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禹僧

蔡禹僧1964年生，名蔡本永勝，1986年畢業於華北電力大學，畢業後在華電北京研究生部工作，後於1987至1989年參加中國文化書院由湯一介教授主持的東西方哲學比較專業的學習，1989年開始在國家能源部工作，業餘時間寫詩，出版了《悲欣詩集》，1993年辭職，專門從事哲學研究和藝術創作。二十年來累計出版四百餘萬字的哲學著作與論文，專著著作出版有《哲學與科學的結構關係》（100餘萬字，新華出版社），《邏輯的歷史性發展》（30萬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宇宙歷史哲學》（100餘萬字，新華出版社），《宇宙本體論》（5萬字，線裝書局）。此外《劇本》雜誌2008年發表了其話劇劇本《奧林匹克》，同年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了蔡禹僧《奧林匹克》英漢雙語單行本。同時進行書法創作與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蔡永勝草書曹植詩》，線裝書局2011年出版了《蔡永勝自書詩二種》。在國內刊物如《中國社科論壇》、《書屋》，香港《中國評論》發表論文數十篇，其中論文《從人格神到理性上帝》、《戰爭之於人類文明的意義》、《人類文明在危機中的更生》獲《書屋》評選的2006年最佳論文獎，2010年在《中國社會科學論壇》發表的《中國文明的世界意義》受到國內文化哲學界的好評，2005年發表在香港《中國評論》上的《人類的選擇》、《人作為為自覺的歷史性存在者》受到普遍讚揚，2002年4月發表於中國文學雜誌《當代》上的長詩《巴米揚大佛》（筆名蓬溪）以世界歷史性視野、深刻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受到圈內專家的好評。

與現代“科學世界觀”認為宇宙歷史變得越來越混亂無序相反，蔡禹僧提出的“宇宙信息量增長”與“自由的宇宙”觀念，指出宇宙歷史便是宇宙信息量-自由度增長的歷史（雖然這種增長總會終結），進而指出那種無限上升熵增定律而不加批判地認為熱力學封閉系統全方位全息了宇宙整體而判定宇宙既往歷史是秩序度不斷降低的歷史——是一種錯誤的宇宙觀。

蔡禹僧以希城邦臘政治制度為比喻，指出宇宙一百五十億年發生以來其歷史乃是“雅典自由主義”意義上的秩序度增長的歷史，人類從宇宙中發生不是孤立偶然的現象，而是奠基於宇宙歷史的整體性進化，微觀進化與宏觀進化同步——原子結構與星系結構都是進化的成果，沒有這種進化便不可能有分子結構、高分子結構、生物結構、直至人體結構；而那種將宇宙剛發生時期的宇宙看做是比人類形成時期的宇宙更秩序的宇宙乃是“斯巴達極權主義”秩序的宇宙觀，以之描述宇宙歷史便忽略了宇宙中最重要的內容——自由度的增長，正是自由度的增長才可能有精神自由者人類產生。“無”作為宇宙的完全對稱態雖然潛在着無限自由但畢竟沒有任何顯在的自由，因此無作為所有粒子絕對對稱排列的狀態（即時空絕對光滑，而時空絕對光滑便是時空消失）不是上帝表達顯性自由的形態，而只有“有”的形態即“無”的完全對稱態發生破缺才可能有顯性的自由表達——最終實現具體精神自由者如地球人從宇宙歷史中湧現，精神自由者人類才能以其思維發現宇宙歷史的目的性，進而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映現出天道-上帝，因此以“雅典自由主義”秩序描述宇宙歷史便獲得了優勢——表達宇宙歷史精神性-自由度的增長。

蔡禹僧進而指出了自然科學之研究宇宙整體的侷限性，由於“自由”總是精神自由，宇宙自由度的增長便不可能在“形學”（即自然科學）意義上獲得理解——科學不能標誌精神存在而實際上便視精神為不存在，而必須在形而上學（形體之上的精神哲學）意義上理解，在熵定律命意的秩序中無法將電腦磁極的秩序與人腦細胞的秩序區別開來、無法將一個生物死體腦與一個生物活體腦區別開來，也無法將愛因斯坦腦的運思與一個碼頭工人腦的運思區別開來——因為二者可以消耗同樣的麪包。自組織結構不斷增長自己的結構能-秩序度-自由度（即精神性）而最終產生了思維者人類，這種進化非但沒有使宇宙整體的秩序度降低，而是增加了宇宙整體的秩序度，或者説具體精神者從物質物世界進化出的生物世界中發生正是宇宙整體自由度增長的結果。

如此蔡禹僧的宇宙歷史哲學研究便重新恢復了中國有機自然主義宇宙觀——宇宙是放大的人體、人體是微縮的宇宙，人與“天”雖然並非是完全全息性關係，但人非完全全息性影射宇宙整體的關係表明了人與“天”的同一性，“天人合一”便在新的思維水平上重新確。而在我們人類所居宇宙乃是“無限超循環宇宙序列”集合中的一個元素意義上，宇宙精神性的發展本原於絕對精神者的運思，宇宙歷史乃是絕對精神者的意識流。如此西方傳統形而上學之上帝存在證明論與中國玄學的“天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説”（莊子）的天道觀便在蔡禹僧宇宙歷史哲學中會合為一個整體，宇宙整體重新獲得了《易經》之謂“天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的剛健進取意義。

《宇宙歷史哲學》

《邏輯的歷史性發展》

《哲學與科學的結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