，在周口店遺址發現了第一個北京人的頭蓋骨化石。隨後出土的大批石製品和人類用火痕跡，使“北京人”文化遺存得以確認。1933年由裴文中和賈蘭坡主持，又在周口店發現了“山頂洞人”及其文化。

1928—1937年間，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河南殷墟遺址進行了15次發掘，累計發掘面積達46000多平方米。

1930年，在國外專攻考古學的梁思永學成歸來，不久參加了山東歷城縣城子崖遺址的發掘，辨識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種新石器時代遺存，後被命名為“龍山文化”。梁思永後又主持進行了河南安陽後岡遺址的發掘，從地層上解決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對年代問題。他還參加了殷墟遺址的發掘，在發掘方法上有了明顯的改進。從此，殷墟發掘走上科學的軌道，取得巨大收穫。

北平研究院和其他單位的考古工作，除在燕下都遺址進行的調查發掘外，主要是1933—1935年在陝西渭河流域的活動。另外，西湖博物館於1933—1936年在浙江的一些地方進行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調查，發現併發掘了良渚遺址。林惠祥等學者在東南沿海各省、台灣省和香港地區也進行了考古調查發掘。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作，於1939—1940年在雲南大理附近進行了發掘，並兩次在河西走廊等地進行考古調查。1944年，夏鼐在甘肅省寧定縣陽窪灣發掘了齊家文化的墓葬，第一次發現齊家文化晚於仰韶文化的地層證據，糾正了安特生1925年在甘肅遠古文化分期問題上的錯誤論斷。

從1928—1948年，經過20年的發展，中國考古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已經初具規模。儘管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限於周口店、殷墟以及黃河流域和長江下游的史前遺址，未能形成比較完整的體系，但終於摸索出了一套適合中國特點的田野工作方法，積累了一批通過正規發掘獲得的科學資料，並發表出版了眾多考古學著作。

1926年，李濟主持了對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的發掘。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歷史語言研究所，內設考古學組；同年十月，派董作賓前往安陽小屯遺址進行調查和試掘。

20世紀20年代，李濟主持了對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的發掘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成立、安陽殷墟的發掘，標誌中國考古學的誕生。

從1928年到1949年，田野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主要由中央研究院成立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等進行。

1927年，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中美合作開始正式發掘北京周口店龍骨山遺址。1929年，裴文中主持發現了第一具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成為世界古人類學研究史上的劃時代事件。

1931年，在周口店首次發現了大量的人工石製品和人類用火遺蹟，從而確認了北京猿人文化。1933年，又在龍骨山的山頂洞遺址發現了3具完整的晚期智人頭蓋骨化石，被命名為“山頂洞人”。

1928—1937年，在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和梁思永的先後主持下，對安陽殷墟進行15次發掘，累計發掘面積達46000多平方米，清理了50多座夯土建築基址和包括商王陵在內的大量墓葬和祭祀坑，發現了大量的甲骨文等文物。

1931年，梁思永主持發掘安陽殷墟後崗遺址是，發現了著名商文化、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依次疊壓的“三疊層”，解決了三者之間的相對年代關係，從而標着中國考古地層學方法的成熟。

20世紀40年代，蘇秉琦應用類型學的方法，對鬥雞台溝東區墓地出土的陶鬲進行了細緻的分類、分析和研究，提出了探索周文化淵源的線索問題，從而奠定了考古類型學的基礎。

管理、科研、教學體系的建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即頒佈《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並設文物局。

1950年，成立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後屬中國社會科學院。

1950年，成立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內設古人類研究室，從事古人類化石和舊石器時代考古工作。

1973年，成立中國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後改稱中國文物研究所，負責文物保護工作。1952年，北京大學創立考古專業。

1956年，西北大學設立考古專業。

20世紀70年代以後，吉林大學等十餘所也設立或恢復考古學專業。

新中國成立後，考古學家普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並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進一步發展。

考古地層學、類型學不斷完善，考古區系類型論的提出；國內外考古學交流不斷加強。現代科學技術應用到考古學中。

有以首次發現的典型遺址所在的小地名作為考古學文化名稱的做法，應用得最為普遍。如歐洲的莫斯特文化、梭魯特文化、馬格德林文化，以及中國的周口店文化、丁村文化、小南海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等。

有以地區或流域來命名的，多為事後弄清這一文化分佈範圍而命名。如歐洲的多瑙河文化等。

有對發現地點的名稱加前綴的，如甘肅仰韶文化、河南龍山文化等，這是因為它們和典型龍山文化有相同處，也有差異處。如果僅屬地方性的小差異，當然可採用這種辦法，如果差異大到可認為是獨立的文化時，那便應該另起一個文化名稱。由於發掘地點中不止一個文化，可對地名加後綴，以資區別，如廟底溝二期文化、青龍泉三期文化（見屈家嶺文化）等。

以特徵遺物來命名的方法也經常被採用，如中國過去所稱的細石器文化、彩陶文化、黑陶文化和歐洲的巨石文化、鍾杯戰斧文化等，不過這種命名，容易以片面的特徵代替整個文化的特徵，同時這種個別類型的特徵遺物，還可能分屬於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因而已逐漸不大為人們所採用。

對考古學文化進行研究，除了要解決時代和分期以外，還要研究它的內容、特徵、分佈範圍、起源、發展，以及同其他文化的聯繫等。而要對一文化的內容有充分的瞭解，則至少應對該文化的一處典型遺址作較全面、深入的研究，以把握這一文化的主要內容。

一個考古學文化包括有不同的文化因素，例如某幾種特定類型的住宅、墓葬、工具、陶器和裝飾品以及某些特定的工藝技術等。每個考古學文化的內容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顯示其背後有着共同的文化傳統。考古學作為歷史科學的一個部門，不僅要研究人類社會發展史的共同規律，還要研究各地區各個族的共同體發展的特殊性。因而必須確立考古學文化這一概念，以便對不同的文化共同體，分別地加以深入研究，以探尋物質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性。

對同時並存的各種考古學文化，我們要根據考古調查和發掘，來搞清它們的分佈範圍。這些範圍同自然地理的區劃並不完全一致。一種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各個階段的分佈範圍也會有所不同，文化因素也不斷髮生變化。當一種文化發展成為顯然不大相同的另一類型時，可稱為同一文化的一個新階段（或時期），如果發生了質的改變，則應視為另一文化。但這需要有充分的資料，作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才能確定。一種文化特徵的形成，主要由於其內部發展，但有時也因接觸而受到另一文化的影響。這些，都是在對考古學文化進行研究時需要重視的問題。

1946年，美國芝加哥大學W.F.利比（Libby，1908—1980）教授，發明了利用死亡生物體中碳-14不斷衰變 ^[4]  的原理進行測年技術，是考古學家第一次知道了各種史前文化的絕對年代，從而引起了史前考古學上的一次革命。以後隨着現代科學技術不斷髮展，應用於考古學上的測年技術越來越多。比如鈾鉛測年法等。

空中攝影勘測，即利用衞星、飛機等航空器從空中向地面觀察和攝影。從空中鳥瞰，視野廣闊，比較容易發現地面上難以觀察到的現象，如土壤、地形的細微差別，陽光斜射產生的物體陰影，不同季節植物生長狀態的對比及土壤濕度等因素在調查區域內形成的不同標誌。分析對比各種現象的差別，就可能找到地面或地下遺蹟。這一方法對大型遺址或沙漠地區的考古調查，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空中攝影勘查技術的擴展。人眼觀察物體是由於來自物體可見光刺激而產生的視覺。而遙感設備取自目標的信息，除了靠物體輻射或反射可見光外，還靠微波、紅外線、X射線等特徵，調查時，是用能接收多個波段地面目標信息的多光譜遙感設備，就能同時獲得被勘查地區，突出顯示不同目標的多幅圖像或信息。分析這些圖像或信息，就可能瞭解到地面遺蹟的分佈情況。

採用地球物理勘探技術，根據大地物理性質的差異勘查地下遺蹟、遺物的方法。由古代遺蹟、遺物同周圍土壤的電阻率不同，並存在着磁性差異，可用地電阻率計（電探測）和磁性測量儀器（磁法探測）或地震雷達等進行探測，對獲得的信息進行計算機處理分析和人工解讀，從而對地下的遺蹟、遺物做出準確的判斷。

陶器、石器、金屬、玻璃等無機物之中的元素及其含量確定的“X射線熒光分析”、“發射光譜分析”等。

繪畫、顏料及食物、油膏、樹脂粘劑等有機化合物鑑定的“紅外線吸收譜分析”。

確定陶器中的礦物成分及推定其燒製温度的“穆斯堡爾譜分析”和“熱分析”等。

上述分析鑑定，可從各個方面獲得許多研究信息。如通過金屬製品的金相分析可判斷古代的金屬製造工藝；對青銅器的鉛同位素分析則可知道青銅器原料的來源，從而解釋古代貿易及文化傳播等問題；對人骨中碳的同位素碳-13和微量元素鍶（Sr）的含量分析則可瞭解古代人類的食物結構和生活環境等。

考古研究(3張)

為最好地保護文物，考古人員啓用了高科技裝備——類似於胃鏡的“內窺鏡”，他們通過anyty“內窺鏡”查看墓室內的狀況，還可以拍照，這樣在打開墓室之前，就可掌握古墓中的文物情況，可提前為文物準備好保存環境。據現場負責人介紹，“內窺鏡”的探頭可以旋轉，所探測到的景象可以通過考古人員手中的顯示器顯示出來。 ^[5] 

近些年來，計算機技術也開始應用於考古研究。計算機技術主要應用於大量的考古調查和發掘獲得的影像、圖表、文字、數據等資料的貯存、檢索、流通和各種研究信息的分析、運算，以及計算機輔助文物修復、顱骨、人體復原等等。由於計算機的運用，大大減輕了研究者的各種繁重工作，加快考古研究的進程。特別是由於全球衞星定位儀（GPS）和計算機地理信息系統軟件（GIS）的配合使用，進一步開闢了新的領域。

考古學——從字面上理解，就是研究古代人的科學。一般認為，雅各布斯波在1674年最早使用了這個名詞。他是17世紀的一位德國物理學家、旅行家和學者。

人類學——即對人類進行研究的科學。有時候它會與考古學和古生物學（研究動物和植物的化石）交叉，特別在研究早期人類遺存時。

人工製品——人類製造的、使用過的或對人類有用的物品，如石制工具，幾個世紀以來，人們隨意拿走遺物而不進行記錄，這給考古學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封土——古代墓葬地面上人工堆積而成的土堆，即大冢。

BP——距今年代，代替傳統的BC（公元前）和AD（公元后）。它的好處是使得所有文化和宗教的年代變得更加直觀。為了將日期標準化，1950年被定為考古學上的“現在”。

放射性碳素斷代法——一種測量放射性同位素的衰變比率的技術，能測定五萬年以內有機材料的年代。熱釋光斷代技術能用於陶器的斷代，將物件重新加熱，然後測量發出光線以斷定黏土器物最初的加熱時間。

稻作遺存——埋藏的特徵從地面上看是無形的，如牆，只有在高空中俯視，才能發現在稻穀中的不同顏色的斑紋。1586年威廉康德在消失了的肯特羅馬港口發現了這種現象，並對其進行了描述，如今這種現象仍被廣泛利用。一般用玉米代替稻穀，當玉米長成時，就會發現交錯、相通的道路（道路經過的地方，玉米更稀一些），他們把這種交叉口稱為南奧古斯丁交叉口。

楔形文字——最古老的書寫形式之一，因其字母外形很像楔形而得名，通常是用刺在濕的陶土上刻寫而成。

樹木年輪斷代——根據計算樹木年輪（每年增加一輪）對樹木斷代。她還可以提供氣候方面的證據，因為氣候能影響數輪的寬窄。這種技術最早是在20世紀20年代用於考古學上，當時是用於測定美國印第安村莊的年代。

發掘——通常表示的是遺址物質的發現，全面移開表面並記錄地層或開探溝揭示堆積的情況，全面發掘而不留下任何東西。惠勒曾説道：“我是考古學家，一個對過去的破壞者。”

田野考古學——從字面上理解，包括在田野裏工作的考古學，儘管新的科學技術應用使考古學家們不需參與發掘，不必讓自己的手沾半點泥土。其相對應的概念是室內考古學（主要用於審定申請計劃）和電腦考古學。這種對遺址的研究，主要依靠現有的文件、地圖、人口普查資料、課税清冊、教會資料、測量數據和以前的發掘報告。歷史考古學是研究有文字記錄的那段歷史。

象形文字——文字的象徵符號。象形文字使用圖畫代表思想或言語，如古代埃及所使用的文字。

陪葬品——與人的屍體一起埋葬的物品。對考古學家來説，是一種相當有價值的習俗現象。

葬式——屍體埋葬的姿勢。如仰身直肢葬、曲肢葬等。

葬俗——屍體埋葬的過程。如火葬，用火焚燒屍體。

巨石文化——照字面理解，使用巨大的石頭築成的紀念碑形式的物件，如環狀列石。

史前——通常是指“非常古老”的意思。精確的説，是指有文獻記載以前。

陶片或瓷片——破碎陶瓷的一部分，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意義，其實它對於確定年代序列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搶救性考古發掘（隨工清理）——一個遺址因為開發的需要，在它被破壞前，為獲得儘可能多的信息所進行的搶救性的發掘。

相對年代——一個事物通過與另一個事物相對照而得出年代，不用給出確切的年代，絕對年代則要有確切的年代。

考古地層學——堆積物層次的研究。受地質地層學啓發。一般認為，埋得越深的年代越久遠。遠在1859年，即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之前，已有學者根據地層學推算出，許多堆積物的年代，要比傳統《聖經》所説的上帝創世紀的年代——公元前4004年早得多。

考古類型學——對收集到的實物資料進行科學歸納、研究的方法論。受生物分類學啓發。學説正式創立是瑞典考古學家蒙特留斯（1843—1921），1903年出版的《先史考古學方法論》。

三期説——把歷史分為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的學説，這種分法用在歐洲是可行的，但是用於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區則有問題，因為有的地區現還處於石器時代文化中。三分法的最初提出者是克雷斯蒂安·J·湯姆森，1819年，他在哥本哈根博物館整理展品時提出此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