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樂觀

苦與樂是反映人與環境、人與人之間相互聯繫過程中不同主觀體驗的範疇。凡與人的物質和精神需求相悖所引起的主觀體驗就是苦；凡與人的物質和精神需求相符所引起的主觀體驗就是樂。

在中國歷史上，曾形成許多不同的苦樂觀：有極端縱慾的苦樂觀，也有禁慾主義的苦樂觀；有以肉體和感官的滿足為真正的快樂，也有以精神的愉悦和滿足為真正的快樂；有以為苦樂在現世者，也有以為苦樂在來世者等等。儒家的苦樂觀總的説來是承認欲，但主張節制欲；強調精神上的追求和歡愉，重義重禮、講仁講誠，反對過分追求利益和慾望。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力圖揭示苦與樂的真實內容，對苦與樂做了多方面的剖析；同時，把苦與樂和人們的日常生活結合起來，和人的志向抱負結合起來，有着較為豐富的內容。

孔子認為，提高道德修養、豐富精神生活是很大的快樂。他説：“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葉公間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在孔子看來，做一個有道德的人是高尚的，追求道德完美是快樂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孔子還認為，快樂就是循理辦事，不違理，不強求。《荀子·子道》中載道：“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孔子還曾對不同的快樂做出了區分，指出令人快樂的事並非都是好事，這一思想十分深刻，且帶有一定的辯證色彩。他説道：“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論語·季氏》）孔子也把苦樂問題與日常生活結合起來，認為日常學習、會友、修身等都是很大的快樂，“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這一名言影響深遠，至今仍對人們具有啓發意義。

孟子把誠看成是最大的快樂。他説：“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盡心上》）孟子概括了快樂在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和體現，指出：“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同上）這一概括，是有其合理性的。

在宋代，程顥、程頤提出了他們的苦樂觀。他們認為：“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煢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慾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二程集·外書》卷十）。二程在此主張對苦樂要有所節制，以和為貴。程頤還認為，按照事物的規律辦事就坦蕩快樂。他説道：“‘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慼慼。’君子循理，故舒泰蕩蕩然。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二程集，經説》卷六）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范仲淹，他的苦樂觀對後人影響極大，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他説：“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範文公文集·岳陽樓記》）陸九淵也曾言及苦樂。他説：“以道制欲，則樂而不厭，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陸九淵集》卷二十二《雜著，雜説》）陸九淵也是以追求精神享受為快樂的。

梁啓超在苦樂觀上對前人有所超越。他對肉體與精神之苦樂，有着辯證的理解。他説道：“物質上之慾唯患其多，精神上之慾惟患其少。”（《自由書·無慾與多欲》）“真苦真樂必不存於軀殼，而存於心魂，軀苦而魂樂真樂也；軀樂而魂苦真苦也。”（《德育鑑·存養》）梁啓超繼承了儒學的傳統，同樣認為增強道德意識、提高精神境界而獲得的快樂是最大最高的真正快樂。

儒家的苦樂觀與其重視人生修養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在內容上，儒家的苦樂觀從多方面多層次地揭示了苦與樂及其相互關係，包含着許多合理的成分。其中，有些內容已凝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沉澱為中華民族的基本心態，激勵着一代代的後來者。然而，儒家的苦樂觀理論結構上不夠嚴密和完備，內容也不夠詳盡。它僅僅從純主觀的體驗去評價苦樂，具有一定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