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

主人公艾蒂安原是里爾鐵路工廠裏的一名機器匠，只因酒後打了工頭幾個耳光，便丟了飯碗，被趕出里爾。失業後的機器匠在哪兒都找不到工作，流浪了一個星期後，身無分文，來到煙霧瀰漫、寒冷黑暗的煤鄉，遇上一羣正在上夜班的井上煤礦工人，只見他們個個被非人的勞動摧殘得傷痕累累，童工骨瘦如柴，上了年紀的全身是病，咳出來的痰也是黑的。可就是在這樣的人間地獄也找不到工作，正當絕望的失業者悻悻離去的時候，恰巧有個井下推車女工死於心臟病，他被挖煤工圖森·馬厄收留頂缺。

煤礦主只顧追求利潤，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井下的設備年久失修，巷道里到處是水坑、泥漿，有些低矮的地段只能爬過去，還隨時有可能發生瓦斯爆炸，掌子面上熱得讓人喘不過氣來；礦工們像畜生一樣，身上一絲不掛，煤屑和汗水弄得他們渾身污黑，只有眼睛和牙齒閃出亮光；他們側卧在掌子面上挖煤，活像一條夾在兩頁書中的蚜蟲，有被完全壓扁的危險。老礦工樊尚·馬厄一家是蒙蘇一萬名煤礦工人的縮影。一百年前，樊尚·馬厄的祖父紀堯姆·馬厄在十五歲那年為煤礦公司找到了一條儲煤豐富的礦脈，這條礦脈也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叫作“紀堯姆礦脈”。 ^[2]  紀堯姆一直幹到六十歲病死，可他的三個兒子卻先後在井下喪命；到了第三代，即樊尚·馬厄這一代，又是同樣的命運，他的三個哥哥在礦井裏“留下了他們的皮囊”，他自己也三次被人從井底下拖出來，每次都是遍體鱗傷，只保住了一條性命，結果得了個“善終老爹”的綽號。

樊尚·馬厄在井下挖了四十五年煤，患了矽肺，落下了殘廢，最後還得拖着兩條病腿在井上幹活，再加上他的兒子圖森·馬厄以及兩個孫子和一個孫女，祖孫三代，一家五口在礦上拼命地幹活，可掙到的錢還不夠買餬口的麪包；住房擁擠不堪，十四五歲的孫女卡特琳下班回到家裏，也只得當着房客艾蒂安的面脱衣洗澡。馬厄家族在一百零六年中被礦層吸乾了血汗，而股東格雷古瓦卻靠着祖上當年在蒙蘇投資的一萬法郎，經過一個世紀，增值了一百倍，變成了一百萬法郎，他飽食終日，過着不勞而獲的舒適生活，並且指望子子孫孫也能榮華富貴，享用不盡。卡特琳半夜就得起牀上班，而格雷古瓦的獨生女塞西爾直到太陽曬到牀上，依然酣睡不醒；圖森·馬厄的老婆為孩子們長大後飯量增加而在那兒犯愁，格雷古瓦夫婦則看着白白胖胖的女兒，還嫌她吃得少營養不夠；飢腸轆轆的礦工們在窗外高喊着要麪包，資產者卻在餐廳裏一面品嚐着美味佳餚，一面拿窮人當笑料。

隨着礦工生活的日益貧困，憤怒仇恨的情緒不斷增長。具有反抗精神的艾蒂安在體驗了礦工的各種疾苦以後，開始為擺脱人間地獄尋找出路。他與國際工人協會的活動家普呂沙爾建立了通信聯繫，並在後者的影響下開始閲讀一些宣傳社會主義的書刊，逐漸成長為一位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領袖。在艾蒂安的發動和組織下，伏安礦井的工人率先建立起互助基金會，為罷工鬥爭作了經濟準備。煤礦巷道倒塌，工人慘遭傷亡的事件成為導火線，忍無可忍的工人終於起來罷工。罷工爆發後，總經理埃內博在兩次談判中都拒絕了勞方提出的增加工資要求，更加激怒了工人，罷工的規模迅速擴大。艾蒂安為了使罷工得到國際工人協會的支持，推動蒙蘇的一萬名礦工集體參加了國際工人協會。蒙蘇的礦工成為協會的成員後，罷工得到了協會的經濟支持，但是四千法郎的援款不足以解決罷工後礦工村的飢餓問題。勞資雙方的對峙，罷工的曠日持久，致使礦工們陷入了財盡糧絕的困境，一部分工人在資產者的利誘分化下，在鄰近設備較好的讓巴爾礦井復工；伏安礦井的罷工工人得到消息後，浩浩蕩蕩地來到讓巴爾礦井，懲罰那些復工者。兩千五百個礦工像大海的波濤，湧向周圍所有的礦井，他們搗毀設備，砸爛機器，包圍總經理公館，發生了暴力事件，最後被軍警驅散。資方頑固地毫不讓步，殘忍地以飢餓拖垮罷工工人，礦工家庭紛紛斷炊，也沒有取暖的煤屑，村裏的兒童相繼餓死凍死，但大家甘願變賣家中的一切，團結一致，並不屈服。煤礦公司見工人不肯就範，又從比利時僱來礦工，由軍警保護，強行恢復生產。

上萬個罷工工人前往制止，與軍警發生了衝突，他們面對軍警的刺刀，毫無懼色，結果遭到血腥的鎮壓，有的獻出了生命。罷工失敗後，礦工們迫於暴力和飢餓，只得回到礦井去幹活。艾蒂安在一口廢礦井底下躲了一陣子以後，也不得不跟隨卡特琳下礦井。主張“毀滅一切”的無政府主義者蘇瓦林破壞了豎井的防水井壁，造成水淹巷道，十多個礦工慘死井底，卡特琳也死在艾蒂安的懷裏。艾蒂安在井下被困十幾天後，被工友救出，病體稍有好轉後遭到公司解僱。在革命宣傳中已獲得成功的普呂沙爾來信叫艾蒂安去巴黎，並隨信匯來了路費。於是，艾蒂安告別充滿着深刻階級矛盾的蒙蘇和壓抑着復仇怒火的工友們，走向新的目的地。 ^[3] 

《萌芽》的故事背景是第二帝國和第三共和國初期，這時的法國在以拿破崙第三為代表的大金融資本家的統治下，已開始了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大產業資本的迅猛發展，直接導致了貧富懸殊：資本家們窮奢極欲、享樂無度，窮人們卻缺衣少食，飢寒交迫。 ^[4] 

1871年巴黎公社以後，左拉打算在他的家族史連續小説中，寫一部“特別具有政治意義的工人小説”。他説：“由於在《小酒店》中未能表現工人的社會政治作用，我決定在另一部小説里加以表現，此後，當我瞭解到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運動在整個歐洲發生瞭如此巨大的作用時，我的這個計劃就明確下來了。”

寫作計劃確定以後，左拉就開始蒐集有關煤礦的文獻以及罷工和社會問題的資料。他讀了羅朗·西摩南有關採礦的技術著作，並查閲過1869年至1870年的《法院公報》所載奧班·裏卡馬裏等地連續發生的慘劇。1884年2月19日，法國北部的煤礦區爆發大罷工，左拉第三天就及時趕到礦區進行實地採訪和調查。他住進礦工宿舍，在小咖啡館裏喝啤酒和杜松子酒，下到礦井深處去觀察工人們勞動，目睹掌子面的招標場面，看見礦工們被公司逼得互相競爭，你一生丁我一生丁地降低每一斗車煤的價錢。採訪了十來天以後，左拉回到巴黎，又去聽取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蓋德和龍格在工人黨會議上的講話。他研究了國際工人協會的綱領，在3月16日的一封信裏寫道：“我已經有了寫一部社會主義小説的一切必要資料。”4月2日，左拉開始創作《萌芽》，1885年1月23日完稿。從1884年11月26日起，《萌芽》在《吉爾·布拉斯報》上連載，1885年出版單行本。 ^[2] 

艾蒂安，在結構上是牽動全書的主要人物，他在蒙蘇礦區的經歷，即是整個罷工鬥爭的過程。艾蒂安是作家着力塑造的一個追求無產階級解放的革命者的形象。他本是正直善良的機械工人，到蒙蘇礦區當了採煤工，是工人運動的組織者、作為國際工人聯合會會員，在蒙蘇組成了一個支部。他文化不高，但苦讀社會主義的理論著作，雖然他對馬克思的學説了解不多，受到蒲魯東理論的迷惑，但畢竟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同，他反對破壞機器及危及工人生命的行動，他覺得唯有工人才是最高尚的階級和具有使人類自強不息的力量。他對未來是充滿信心的，確信新的社會將從新的血液中誕生。 ^[5] 

馬厄夫婦是左拉用現實主義手法塑造的較為典型的覺醒的工人形象。馬厄一家是個典型的礦工家庭，九口人，有五個在礦上工作，卻還吃穿無着。這一家世世代代為煤礦工作了一百多年，先後有六口人在礦井裏喪命。儘管這樣，在艾蒂安到來之前，長命老、馬厄、馬厄的老婆和孩子過的是逆來順受、聽天由命的馴服生活。艾蒂安的到來，在祖祖輩輩作牛作馬的馬厄一家人的心中打開了一個奇異的世界，激起了他們為美好理想奮鬥一的熱情。罷工之時，老實巴交的馬厄竟然口齒伶俐地代表大家向總經理陳述工人的勞苦和牛馬不如的生活，要求公司提高礦工們的工資，改善他們的待遇，連總經理都感到吃驚。因為，在他們心口中，馬厄是再老實不過的一位優秀礦工，從來沒有想到過什麼造反。後來，馬厄成了一個忠誠的優秀的工人領袖。馬厄老婆本是本份的家庭婦女，日夜操勞，膽小怕事。但在艾蒂安和丈夫的影響下，她日益明理，日益堅強。她積極鼓勵丈夫進行鬥一爭，而且親自參加了森林大會，發動礦工村的婦女響應罷工。罷工在艱苦卓絕的條件下進行着，儘管飢寒交迫，也沒有改變她的意志。憲兵進行血腥鎮壓時，她將磚頭塞在丈夫手中，鼓勵他走上前去，丈夫死後，她頂替丈夫下井榦活。一系列的事件使她逐漸認識到復仇的一天總會到來，在她身上體現了由沒有覺醒到覺醒的礦工形象。 ^[6] 

埃內博是沃勒煤礦經理，是一個冷酷陰險狠毒的人。他沉默寡言，像一台工作機器，以致生活情趣低下，連老婆都討厭他，他只懂得拼命壓榨工人，討好上司，以保住飯碗。為了更全面的掌握礦井工人的情況，他將親侄子安排在公司做工程師，充當耳目。其他人把罷工看得輕描淡寫，惟有他能冷靜地分析問題，並不像他的同夥那樣樂觀。談判時，他像一隻狡猾的狐狸，沉着應戰，抓住工人們的弱點繞開話題，在態度模稜兩可，他拒不放棄公司利益，使得第一次談判沒有結果。罷工時，埃內博起初驚恐萬分，擔心從此失去上司的寵信。後來，他發現罷工可以給他帶來遷升的好處，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第三次談判，工人沒有從他手裏獲得任何好處。不僅如此，他竟然乘工業危機、工人罷工之機，吞併其他的小煤礦主，吃掉他的同類。德內蘭先生苦心經營的讓一巴特礦井就成了他的口中之物。他以此討好了上司並立功受獎。他絲毫不同情工人，只為保全自己而站在公司一邊，變本加厲地降低工人的工資。然而，在生活上埃內博卻是一位失敗者，是個可悲的人。他的太太不僅對他態度冷淡，而且揹着他和他的侄子私通，這讓他覺得生活很不公平，轉而羨慕普通礦工自由淳樸的生活，可內心的失衡促使他將憤慨和不滿全部發泄在無辜的工人身上。埃內博就是在個人情感掙扎中完成公司使命，受到上司欣賞而輝煌騰達的。 ^[6] 

《萌芽》生動地揭示出了礦工罷工的原因是資本家剝削的結果，是這一“環境”（即社會）使然。罷工失敗了，礦工們束手無策，為了生活，又垂頭喪氣地下了礦井。在對工人的勞動、生活和鬥爭的描寫上，特別是礦工的戀愛生活的描寫上，過多描寫人的動物性本能，顯示生理學的重要性。描寫雄偉、壯麗的工人罷工隊伍的洪流，在表現工人對資本家的無比仇恨時，作者又把這種力量解釋為一種動物性的衝動、大家失掉了理性，一個個像野獸一樣對礦場進行盲目破壞。主人公艾蒂安因打工頭耳光被開除，作者未揭示其社會意義，而將之描寫為酒醉發瘋的狂行，歸為遺傳的影響。自然主義的這些生理學或遺傳學的原則，儘管是其理論的一個部分、不能不説是一弊端，直接或間接影響、削弱了主題的揭示。

《萌芽》客觀地對現實作了冷靜的刻畫和描寫。他沒有從社會意義的觀點對生活進行概括，更沒有以政治家和道德家的口吻對所寫的事物作政治的和道德的結論。他無動於衷研究客觀現實，忠實地記錄事實，用“事實”使“礦工羣眾的十字鎬，踏步的震響，他們的吼聲，他們的申訴，他們的像大海似的呼聲，他們憤照激怒的吶喊……充滿了全書。”這就是實驗報告的“結果”。所以，實際上左拉是在控訴，而他的控訴是建築在事實的基礎之上，是用事實“把這個竟然允許這樣剝削的社會尖鋭地揭示出來。” ^[7] 

左拉在《萌芽》中並沒有用低沉的調子來表現罷工的失敗，而是對產業工人的成長壯大充滿了希望，把《萌芽》寫成了一部悲壯的史詩。作者在小説的最後寫道：“黑色的復仇大軍正在田野裏慢慢地成長，要在未來的世紀獲得豐收。這支隊伍的萌芽就要破土而出，活躍於世界之上。” ^[8] 

在《萌芽》中，左拉圍繞着勞資鬥爭，塑造了一個個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例如在資產階級營壘中有：煤礦股東格雷古瓦，靠着祖上一萬法郎的投資，一家人過着不勞而獲的生活，是那個遠在巴黎的、靠工人的血肉養肥的神的具體形象；煤礦總經理埃內博先生，為了替主子效勞，追求最大的利潤，千方百計剋扣工人的工資，完全是一副資本家忠實走狗的嘴臉；雜貨店老闆梅格拉，仗着有煤礦公司撐腰，一貫胡作非為，不但放高利貸盤剝窮人，而且趁人之危姦污糟蹋礦工的妻子和女兒。在礦工隊伍中有：艾蒂安有文化，勤勞能幹，好學上進，從一個具有反抗精神的失業工人，成長為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領袖；老礦工善終老爹，在礦上幹了一輩子，面對自己家族的悲慘歷史和日益興旺的煤礦公司，只是唉聲嘆氣，聽天由命，覺得礦工的貧窮無法改變，他們的血肉生來就是餵養那個蹲在遠方的神龕裏的神的；善終老爹的兒子圖森·馬厄，是個受人尊敬的正直礦工，在艾蒂安的啓發下開始覺醒，率先參加了互助基金會和國際工人協會，在罷工中代表工人去和資方談判，面對軍警的刺刀，毫不畏懼，最後中彈捐軀；礦工皮埃龍，後來背叛工友，蜕變為工賊，成了資本家的走卒。此外，在工人運動方面，還有國際工人協會的活動家普呂沙爾，主張用暴力毀滅一切的無政府主義者蘇瓦林，以及非暴力主義者、萬利酒館的老闆拉瑟納爾。 ^[8] 

左拉的自然主義文藝理論要求：小説家必須是某種意義上的科學家，要老老實實地觀察各種現象，也要像科學家做實驗那樣，收集幾種人物的典型，把他們放在一個適當的環境裏，接着就客觀地報告所發生的事情。《萌芽》中的人物，隨着小説情節的展開，被左拉放到一個個生活場景中，他們的個性，他們的喜怒哀樂，在作者的筆下不斷地得到準確、詳盡、細緻的描述；他們的形象漸漸地變得越來越豐滿，越來越真實可信，讓我們過目難忘。但毋庸諱言，也正是這種務必客觀報告的要求，使左拉未經提煉，對礦工的某些下流和野蠻的行為，同樣進行了細緻入微的描寫，從而有損於他筆下的工人的光輝形象。 ^[8] 

左拉在《萌芽》中繼承了巴爾扎克的刻畫典型的現實生活的風格，所以有着獨特的左拉式自然主義的現象學的真實。整部作品用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交融的創作方式完成。

作品寫的只是一次失敗的罷工，一個時代的側面，客觀的記錄，真實不加雕琢。甚至顯得缺乏對事物本質的深在挖掘，且不無瑣碎、贅雜的鏡頭。第二，作品並未擺脱用世俗的遺傳學和進化論來解釋事物發展的動因。小説對主人公艾蒂安形象不夠豐滿和典型，在他的性格塑造上，臂如酗酒，譬如打工頭耳光，臂如骨子裏憤怒野人般的野蠻慾望，作者有意將其劃歸為馬卡爾家族酗酒遺傳的可怕影響，他在解釋社會主義推動資本主義時是這樣説的，“為了物種的延續，較強的將擠掉較弱的”。 ^[1] 

《萌芽》不僅在法國文學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第一部從正面描寫煤礦工人罷工的作品 ^[6]  。

小説真實地反映了少數工人的消沉和多數工人的奮進，生動地顯示出勞動羣眾的勇敢和力量。在法國乃至在世界文學史上，左拉是第一個反映了這樣重大的主題，比較成功地在長篇小説中塑造了革命的無產者形象，因而他和他的小説《萌芽》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個卓越地位。 ^[7] 

左拉（1840～1902），法國作家。生於工程師家庭，7歲喪父，生活困頓。1857年和母親隨外祖父遷居巴黎，讀完中學便當碼頭工人。1862年進阿謝特書局當打包工人，不久以其出眾的詩歌才華升為廣告部主任。這期間發表中短篇小説集《給妮儂的故事》（1864）和長篇小説《克洛德的懺悔》（1865）、《馬賽的秘密》（1867）。在前一部作品中，可看出浪漫主義的影響。第二部作品中，自然主義的創作方法已見端倪。60年代，左拉提出自然主義文學理論，從而成為“人和人的情慾的審問官”。這期間左拉寫了中篇小説《黛萊絲·拉甘》（1867）和《瑪德萊納·菲拉》（1868），均受到社會的冷遇。1868年開始，他模仿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醖釀創作連續性大型作品《魯貢——瑪卡爾家族》的宏偉計劃，按他的預想，這將是“第二帝國時代一個家族的自然史和社會史”。經過25年勤奮寫作，終於完成了這部包括20部長篇小説的鉅著。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