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曄評傳

該書講述了范曄的時代、家世、仕途的悲劇，勾畫其性情肖像，迴應有關范曄“謀反”致禍的多種説法，提出自己的分析；講述范曄撰述《後漢書》的心路歷程，分析《後漢書》的內容和結構、流傳和影響，以史學思想、歷史思想、政治思想、民族思想、倫理思想為重點，闡述了范曄的思想面貌及其價值。 ^{[1]  [4]}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由匡亞明教授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起，由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組織編撰，總計200部、6000餘萬字，是南京大學文科重要的標誌性工程，凝聚了當代一批學有所長專家的集體智慧。叢書的學術顧問包括丁光訓、王元化、安子介、趙樸初、馮友蘭、張岱年、楊向奎、任繼愈、蘇步青、程千帆、杜維明等數十位學者。他們與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共同研討，從2500年曆史長河中選取了270多位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作為傳主，從整體組合上奠定了中華民族傑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格局。2006年，該叢書全部編撰完成，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范曄評傳》即該叢書中的一本。 ^[2] 

在作者看來，“性格決定命運”，對於范曄，《范曄評傳》勾畫的是這樣的性情肖像：出身貴族，卻為庶出；博學多才，卻恃才傲物，“行己任懷”，不拘小節。看到《范曄評傳》這樣的描畫，讀者似乎可以觸摸到范曄思想的脈搏了：貴族的血統和政治情懷，決定了范曄與那個時代政治的密切的聯繫；庶出的身份及在世族社會所面臨的壓力，為範嘩的異端思想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至於博學多才和“行己任懷”、追求自得之學，則昭示範譁在有可能取得巨大學術成就的同時，在政治上既不甘寂寞又不諳政治旋渦的詭譎，招致殺身之禍命運的可能。對於范曄“謀反”一事，作者通過對范曄經歷的回顧和對各種説法的辨析，提出以下看法。第一，“孔熙先、謝綜等策劃擁立彭城王義康一事，從當時的政治觀念、倫理觀念來看，其性質自應被視為‘謀逆’‘謀反’；對此，必須充分考慮到當時的歷史條件”。第二，“所謂擁立矛盾、內外不協，這在中國歷史上的最高統治集團中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其核心是皇位繼承和權力分配”，“與此有關的枝節問題，不過是表面現象而已，不應作為本質問題看待”。第三，“對於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雙方的是非判斷，尤其是關於腐朽與進步的論點，當用充分的歷史事實作為根據”。“因此，對於宋文帝與劉義康雙方的評論，不能超出其本來意義上的限度。”第四，范曄與此次“謀逆”事件有直接牽連是歷史事實，不應視為他人“誣告”，但范曄絕不是首謀。對於這件事的不符合事實的錯誤記載，應必須予以澄清。第五，范曄之所以陷入元嘉二十二年事件，有客觀原因，但是從主觀方面講，范曄本身的弱點，也使他難辭其咎。這種分析，相較以往的一些觀點，應該説是更為全面，也更為客觀。

聯綴上述內容，讀者也在獲得范曄思想發生語境之認識的同時。循此獲得了由外而內，逐漸進入範嘩的思想空間——對於現實政治的困惑，使充滿政治情懷卻不能一展抱負的範譁轉向了歷史；通過對歷史和現實的思考，范曄又把自己的異端編織到對歷史的“整理”之中。在《後漢書》的自序中，範譁曾與大史學家班固作比較，認為自己的《後漢書》雖“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把自己歷史撰述的重心。置於對史事的“整理”上，作為史學家的範譁自有他的難處。與“前四史”中其他三部史書的撰寫情況不同，範譁生活的時代，距離東漢王朝的滅亡，已近200年了，這期間，根據歷史記載和後人的研究，先後已有十幾種後漢史即東漢史著作問世。其中既有紀傳體，也有編年體，而且它們在範譁所處的時代，大多可以見到。在這種情況下，範譁撰著《後漢書》，實際也只能是依據前人和同時代人的著作予以整理和重編。而《范曄評傳》的作者，也正是通過對範譁以“整理”的形式建構的歷史世界的詳細分析，向讀者展現出范曄的思想空間——既包括範嘩的史學思想空間，也包括範嘩的歷史思想空間。 ^[4] 

瞿林東，男，1937年12月出生於安徽省肥東縣。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主任，《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主編。1959年畢業於南京市第一中學，1964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1964年—1967年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攻讀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1968年—1981年執教於內蒙古民族師範學院（現為內蒙古民族大學），任講師、副教授。1981年調至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工作。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