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潭唱和詩序

從事²有³示愈以《荊譚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⁴，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⁵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⁶；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⁷草野⁸；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好之，則不暇⁹以為。

今僕射¹⁰裴公，開鎮蠻荊¹¹，統郡惟九¹²；常侍¹³楊公，領湖之南，壤地¹⁴二千里。德刑之政¹⁵並勤，爵祿之報兩崇¹⁶。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¹⁷，往復循環¹⁸，有唱斯和，搜奇抉怪¹⁹，雕鏤²⁰文字，與韋布²¹里閭²²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²³，鏗鏘²⁴發金石，幽眇²⁵感鬼神，信²⁶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27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²⁸而和之，苟在編者²⁹，鹹³⁰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³¹，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為《荊譚酬唱詩序》。 ^[2] 

裴公的隨從官員當中，有個人拿着《荊潭唱和詩》讓我來看，我接過來誦讀一遍，就仰起頭説道：“太平安定的曲調平淡淺薄，可是憂愁傷感的歌聲深刻精彩；歡樂愉快的文辭難以寫好，可是窮困痛苦的作品容易成功。因此，文學創作，常常出自漂泊異鄉、隱居山林的人士。至於那般王侯顯貴，官高祿厚，得意洋洋，不是自來擅長而又愛好作詩，那就沒有功夫弄這個。

如今裴公任荊南節度使，開闢鎮守荊州地區，統轄九郡；常侍楊公，領有湖南一帶，土地長兩千裏。他們兩位，推行德政、執行刑罰都很努力，所得爵位俸祿也都極高。而且竟然還能留心研究文學藝術並且寫作很下功夫，把文才運用在吟詩作賦上，往來不絕，有唱就和，搜尋奇字挑選怪詞，精心雕琢文字，要與穿布衣、束皮帶、住在里巷、生活困苦、專心寫作的貧士爭個高低。他們兩位所寫詩篇，音調鏗鏘，猶如金石之聲，深刻精彩，足以感動鬼神，真是人們所説的才能全面、能力高超的詩人呀。兩個幕府的隨從官員，以及下屬官吏，也都跟着他們的長官寫了和詩，只要編進詩集的，都是值得一看的。這些詩篇，譜上樂曲，抄成書冊，是應當的。”這位隨從官員説：“您的話説得對。”稟告裴公，讓我寫下來作為《荊潭唱和詩》序。 ^[1] 

裴均於貞元十九年（803年）五月升為荊南節度使，楊憑於貞元十八年（802年）九月擔任湖南觀察使。兩人均喜歡文辭，在此任職期間，常有詩歌唱和。後來把這些詩連同他們從事、部屬的和詩一起集合起來，名之曰《荊潭酬唱詩》。他們雖然官運亨通，政治地位遠在韓愈之上，但在詩壇上卻無多大名氣，為擴大影響，於是就請求作者為之作序。 ^[3] 

文章劈頭一句“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顯然是想講清楚這篇文章是應人所請，並非主動邀寵。但行文中卻有意隱去了“從事” 的主人，隱去了拿詩給作者看的目的，似乎從事是漫不經心毫無目的地拿來給我看看罷了，並非裴公有意求序，這就不露痕跡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維護了他的自尊心、謙恭的態度無疑會使求序者高興，從而在心理上產生後面的感慨肯定是對自己讚揚的直感，而不去深究底層的藴含。

作者的感慨無疑是全文的主體，是作者精心設計出來的一段雙關語性質的議論。從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運用常見的反襯手法，用寫作的平常規律來反襯裴、楊二公的特殊性，從而得出“材全而能鉅”的結論，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轉合，環環相扣。對方聽了自然心滿意足，深信不疑，不僅點頭稱是，裴公也欣然首肯，連忙命人“書以為《荊潭唱和詩序》”。這裏通過強烈的對比，強調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實的內容。那些和平之音、歡愉之詞，由於缺乏真情實感，哪怕在文辭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談無味，難以打動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聲、窮苦之言。由於是發自肺腑的心聲，即使在文辭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帶有一種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這不單單是作者觀察文藝現象的基本出發點，也給讀者樹立了品評詩文優劣的標準。作者把這個觀點首先亮出來，作為立論的根據，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的結論。照對上述觀點，再看作者對裴、楊二人的介紹，表面上雖然是一派讚揚之詞，説得很熱鬧，但突出的只是他們的位高權重，只是他們的“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而對詩歌的內容卻較少提及。 “統郡惟九”的荊南節度使，領“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觀察使，明顯是屬於“氣滿志得”的“王公貴人”；他們雖然“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 “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但通過兩者對照，讀者不難做出客觀而中肯的評價：作者在懾於權勢、礙於情面的情況下違心地説了些恭維之詞，通情達理的讀者是會理解的，作者給後人提供了品評詩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荊譚唱和詩》並沒有因那些恭維之詞而流傳千古，而他這篇序文卻因為深刻揭示了文學創作的一條重要規律而永放光彩。

作者應友人要求為詩集《荊潭唱和詩》寫序文，並藉着這篇應酬式的序文，趁機闡明他的文學主張，間接而含蓄地評價了這部詩集。這篇序言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作者這幾句話，其實是其“不平則鳴”之文論、“以文為詩”之技法的延伸，同時也道出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翻開一部中國度學史，雖不乏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還是那些感時傷世、抒發優國憂民愁思的作品。描寫愉悦之情的像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樣的作品，實屬少見，而膾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則是抒寫窮苦與愁恨的作品。這大概與中國古代社會亂離，民生多艱，知識分子大都具有憂患意識有關。 ^[3]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雋永。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二：非公文之至者，然梁權輩不能到也。

清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文章之妙，非公不能道之。行間墨裏，亦具有鏗鏘金石之聲。 ^[4] 

韓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陽（今河南晉孟縣）人，唐代文學家、哲學家。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貞元年間進士。任刑部侍郎時，曾因上疏諫迎佛骨觸怒憲宗，被貶為潮州刺史。後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卒諡文，又有“韓文公”之稱。

韓愈大力提倡儒學，以繼承儒家道統自任，開宋明理學家之先聲。在文學上，韓愈反對駢文，倡導散文，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主要領導人，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雄奇奔放又曲折變化，其詩常“以文為詩”，追求奇險。于山水旅遊詩，則另創一派，擴大了創作領域，對後世影響深遠。有《韓昌黎集》。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