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邪

各種藥物都有一定的偏性，藥物治病就是利用這一偏性，所謂“補偏救弊”。張景嶽雲：“氣味之正者，穀食之屬是也，所以養人正氣。氣味之偏者，藥餌之屬是也，所以去人邪氣。其為故也，正以人之為病，病在陰陽勝耳。”所以，不問機體偏勝情況，也不問藥物的偏性如何，濫用藥物，或者不適當地多服、久服，都會有損於機體的健康。

“藥邪”一詞的提出　“藥邪”首見於《儒門事親卷六·十形三療一·痿四十七》，書中記載：“宛丘營軍校三人，皆病痿，積年不瘥。腰以下腫痛不舉，遍身瘡赤，兩目昏暗，唇乾舌燥，求療於戴人，戴人慾投瀉劑，二人不從，為他醫温補之藥所惑，皆死。其同疾有宋子玉者，俄省曰：彼已熱死，我其改之。敬邀戴人，戴人曰：公之疾，服熱藥久矣，先去其藥邪，然後及病邪，可下三百行。”張子和明確提出了“藥邪”一詞，發展了“藥邪”致病論，豐富了病因學的內容。

歷代醫家對“藥邪”的認識　《周禮·天官》雲：“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素問·髒氣法時論》雲：“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毒藥”這一概念，反應了古人一方面對藥物偏性已有所認識，而另一方面還不能很好利用。《禮記·曲禮》載：“君有疾飲藥，臣先嚐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嚐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由此可見，服藥在當時是件很危險的事。

《神農本草經》提出了藥物“有毒”、“無毒”的區分，以此將藥物分為上、中、下三品，並對三品藥與毒性的關係作了論述：“上藥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中藥無毒有毒，斟酌其宜；下藥多毒，不可久服。”可見，當時人們對藥物毒性的重視。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古人對“藥邪”的認識不夠充分，錯誤地認為上品藥“多服久服不傷人”。

《內經》對“藥邪”的認識較《神農本草經》有了很大的進步。《素問·五常政大論》雲：“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這説明《內經》已認識到藥物作用的兩重性，有毒藥物要嚴格控制，無毒藥物也不能盡劑，從而避免了因藥物久用傷及正氣或有毒藥物積蓄體內而為“藥邪”。

隋代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服藥失度候》中雲：“凡合和湯藥，自有限制，至於圭銖分兩，不可乘違，若增加失宜，更生它疾。其為病也，令人吐下不已，嘔逆而悶亂，手足厥冷，腹痛轉筋，久不以藥解之，亦能致死。”書中還詳細記述了毒性藥物運用失誤所致嚴重症候，“凡藥物雲有毒，及有大毒者，皆能變亂，於人為害，亦能殺人……若毒重者，亦令人發病時，咽喉強直而兩眼疼，鼻幹，手腳沉重，常嘔吐，腹裏熱悶，唇口習習，顏色乍青乍赤，經百日便死；其輕者，乃身體習習而痹，心胸湧湧然而吐，或利無度是也。”

唐代孫思邈著《備急千金要方》，重申《神農本草經》所謂處方配伍“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的原則，並列述赤石脂、陽起石、麥門冬、附子、牛膝等多種藥物之配伍禁忌，載於卷首《序例·用藥》。

宋《聖濟總錄·雜療門》專列“中藥毒”一項，其中不僅包括金石藥中毒，其它如烏藥、附子、巴豆、甘遂、大戟、藜蘆、蜀椒、羊躑躅以及半夏、杏仁、桔梗等藥引起的中毒，亦載錄其間。《洗冤錄》總結了歷代中藥中毒的診斷方法，如“砒霜野葛者，得一伏時，遍身發小瘡作青黑色，眼睛聳出，……腹肚膨脹……十指甲青黑”，“驗服毒(砒霜)用銀釵”。

宋金時期，醫界盲目濫用温熱燥藥治病，病家喜温而惡寒、喜補而惡瀉，流弊深重。張子和在《儒門事親》中專著《補論》及《推原補法利害非輕説》二論，針砭時弊，強調“養生當論食補，治病當論藥攻”，並從妄進熱藥為補、妄以補法治病和中藥久服必有偏勝三方面剖析了當時的“藥邪致害”情況。張氏認為，“平補、峻補、温補、寒補、筋之補、房室之補”等六法“若施之治病，非徒功效疏闊，至其害不可勝言者”，“凡藥有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謂之毒，雖甘草、苦蔘不可不謂之毒，久服必有偏勝。氣增而久，夭之由也。”

元代羅天益所著《衞生寶鑑》一書，卷首專設《藥誤永鑑》二十五篇，就用藥失誤之弊端進行系統、詳盡的論述。羅氏進一步強調“無病服藥”損傷正氣，“用藥無據反為氣賊”論，以臨證病案為例，告誡醫者論病施治必須要詳審脈證，據病用藥，不得妄施。此外，如《瀉火傷胃》、《妄投藥戒》、《戒妄下》、《輕易服藥戒》等篇，資料頗詳實，較大程度上豐富了祖國醫學對“藥邪”危害的認識。

明代李時珍明確地將有毒無毒藥物區別開來。在《本草綱目》所載1892種藥物中，性味下標明毒性者有350種之多；另一方面，標註毒性的藥物又有“大毒”、“有毒”、“小毒”、“微毒”之別。觀其中所載誤藥與中毒案例10餘例，又有“有毒之毒”、“無毒之毒”和“合用之毒”的區分，較之以前本草學著作已有很大進步。《景嶽全書》亦云：“然毒藥雖有約制，而飲食亦貴得宜，皆不可使之太過，過則反傷其正也。”

清代徐靈胎主張用藥要平淡，指出“雖甘草、人蔘誤用致害皆毒藥之類也”。在《神農本草經百種錄·人蔘》中，徐氏除對其性味功用夾註外，還有大段註文以匤時弊，“今醫家用參，救人者少，殺人者多……”“醫家不論病之已去未去，於病久或體弱或富貴之人，皆必用參，一則過為謹慎，一則藉以塞責。而病家亦以用參為盡孝之道，不知病未去用參，則非獨元氣不充，而病根遂固，諸藥罔效，終無愈期，故曰殺人者多。”

清代凌奐著《本草害利》，書中搜集古今名醫關於“藥邪”的論述，主要有藥物本身性能之害、使用不當之害、炮製不當之害和採收不當之害四個方面。淩氏辯證地認識藥物的利弊，對“藥邪”有深刻的認識，“凡藥有利必有害，但知其利不知其害，如衝鋒於前，不顧其後也”，“遂集各家本草，補入藥之害於病者，逐一加註，更曰《本草害利》。欲求時下同道，知藥利必有害，斷不可粗知大略，辨證不明，信手下筆，枉折人命。”可以説，《本草害利》是“藥邪”理論的集大成之作。

由以上歷代醫家對“藥邪”的認識，可窺“藥邪”理論發展之一斑。從最初對藥物的畏懼到對藥物有毒、無毒的區分，直至辨證地認識藥物的利弊，古人對“藥邪”的認識日趨成熟。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其認識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是古代本草所記載或涉及的毒性大多是急性毒性，亞急性和慢性毒性記載很少；二是有毒無毒的確定和毒力的分級多沿習歷代實踐經驗，缺乏客觀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