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齋記

元朝末年，劉基和宋濂、章溢、葉琛結廬匡山，世稱“浙西四賢”，他們在此著書立説，關注民生。劉基在匡山駐留較長時間，賦有大量詩文，《苦齋記》就是在匡山時章溢請劉基寫的書齋記。 ^[2-3] 

《苦齋記》是一篇描述山川景物人事的雜記文。此文中作者以深沉的筆調、古樸的藝術風格描寫了章溢隱居之室的結構、地理位置、人物活動環境及其言行，並運用多種文學手段淋滴盡致地表現章溢“以苦為樂，樂於吃苦”的情操志趣。

文章標題的詞頭是一個“苦”字。第一自然段，開筆緊扣“苦”字，交代了“苦”的主人，點明瞭“苦寄”的簡，繼而詳寫了苦齋的惡劣環境。第二自然段，緊接上文進一步具體述寫草木、菜果、蜜、魚等物之苦。這是以實物進行側面暗示“苦齋”命名的由來。第三自然段，追敍了創建“苦齋”的原由、經過以及章溢在苦齋生活的概況，從而表現他的苦樂志趣。第四自然段，通過記章溢個性化的語言，揭示創建“苦齋”的思想根源。第五自然段，總結一筆，點明《苦齋記》的由來，既照應了標題又照應了文章開頭。《苦齋記》的行文內容緊扣一個“苦”字，層層推進地照應了標題；首與尾珠聯璧合，前呼後應。

文章運用了烘托的側面描寫手法。第一自然段，開筆以極簡的語言引出人物（章溢）並點示了其隱居生活的具體地點（苦齋）。作者不是順筆從正面去描寫人物，而是把苦齋作為立足點，略寫一筆後，再由近及遠地詳寫了苦齋生活的自然環境：匡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嶙皆蒼石，岸外而臼中”。先給人以險惡偏僻的感覺。接着寫：“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又給人以貧瘠，生活其間一定很苦的感覺。實際上，上述的自然環塊描寫從側面間接地烘托出章溢形象，表現了其“樂於吃苦，吃苦為樂”的情操志趣。

這篇文章白描手法的運用很有特色。從寫法上着眼，白描是以敍述進行描寫的一種技法，很難找出兩者的嚴格區別。文章第三自然段是運用白描手法的典型例子。此段開頭一句，交代了章溢創“苦齋”的由來。“遠”與“窊”點明“苦齋”的偏僻位置；“惟”與“樂”，突現了人物的興趣；“晨昏”説明遊山的辛苦。接着緊扣“苦與樂”來寫：“啓隕籜以蓺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荑實。”生活太清苦了，然而卻苦中尋樂一一“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冷”或“拊石而和”“樵歌”。末一句“人莫知其樂也”，畫龍點睛之筆，力現章溢超脱一般封建知識分子的情操志趣。這段白描文字，不設喻，沒有什麼形容修飾的言詞，卻塑造了章滋飽滿的形象，展現了他以苦為樂，苦練意志的精神境界。全段不足百字，行文自然真切，餘味無窮。

文章塑造人物時運用了個性化的對話描寫。第四自然段敍寫了章溢的對話。可分為三層：第一層：“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這是章溢對“苦”與“樂”相互關係的看法揭示了他隱居山林艱苦磨鍊自己的思想基礎。第二層：“今夫膏粱之子，燕坐於華堂之上……庸非昔日之樂，為今日之苦也耶？”章溢指出當今膏粱之子貪圖享樂所造成的必然惡果：一旦遇到逆境就無法生活，昔日之樂變為今日之苦。表現了章溢看待生活的尖鋭性、深刻性。第三層：“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對話引經據典，足以説明他具有淵博的知識和厚重的文化修養，同時暗寫了章溢“樂於苦，苦為樂”的心機在於艱苦磨鍊自己，伺機推翻元統治，復興漢地主階級王朝。全段對話符合章溢封建士人的階級身份，對塑造章溢形象，表現其情操志趣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此文以章溢的情操志趣為線索組織材料。在第一自然段，通過側面描寫烘托人物形象之後，作者列舉了山上的生物進行敍寫。苦樹（鮮支、黃蘗、苦楝、側柏）、苦草（黃連、苦杕、亭歷、苦蔘、鈎夭）的根、皮、葉、果實雖性寒味苦，但有的可以入藥。苦菜可供人們食用；苦茶泡水供人喝。野蜂的蜜（黃杜）——“初食頸苦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溪中小魚“味苦而微辛”但“食之可以清酒”。這些植物、動物在惡劣的環境中生長，大自然使之具有性寒味苦的賦性；然而對人類來説具有食用價值或治病功效。行文借苦樹、苦草、苦菜、苦果、野蜂、溪魚象徵章溢，用象徵之法暗示了章溢歸隱山林“樂於吃苦”鍛鍊意志的目的在於“安世濟民”。

《苦齋記》文與題、首與尾照應，多用白描、側寫烘托、暗示象徵等手法，以個性化的對話描寫人物，文學手段靈活多樣，語言雋永，體短意長，可謂奇文。 ^[4] 

中國韻文學會會長羊春秋：劉基《苦齋記》的價值，在於他所發的那段““樂與苦相為倚伏”的閃耀着思想光輝的議論，極其通俗而深刻地闡明瞭“苦之為樂”和“苦生於樂”的道理。（《古文鑑賞辭典》（下冊）） ^[5] 

劉基（1311—1375），明朝軍事謀略家、文學家。字伯温，處州青田南田（今浙江省文成縣南田鎮）人。通經史，曉天文，精兵法。元文宗至順四年（1333）進士，官至行樞密院經歷，為執政者所嫉，棄官隱居青田山中，著《郁離子》以見志。元至正二十年（1360），被朱元璋聘至應天（今南京）參加農民起義軍。參與軍機八年，被認為有建策之功。明朝建立後，官至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誠意伯。後遭誣陷，憂憤成疾，於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病逝。有《誠意伯文集》。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