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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家壟文化遺址

鎖定
蘇家壟文化遺址,位於湖北省京山市坪壩鎮,1966年在開挖鄭家河水庫乾渠時發現了該遺址,2013年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 
蘇家壟遺址是一處包括墓地、建築基址、冶煉作坊的曾國大型城邑。考古發掘了一批曾國高等級墓葬,還發現了與墓地同期的大規模遺址及冶銅遺存,已發現3座鍊銅爐,具體年代為兩週之際至春秋早中期之際。 [2] 
蘇家壟遺址已清理墓葬106座、車馬坑2座,較大墓葬沿崗地脊頂排列,小墓則在兩側分佈,年代上有由北向南漸晚的趨勢,墓葬之間不見打破關係,反映了較為嚴謹的墓地佈局。出土文物相當豐富,包括青銅器1000餘件、玉器300餘件、陶器400餘件,是同時期器物研究的標型器。其中,青銅禮器多達500餘件,大多放置有序,組合關係明確,是探討兩週時期器用制度的極佳資料 [3]  。蘇家壟遺址出土千餘件青銅器,大多放置有序,組合關係明確,有銘文的多達50餘件。其中,兩座大型墓出土四件“曾伯桼”壺,單壺銘文達161字,共644字,極其罕見。 [4] 
蘇家壟出土的曾侯仲子斿父九鼎、埋葬七車的車馬坑,以及規模宏大的聚落等,暗示這裏存在作為曾國都城的可能性 [2]  ,出土的“曾仲斿父壺”被列為中國十大國寶青銅器,是新中國第一件在“國家名片”(郵票)上亮相的湖北出土文物。 [5-6] 
2017年,蘇家壟墓羣考古遺址公園被列入第三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 [1] 
2018年1月16日, 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傳來好消息,湖北京山市蘇家壟周代遺址等6個考古項目入選“2017年中國考古新發現。 [3] 
中文名
蘇家壟文化遺址
外文名
Sujialong Cultural Property
地    址
湖北省京山坪壩鎮羅興村
發掘時間
1966年7月
歷史時代
西周晚期

蘇家壟文化遺址歷史文化

鼎、豆和方壺都有曾中斿(音yóu,由)父自作器的銘文。文獻記載,歷史上有三個曾國:姓姒者有兩個,一個在今山東嶧縣,一個在今河南柘城縣北;第三個姓姬,在今湖北境內。宋代在安陸縣發現了兩個楚曾侯鍾,這次在與安陸縣相距不遠的蘇家壟發現了曾國青銅器羣,它不僅證明在湖北境內確實有一個姓姬的曾國存在,而且這裏是曾國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很可能是“楚曾侯鍾”所記載的曾國都城西陽所在地。以前,安徽壽縣出土的“曾姬無恤壺”和傳世的“曾侯斿”,記錄了曾國和江、黃、等國的婚姻關係。蘇家壟出土青銅器中,六件有曾國銘文,二件有黃國銘文,説明了在西周晚期曾國與黃國有着密切聯繫 [7] 
西周晚期,青銅器的製作技術有了新的發展,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當時青銅器的製造,主要是由周代王室和貴族所控制,為他們製造各種用具。蘇家壟發現的這批青銅器,就是當時曾國貴族用來祭祀祖先和生活用的器具。例如:鼎、鬲、甗是烹煮炊器,豆是盛肉的,簋是盛飯的,方壺是盛酒的,盉是温酒的,盤和匜是盥洗用的。這些都是曾國貴族顯示身份、地位和權力的象徵。
蘇家壟遺址出土的千餘件青銅器,大多放置有序,組合關係明確,有銘文的多達50餘件,涉及諸多歷史信息,為解開有關中國青銅時代“金道錫行”之謎提供了珍貴實證,令考古界震驚。其中,兩座大型墓出土四件“曾伯桼”壺,單壺銘文達161字,共644字,極其罕見。該考古項目負責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勤介紹,高規格的陪葬品及銘文內容透露出“曾伯桼”可能為當地統治者或諸侯。 [2]  [4]  [8] 
大家都熟悉曾侯乙,而根據年代,曾伯桼應該是曾侯乙早300年前的先祖。在曾伯桼墓葬中,多件銅器有銘文“曾伯桼”,“曾伯桼”壺銘文有“克逖淮夷”等重要內容。在他夫人的墓中,銅器上有“陔夫人羋克”等重要銘文。銘文之多,在春秋時期青銅器中極為罕見。
曾侯壺 曾侯壺
從銘文上看,曾伯桼自述的口吻是“為民父母”,羋克能嫁給曾國統治者,在楚國地位也不低,推測不是公主就是貴族女兒。“陔夫人羋克”銘文簠是現今可見較早的反映曾國與早期楚國關係的考古實證。 [9] 

蘇家壟文化遺址所獲榮譽

1973年11月20日,郵電部決定發行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郵票一套共12枚。其中第10枚“曾中斿父壺”(面值10分)是新中國第一件在“國家名片”上亮相的湖北出土文物。“曾仲斿父壺”與司(後)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一同被列為中國十大國寶青銅器,1966年出土於湖北省京山市,同時出土了二件,現分別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巧合的是,第二件(套)在“國家名片”上亮相的湖北文物也是曾國文物,為隨州出土的“曾侯乙編鐘”,郵票於1987年12月10日發行。由此可見曾國在湖北文物中的份量。 [5-6] 
2013年,京山市坪壩蘇家壟墓羣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17年,蘇家壟墓羣考古遺址公園被列入第三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古曾國遺址首次被納入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計劃。 [1] 
2019年2月,蘇家壟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作為省級戰略重點項目,被納入湖北省《荊楚大遺址傳承發展工程實施方案(2019—2023年)》。考古遺址公園的保護展示、環境整治、安消防、標識導覽系統以及展示館(遺址博物館)等工程項目建設情況,被列入綜合考核體系。 [10] 
郵票上的曾仲斿父壺 郵票上的曾仲斿父壺
蘇家壟這批出土青銅器,分別收藏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荊州市博物館和京山市文化館。部分實物參加過我國對外文物展覽並攝入有關電影,在國內外廣為頌傳。其中一尊曾侯壺最為著名,壺身銘有“曾中斿父用吉金自作寶尊壺”銘文。其製作工藝精湛,造型典雅優美,紋飾豐富流暢,展現了中國青銅器文化的神韻魅力,為中華青銅器文化的傑出代表。其銘文字樣被多種文字學研究著作、書法字典收錄。曾侯壺多次在國外展出,僅一次在德國展出的保險金額就達3000萬馬克,是國寶級文物。曾侯壺複製品陳放於北京人民大會堂湖北廳,京山曾侯壺與隨州曾侯乙編鐘荊州出土的越王勾踐劍,是湖北省博物館鎮館之寶。

蘇家壟文化遺址考古新發現

2018年1月16日,一年一度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在北京舉行,宣佈湖北京山市蘇家壟周代遺址等六項目當選“2017年中國考古新發現”。蘇家壟遺址入選主要理由是:出土千餘件青銅器,有銘文的多達50餘件,涉及諸多歷史信息,為解開有關中國青銅時代“金道錫行”之謎提供珍貴實證。 [4]  蘇家壟遺址是一處包括墓地、建築基址、冶煉作坊的曾國大型城邑。考古發掘了一批曾國高等級墓葬,其中一座大墓墓主人或為曾國諸侯。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京山市文化體育新聞出版廣電局於2016年至2017年聯合對位於京山市坪壩鎮蘇家壟遺址實施考古工作,至今已清理墓葬106座、車馬坑2座,較大墓葬沿崗地脊頂排列,小墓則在兩側分佈,年代上有由北向南漸晚的趨勢,墓葬之間不見打破關係,反映了較為嚴謹的墓地佈局。墓葬保存完好,幾乎沒有被盜,出土文物相當豐富,包括青銅器1000餘件、玉器300餘件、陶器400餘件,是同時期器物研究的標型器。其中,青銅禮器多達500餘件,大多放置有序,組合關係明確,是探討兩週時期器用制度的極佳資料。
蘇家壟遺址出土的1000餘件青銅器中,有銘文的多達50餘件。其中,兩座大型墓出土4件“曾伯桼”壺,單壺銘文達160字,共640字,極其罕見。
大型墓M7陪葬品規格最高,出土8個青銅鼎,另有青銅鬲、甗、簋、簠、壺、盤、匜等。八鼎包括5個升鼎、3個附耳鼎,分別與簋、簠搭配。多件銅器有銘文“曾伯桼”,可知墓主人為“曾伯桼”。其五鼎四簋、三鼎四簠的組合,是春秋早中期高等級墓葬流行的多套禮器組合的最早實例。另一大型墓出土有3個鼎及多件其他青銅器、玉器,青銅簠上有“陔夫人羋克”等重要銘文,推測墓主人為曾伯桼夫人墓。“陔夫人羋克”銘文簠則是可見較早反映曾國與早期楚國關係的考古實證。 [11] 

蘇家壟文化遺址金道錫行

“‘曾伯桼’青銅器羣還發現與‘金道錫行’相關重要信息,古人把銅當金,錫是鑄造青銅必需的物質,金道錫行就是青銅之路。”“2017年中國考古新發現”點評專家、武漢大學教授張昌平稱,青銅當是重要戰略物資,但西周都城及周邊並不產銅。一件藏於國家博物館有“金道錫行”銘文的傳世青銅器,指明先秦中國有一條“青銅之路”,但因該器物出土地點不明,學界一直有爭議。令人驚喜的是,蘇家壟最新出土的“曾伯桼”青銅器羣,與該器物比對,銘文均有“曾伯桼”“克逖淮夷”等內容,印證“金道錫行”確實存在,對探討早期中國青銅資源的流通及周王朝經營南方有着重要意義。
此外,蘇家壟遺址發現約70萬平方米銅礦煉渣遺蹟,出土鍊銅爐、銅錠等。這是考古界首次發現大規模曾國冶銅遺存,展現了青銅冶煉、生產、流通諸多環節。方勤稱,銅綠山等南方產銅區的銅開採、冶煉後,經隨棗走廊運到周王朝都城,這裏應是沿線重要節點之一。 [8] 

蘇家壟文化遺址曾國古都

蘇家壟周代遺址位於湖北省京山坪壩鎮,是一處包括墓地、建築基址、冶煉作坊的曾國大型城邑。考古發掘了一批曾國高等級墓葬,還發現了與墓地同期的大規模遺址及冶銅遺存,已發現3座鍊銅爐,具體年代為兩週之際至春秋早中期之際。
湖北省博物館館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勤介紹,曾國一度非常強大,出土文物中“克逖淮夷”等銘文,印證了曾國控制淮夷(我國東部的黃淮、江淮一帶)的史實。
蘇家壟遺址是與葉家山、郭家廟、文峯塔和擂鼓墩等遺址點並存的曾國考古發現,這些考古發現建構了傳世文獻並不明確的曾國,並使之成為周代物質文化面貌最為明晰的諸侯國之一。墓地出土的曾侯仲子斿父九鼎、埋葬七車的車馬坑,以及規模宏大的聚落等,暗示這裏存在作為曾國都城的可能性。 [2]  [12-13] 
京山市蘇家壟出土九鼎八簋(缺一簋) 京山市蘇家壟出土九鼎八簋(缺一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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