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織

東莞處東江下游，淡水乾流南下萬江、道滘、厚街、虎門、長安，與南海鹹潮上湧交匯，灘塗水朗連片野生這種碧綠、柔軟、高挑的草本植物，無邊無際宛似一道綠色圍籬環繞半縣，也許是特色凸顯，“東官”之名改稱“東莞”沿用至今。莞草繁盛乃一大自然資源，鹹草成了沿海先民的薪火燃料，其質潤滑、柔韌，又是先民搭棚蓋屋、縛物吊重之生活、生產物料。隨着人口流徙的傳播，加上竹織物的啓示，水草加工漸由原始方式向工藝改良過渡。據民間流傳，編織技術先由蜀人引入，但正式見傳史志則是南北朝：元嘉元年，廣州刺史韋朗，曾以“銀漆屏風二十三牀，枕屏風一牀，什白莞席三百二十領”為卸史中叢劉禎上奏彈劾，可見水草編織的工藝品已為當時官府的豪華擺設。到了宋元時代，人居趨於穩定，村落繼起，《東莞新志》記載：“縣西南沿海，則織草蓆，編麥辮、織草帽，制絨傘。”但野生水草纖維疏鬆，色澤暗什，而編織工藝又單調粗糙，草織品僅限於自產自足，難以形成商品性生產。進入清代，人口攀升，草織品普及民居，由於日用廣泛，引起了工具改良、工藝更新，至鴉片戰爭前，民間已出現“魚薦席”的製作工具，手工業生產趨興，隨着木製織機使用，扭繩、草蓆等多樣加工漸為零散商品在市場上交流。 　鴉片戰爭後，歐美國家敲開中國經濟大門，草織品引起洋人注目併為其國內歡迎，尤其是鬱南連灘的產品，但該地草源缺乏，於是洋商便把注目點投人東莞沿海。虎門、長安原本就是野生鹹草最大之區域，但鹽業開發，即使到了明末清初，原額灶地也上千頃，相應地限制了草源，加上長年累月的沖積，江海去遠，鹹鹵日稀，鹽的經濟價值日薄。人口增長又變灘塗灶地為農耕，到了乾隆末年，靖康鹽場徹底裁鹽改稻，蓄淡衝鹹，鴉片戰爭後第二年，清廷又下興屯田養兵，沿炮台一線圍灘造田，相應地灘田水朗鹹草復甦。洋人的注目自然引起商賈的利慾。連灘草織價高利厚，顯然是草質優良，工藝精細，於是人工種植水草便從連灘引入，先在厚街三屯、上下石角試種，此舉功成又招僱連灘工人使之技藝生根，草耕草織之利迅速推廣。虎門憑着優越的集散條件，成了東莞沿海草織的加工貿易中心，並牽動東江沿線的草織及農副產品集匯，外商內賈辦廠設莊接踵而來。咸豐年間太平墟已出現如“昌隆”等專事加工的大型草織作坊，當時多為粗加工的穿鼻繩和地席。同治時期，商人資本擴大，太平的“源合”廠常住工人五、六百人，還在鬱南、連灘、莞城等地開辦作坊和商行。隨着德國染料的引進，推動了工藝革新多色印染，使粗放型產品向精細型發展，由於草質、圖案、色澤的變化，在香港聲譽隆起，在外洋銷路日暢，到清末民初，虎門草織從穩定發展推向鼎盛時期，成為領軍式產業，外貿量佔全省同類產品四分之三。草織的生產催動草農的熱情，草耕面積迅速擴大，連鎖帶動了水運業、土產業的昌興，奠定了太平在珠江口的商貿地位。

東莞草織的主要區域在望聯、道滘、厚街、虎門、長安，從歷史地域的觀點上看，皆為虎門沿海，而厚街、虎門、長安實為一個區域，地域中心是太平。太平開墟於乾嘉年代，明清時期的鎮口是莞邑西南的商務中心，（缺口司乃東莞三巡檢司之一，管轄範圍佔全縣三分之一），北靠白沙鹽埠，南連太平，鴉片戰爭後，太平承傳鎮口、廣濟的商業傳統，又以軍寨前哨之優勢成了東、新、番三縣集匯的前沿埠頭。虎門海灣深闊，清初，海岸線自雙崗、湧口歷白沙、北柵、沙頭連寶安。虎門是粵海關的前沿分關、虎門草織實則是東莞草織的總彙，舉凡出口外貿、皆通過虎門關口運抵香港轉銷外洋。草織品大致分為六類。

水草類　草農收穫的水草按商行規格主要分為日本草、扭草和直莊草三種。（1）日本草：原是直莊草一種，但加工程序細緻，需求量大，便獨立分置一種規格，年外銷量2.5萬擔至3萬擔，主銷地是日本。（2）扭草：年外銷量在1.2萬擔至2. 6萬擔之間，主銷地是新加坡、馬尼拉、泰國及東南亞地區，亦有日商轉銷國內煙台、大連等地。（3）直莊草：年外銷量約1.6萬擔至2.2萬擔，主銷香港，由港商再加工出口，按日本《支那物產綜覽》載：1910年-1913年，銷人日本的水草總量達7萬擔。

草繩類　概分手搓和機制兩類。（1）手搓繩質量一直勝於機制，銷量難考，僅據香港天成號和恆樣號1911-1913年統計，直接出口日本的草繩，年銷量在3.2萬擔至3.5萬擔之間，上世紀二十年代，因各種社會因素影響，勞力缺乏，手工搓繩年均銷量降至2萬擔：三十年代後機制草繩革新，直接出口的年銷量為2. 6萬擔左右，主銷地是德國漢堡，及倫敦、利物浦，部分銷往美、澳二洲。

草辮類　分三級辮和七級辮。三級辮是四方席和辮元席之原料，絕少外銷，七級辮也極有限，年銷量僅為200擔至400擔左右，主銷荷蘭，間有銷往美洲。

繩席類　分蛋元席和環邊席（扭繩席入內）兩項。蛋元席原為廣州產品，1930年後傳人道滘而取代廣州，年銷量直逼廣州的原銷量，達1.7萬包，至1949年前後達2.3萬包，主銷地是利物浦、倫敦、荷蘭、雪梨、墨爾本等地。環邊席包括扭草繩席和時花席，民國年間年均銷量為7000包至1萬包，主要銷往英國、荷蘭、間有銷往美洲。

辮席類　分辮元席和四方席兩項，辮元席是1949年後的試驗品種。四方席乃抗日戰爭後開始試銷，其發展迅速，因勞力不足供不應求，年銷量在5000包左右，主銷美國、英國，次為荷蘭、丹麥。

草蓆類　分地席和牀蓆兩項。地帶又分多款，有什花、時花、白密珠、大時花、密碼時花、竹花長機、繡金花、印花等，主要銷往英、美、荷、法、澳洲及阿位伯等國。民國間年均銷量在10萬包以上，高峯年在民國初年，年銷量達18萬包。牀蓆又分白牀蓆和色牀蓆，外銷產品以色牀蓆為主，佔總量95% ，主要銷往印度、泰國、印尼及南洋，年銷量在6萬包至18萬包，是席類產品中的大哥大。

上列產品的外銷量，由於當時沒有權威的統計制度，又出於商號的各自經營秘密，其估計僅據產區的生產量，結合香港海關的公告數字測算，究其實際銷量可能比上列數量更大。

草織生產在鴉片戰爭後迅速崛起，為外貿商品的產銷行業，虎門以其地理條件和人文環境的優勢，開近代外貿經濟之先，並且成為領軍產業風行全球，筆者推原所自，鹹歸技術創新與品牌意識之功。

虎門草織在清代以前一直處於原生狀態，雖然擁有豐富的野生草資源，但濱海居民只滿足於生活所需和自給性的生產用品，這與人煙稀薄無力開發的原因有關（明末，東莞縣人口僅為24968户），而虎門沿海又是產鹽之區，官府定科催課控制尤嚴，居民中軍、蛋兩籍漂移無定，鹽、農居落又聚遷無常，到了明代方始安定，人力資源之少可想而知了。清初，又逢清政府兩次遷海，沿海村落深受十數年重創，裁鹽改稻後又致力開墾農耕，地域之廣，農耕之巨當然無力發展副業，此乃草織品未受重視之可能也！道光以後、隨着草織為洋商注目，時人透過香港市場而倡興開發性生產，產銷中商人們發現外地產品的優勝而萌發引進、吸收，開展技術革新，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原料的質量，鑑於鬱南、連灘的草色鮮亮，纖維韌滑，草長莖壯，於是將其人工種植的方法、經驗引入厚街上、下屯試種，其結果是珠江口的水質、氣候、土壤更適宜新品種的生長，不久，人工種植迅速鋪開，產量驟增。與此同時，商人們招僱連灘工人進廠，各出奇招，莫不以產品質量為突破點搶佔市場。光緒年間，湧口的五昌號街市席（牀蓆）已馳譽穗、港。1890年前已暢銷南洋。其商家原則重在“三選”，選人看操作熟練；選草看色澤光潔、草身圓潤；選麻綆看紡工勻韌。製作上用草寧長莫短，4.2尺的牀蓆本來常用4.8尺草料，該廠卻選用5尺或5.2尺，使席身草條齊切劃一，光潔勻滑，加上嚴把拍席、收口、儲曬之關，銷價獨佔鰲頭，信譽好，利錢厚，開質量競爭之風。太平和盛號另闢蹊徑，着重於機制草繩的質量，選料標準盯在“大路草”上，通過技術改良，創造出光潔齊一的“飛機牌”，馳譽西德漢堡，價格比同行產品高出20%-25% ，一鼓作氣，又改良扭草和日本草，創出“老虎牌”，與東棧的“雙魚牌”、廣州的“蝴蝶牌”齊名。而編織繩席和辮席，亦在競爭中創新，當時辮席花樣較多，但技術單純，皆按洋行指定樣式織制，繩席興起後，初為純白色，太平超盛廠首先引進日本的印花技術代客加工，其質量在市場取譽日久，但到了1921年，市場厭膩，印花繩席漸趨下波，引起了恆記廠家的注意，他從一家商號招牌托架上的兩隻金屬蝙蝠得到感悟，力求在產品圖案的美感上下功夫，他量度繩席緯線的紋理，吸收印花席中的瓜果類圖形，反覆試驗，終於織就“蝠鼠爭瓜”的線條型時花席，其造型活潑生趣，極富動感，取得良好的市場效應。繼而太平建業廠業主以其善掌火色、漂染之能，鋭意在時花席創名牌，他招攬了繪製、染色能工巧手，推陳出新，梁九根研製出“禁心網”（凹凸花）的穿鼻繩時花席，取名“新虎門牌”投放市場，以其花紋玲瓏顯露，色澤調和雅緻，繩地勻滑晶潔，不僅英國倫敦、利物浦爭先訂購，而且傾倒了荷蘭、希臘市場。跟着梁淦設計的“寶山牌”、葉酞設計的“摩登牌”、“鳳鳴牌”相繼疊出，與“新生牌”、“荷花牌”、“黃岐山牌”、“蓮花山牌”等各顯特色、互起信譽，名牌產品集列齊驅，蜚聲海外，為虎門草織在國際市場上樹起了形象，贏得了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