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錫德尼

1554年11月30日出生於英國肯特郡彭斯赫斯特莊園一個貴族家庭，卒於荷蘭阿納姆。祖父W.錫德尼被亨利八世授予嘉德勳章騎士，父親H.錫德尼爵士（Henry Sidney，1529～1586-05-05）深受愛德華六世、瑪麗女王、伊麗莎白女王三朝君王賞識和器重，曾三度擔任愛爾蘭總督。母親M. 達德利（Mary Dudley，1530？～1586-08-09）是諾森伯蘭伯爵的女兒，其兄弟中有兩人擁有伯爵爵位。達德利是伊麗莎白女王的貼身侍女，悉心照料女王擺脱天花之苦。錫德尼家人雖然持新教立場，但仍與天主教有廣泛聯繫，父親曾陪伴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來英國娶瑪麗女王，錫德尼本人還是這位西班牙天主教國王的教子。錫德尼的家庭背景影響了錫德尼的政治立場和文學創作。 ^[2] 

錫德尼10歲時入希魯茲伯裏學校學習，接受了人文主義教育，後在牛津大學肄業。1572年作為使團成員出使法國，與法國宮廷和上層人士交往密切，被法王封為男爵，接受了胡格諾派的觀點，聖巴託羅繆大屠殺發生後，去意大利、尼德蘭等國旅行，廣泛接觸歐洲新教人士。 ^[2] 

1568-1571年在牛津大學基督教學堂學習，沒有畢業就在1572-1575年遊歷歐洲大陸，學習和進修意大利語、拉丁語、法語，獲得有關歐陸的第一手知識，並結識了歐洲許多政治家，1576年任伊麗莎白一世女王的斟酒官，這是一個禮儀職位。

1577年2月，當時年僅22歲時，作為英國特使被派往德國弔唁國喪並試探德、英結盟反對天主教的西班牙的可能性。回來後他逐漸轉向文學創作。1578年為女王寫了牧歌短篇《五月女郎》，1580年完成了長篇散文體傳奇《阿卡迪亞》的初稿，約18萬字。

1581年與裏奇勳爵的年輕夫人佩內洛普·德弗洛相愛，次年夏天為此寫了十四行組詩《愛星者和星星》，敍述了他初戀時的激情以及如何經過鬥爭，剋制自己，獻身於公職。差不多同時，他寫了《詩辯》，這是伊麗莎白時代文學批評的最佳之作。1583年他受封爵士，9月結婚。1584年他對《阿卡迪亞》初稿進行了徹底改寫，改單線情節為錯綜複雜的結構。此稿在他死時仍未能完成，但仍可稱為英國16世紀最重要的散文體創作小説。他的所有小説都是自娛之作，只供友人欣賞，生前全未發表。《阿卡迪亞》一稿到1926年才印出。1585年7月他終於得到公職，任軍需副大臣。同年11月英國女王決定支持荷蘭反對西班牙統治的戰爭，錫德安任弗拉辛城總督，有一支騎兵歸他指揮。次年他參戰負傷，不久去世。

1586年，錫德尼葬在聖保羅大教堂。據錫德尼的摯友格雷維爾的描述，戰前，錫德尼為了不使自己在防護裝備上優於統帥，故意卸下了護腿鎧甲；在負傷後，又把飲水讓給某個傷兵，並對他説：“Thy necessity is yet greater than mine.”（你比我更需要它）——從某種意義上説，這也許是錫德尼最好的詩句了。此前一年，七星詩社巨星隕落，龍薩離開了人世。如果有限的資料可靠的話，莎士比亞此時大概還只是個土頭土腦的鄉村人物，在家鄉斯特拉福德過着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

翌年，the Queen\'s Men劇團才會經過他的家鄉，憑了一個極其偶然的事件錄用了這個二十三歲的年輕人。我們回過頭來，這時的中國南京，王士貞任職刑部右侍郎，王士懋任職太常寺卿，掀起一場復古風潮，與歐洲的文藝復興不謀而合地呼應着。而王士懋屬下的一名太常博士卻人微言輕地對王氏兄弟唱着一些反調，當然應者寥寥。但在四百年後，卻有人把這個當時在南京城中任閒職的七品小吏湯顯祖比作中國的莎士比亞——因為他《臨川四夢》的戲劇成就。其中，以《牡丹亭》最享盛名。

錫德尼是英國文學史上最早的詩人之一，大概是才命相妨，只活了三十二歲。寫詩的時間就更短，從1580年到1584年，不過四五個年頭。但詩歌往往是激情的產物，一經勃發，便迅猛而不可收拾，短短的年光裏，錫德尼寫下了百餘首十四行，集合而得名為《愛星者與星》（Astrophel and Stella）。也許藝術家的早夭常是意味着多產，或者後者便是前者的先兆，荷蘭如凡高，中國如王勃。

“Stella”是“星”的意大利語，詩中所謂，時而指星，時而指人，無不氾濫着洪水猛獸一般的愛情。通常認為，這部組詩中的主人公是裏奇勳爵的妻子帕涅羅普——從這層意義來看，這是那個時代裏典型的“騎士愛情”。組詩背後所隱藏的私密早已不得而知，後世有考據癖的專家們又往往各執一辭。但不管前緣舊事如何，一對戀人之間畢竟已是使君有婦，羅敷有夫的局面，化之為詩，也就自然成了“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的惶惶口吻，如其中的《月啊，你用悲哀的步伐》（With How Sad Steps, O Moon）：

With how sad steps, O Moon, thou climb\'st the skies!

如果説窺一斑而知全豹，那麼，這首詩可以作為文藝復興詩歌的一個代表。因有早年負博學之名對歐洲大陸的遊歷，所以，在詩人中對月亮的詢問裏，我們看得出熱情與忠誠的彼特拉克（雖然韻腳已由彼特拉克式的“4433”變成了英國式的“4442”），也看得出呼喚着“生活吧”的龍薩。

曾為錫德尼畫過肖像的威尼斯畫派主將委羅奈斯曾有一幅《天上的愛與人間的愛》，恰好可以為這首詩做一個特殊的註解：天上的女子衣冠宛然，純潔大方；人間的女子則全身赤裸地坐在井邊，舉止似輕浮卻莫名地惹人愛憐。因這愛憐，便有了這般滿是人間煙火氣的句子——“如果相思瞞不過久已苦於相思的眼睛/那麼我敢説，你也處在戀愛的心情”——雖是“羅帶同心結未成”，但“換我心，為你心，始知相憶深”。得此語者，已經打碎了天界神聖的光環。

至於第九行起的表述，卻鮮見於東方詩卷，大概是婦女地位的不同吧：一頭是被當作藝術品而膜拜，一頭則是被當作日用品而輕賤。當文藝復興的大師們用生花妙筆把愛與美描摹、鋪陳、誇張到了極至，在同時代的中國卻產生的是另外一類作品：王太后的《女鑑》，仁孝文皇后的《內則》，蔣太后的《女訓》，王夫人的《女範》，朱隆姬的《女教經》，鄭氏的《女教篇》，王相箋註的《女四書》……

事情的另一面是，錫德尼所處的伊麗莎白朝時代正值清教運動的興起。清教徒鄙奢華，尚儉樸，屬於新教中的一支進步力量。但“清”字所及，有時也產生了至清無魚的苛責。表現在文學領域，是指責詩歌傷風敗俗。錫德尼於是起而做答，倡言詩教。其時的中國正值明神宗萬曆年間，也是個多事之秋。萬曆十年，張居正病逝；翌年，張四維、申時行入閣——一個是謹小慎微，一個是明哲保身。文人圈中，李攀龍早逝，王世貞獨為後七子領袖，主盟詩壇二十年，一時之間，為詩必盛唐，作文必秦漢，也算是一番氣象。錫德尼在詩教之途上懷想賀拉斯的時候，王世貞也正登上濟寧的太白樓追念“此地一垂顧，高名百代留”的李供奉。但同為文人兼朝臣，東方的counterparts卻更富於入世與批判的色彩：還是王世貞，寫雜劇《鳴鳳記》來反對嚴嵩；再有，和錫德尼生於同年的顧允成，殿試對策語侵鄭妃，其後因直屢黜，終於乞假還鄉，和大名鼎鼎的兄長顧憲成一齊講學東林書院。

但錫德尼並非沒有政治抱負，只不過作為爵士與朝臣的他和作為詩人的他被清晰地分離開來；同樣，錫德尼的詩歌裏也並非僅有氾濫的激情，而是在歌詠愛人的同時巧妙地融入了“詩教”的主張——畢竟，錫德尼還是一位卓越的文論家，他的《為詩辯護》（Apologie for Poetrie）堪稱伊麗莎白時代英國文學批評的頂尖作品，前承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後啓雪萊的《為詩辯護》，在整個西方文學批評史上也佔據着很高的位置。

錫德尼的“詩教”可以從下面這首詩裏窺見一些端倪：

錫德尼的“詩教”現在看來是有些讓人不快的。但與眾不同的是，詩的結句頗有幾分獨特的趣味，好像神女翩然而去，留給楚襄王的，除了對仙肌勝雪的仰慕，除了對仙袂絕塵的惆悵，還有一些對朝雲暮雨的綺思夢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