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文學

芬蘭文學應該包括兩部分：芬蘭語文學和瑞典語文學。

芬蘭語文學起源於17世紀的民間詩歌，19世紀中期經埃里亞斯。倫洛特收集整理出版了舉世聞名的芬蘭民族史詩<卡勒瓦拉>。整個19世紀是芬蘭社會變化最大的時期，也是芬蘭語文學真正興旺發展的重要時期。

1808—1809年的瑞（典）俄戰爭結束了瑞典對芬蘭的統治。芬蘭成為俄國的一個大公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時，芬蘭獲得了·政治、文化等方面一系列的權力。

1869年芬蘭有了自己的議會，1863年法律規定了芬蘭語享有與瑞典語同等的地位。

1866年，芬蘭語地區的學校開始實行芬蘭語教學。此時，芬蘭出現了許多著名的學者、詩人、作家、戲劇家。芬蘭文學首先出現的是民族浪漫主義時期。

19世紀60年代開始，芬蘭文學進入了一個重要的時期：現實主義時期。這個時期最傑出的代表就是芬蘭劇作家、小説家明娜·康特。

芬蘭最早的口頭文學是13世紀己出現的傳奇故事—聖歌<亨利主教之死>。

16世紀 16世紀時口頭文學更為繁榮,民間產生了很多反映人們生活和勞動的歌謠。這些歌謠都用排句和抑揚格詩律,易學好記。據統計,流傳下來的各種神話、傳説有18萬多篇,歌謠、謎語各5萬餘首,這都是芬蘭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

中世紀的芬蘭文學和宗教聯繫很密切,進行創作活動的大多是神職人員,題材都和宗教活動有關。17世紀40年代,芬蘭成立圖爾庫學院,開設詩學講座,興辦印刷廠,逐漸改變了文學從屬於宗教的狀況。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的流行體裁是抒情詩,作家除神職人員外,還有出身顯貴和有機會受教育的中上層人士,他們都用拉丁文和瑞典文寫作。18世紀的芬蘭文學活動主要是收集、研究並出版歌謠和傳説。

19世紀初期 19世紀初期,傑出的民歌古詩蒐集家和研究家埃利阿斯.蘭羅特(1802—1884)在“星期六學會”和“芬蘭文學社”的支持下，經過10多年的努力，於1835年將民間傳説、神話和歌謠編成一部長達12,000行的民族史詩《卡勒瓦拉》（一譯《英雄國》），蘭羅特被稱為“芬蘭的荷馬”。與蘭羅特同時還有瑞典語作家約翰.路德維格.魯內貝格(1804—1877),他受到“星期六學會”愛國思潮的薰陶，又因當過鄉村教員，創作了不少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詩篇。他的處女作《麋鹿獵者》(1832)描繪了農民淳樸的性格和高尚的品質。1846年他創作的《我們的國土》，是長詩<軍旗手斯托爾的故事>中的一篇，詩中再現了1808至1809年俄國瑞典戰爭給芬蘭帶來的苦難，深沉悲壯而又慷慨激昂，1848年譜曲後,在羣眾中廣為流傳，芬蘭獨立後即被定為國歌。

扎卡里阿斯.託佩利烏斯(1818—1898)也是用瑞典文寫作的詩人和作家,在魯內貝格和“星期六學會”影響下，創作了大量富於浪漫主義和愛國精神的詩歌、短篇故事、小説和戲劇。他的代表作是歷史小説<一個軍醫的身世>，通過兩個家庭的經歷,敍述18世紀瑞俄兩國在芬蘭領土上進行的三十年戰爭，這部作品至今在北歐文學中仍有影響。

19世紀 19世紀中葉以斯內爾曼(1806—1881)為代表的民族主義運動蓬勃開展,在創造芬蘭民族文化、芬蘭語文學和維護芬蘭民族自尊心的口號推動下,芬蘭文學進入了新的階段。這個階段以作家基維(1834—1872)的出現為標誌。基維出身於一個窮苦的裁縫家庭,他從切身經歷中攝取題材進行創作,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是第一個用芬蘭文寫作的劇作家和小説家。他的處女作<庫勒沃>(1864)取材於民族史詩《卡勒瓦拉》,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是芬蘭文學史上的第一部悲劇。同年創作的<荒原上的鞋匠>是有名的諷刺喜劇。另一部喜劇<訂婚>(1866)深刻地揭露了莊園主的荒淫無恥,真實地反映了下層人民的貧因。基維是芬蘭小説和戲劇的奠基人。

19世紀下半葉,芬蘭民族覺醒運動繼續深入發展,同時挪威的易卜生、俄國的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作品,英、法等國要求社會改革的情思潮和達爾文主義相繼傳入芬蘭。這一時期的作家比早期更關心社會生活,他們揭露社會矛盾,反映社會問題,特別是一些青年作家力主革新,猛烈抨擊社會弊端和教會保守勢力。革新和保守的鬥爭在文藝領域中有所反映。走在鬥爭最前列的是女作家米娜.康特(1844—1897),她公開宣佈自己“新時代”的人。她的代表作<窮人>深刻地揭示了窮人受苦、富人致富的根源,作者指出:要使窮人不生病,只有消滅貧富差別,使大家有工做,有飯吃。她的另一部作品《工人的妻子》表達了芬蘭婦女對舊法制的反抗精神和提高女權的強烈願望。尤哈尼.阿霍(1861—1921)也是一位有現實主義傾向的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僅次於基維。他的早期作品<當父親買燈的時候>和<鐵路>，描繪了與現代文明隔絕的、自給自足的農村生活,帶有浪漫主義的色彩。他的代表作有《牧師的女兒》（1885）和《海爾曼老爺》。前者描寫強迫婚姻制度下的一個婦女對昔日情人的懷戀;後者是一部諷刺莊園主生活的中篇小説。阿霍的晚期作品受法國自然主義的影響,小説《牧師的妻子》便是一例。19世紀下半葉比較優秀的詩人有尤哈納.亨利克.埃爾科(1849—1906)、卡爾洛.克拉媽蘇(1855—1895)等,他們的詩作充滿愛國主義情緒和對美好未來的嚮往。埃爾科又是一個政治活動家,他枳極參加工人運動,寫了不少鼓舞工人鬥爭的詩篇,他的田園詩<在蔚藍色的湖邊>、《啊，假如你是我的心》,象民歌一樣清新曉暢。克拉媽蘇的詩充滿叛逆精神,比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階級矛盾和被壓迫者的心聲。

20世紀 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浪漫主義在芬蘭文壇上曾風行一時,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是一些愛國青年作家,他們或緬懷遠祖的功績,企圖以此振奮國民的意志,或憧憬未來的國度,以寄託自己的理想。新浪漫主義當時雖不佔主導地位,卻給芬蘭文學輸入了外國文學的積極影響。新浪漫主義在詩歌方面的代表是基爾皮（1874—1939）,他認為只有表現人物內心強烈的感情才能使人物具有真正價值。這種觀點至今對芬蘭文學創作仍有很大影響。另一代表是埃伊諾.雷諾(1878—1926),他早期的作品受魯內貝格的影響,但隨後發表的敍事詩<降靈節的聖歌>卻成了新浪漫主義的代表作。他的詩對死氣沉沉的社會表示憤懣,對新時代、新人物寄予無限的希望,尤其在1905年芬蘭工人大罷工期間寫的詩歌,熱情奔放,充滿戰鬥激情。在雷諾短暫的一生裏,留下詩集30部,戲劇20部,小説和短篇故事20部,被尊為芬蘭的詩聖。新浪漫主義在小説方面的代表是林南科斯基(1869—1913),他的作品取材於歷史傳説或神話故事,但又具有現實意義。代表作<火紅的小花之歌>是一部強調倫理道德的訓誨小説。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芬蘭國內階級矛盾空前尖鋭,1917年芬蘭宣佈獨立後不久,即爆發了國內戰爭。這些重大政治事件在文學創作中得到了反映。有些作家親身參加了這些鬥爭,堅持現實主義方向；也有些作家彷徨苦悶,走向超自然的神秘主義,或發思古之幽情,或對現實持客觀主義態度。20年代,詩人和文藝評論家帕沃萊寧(1903—1964)、女詩人瓦拉(1901—1944)等發起成立文學組織“火炬社”,主張門户開放,仿效歐洲流派。瓦拉最先採用自由體,不囿於古詩的格式和韻律。“火炬社”的成員在推動通俗詩歌的寫作中起了一定作用,一些成員在30至40年代成了芬蘭進步文藝組織“基拉社”的中堅分子。

這一時期,最著名的作家是西倫佩(1888—1964)，他的第一部鉅著《赤貧》(1919)敍述1918年國內戰爭中一個佃農參加赤衞隊被白軍殺害的故事。另一部小説《少女西麗亞》的主人公是一個出身富室的少女,因家庭破產,父母雙亡,淪為傭人,以致貧病交加而死。西倫佩還寫了許多反映農村生活的短篇故事。他善於描繪大自然,借物抒情，以襯托主人公的心理,由於他在刻劃農民形象、描繪農民與大自然的關係中表現出的精湛技巧，193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金。

此外,還有不少優秀作家以農村生活為題材進行創作,女作家塔爾維奧（1871—1957）的小説《黑屋的毀滅》暴露了地主階級的腐朽生活,評擊了宗教的虛偽。耶爾內費爾特(1861—1932)深受託爾斯泰的影響,在小説《大地的孩子》（1905）和《海蓮娜》(1902)中反映農村土地佔有制問題,通過豐富的經田節描寫,刻畫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佃農形象。

20世紀30至40年代,芬蘭經歷了世界經濟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時國內法西斯勢力抬頭,但一些進步作家仍然堅持了反法西斯鬥爭。30年代成立的進步文學組織—“基拉社”,公開宣告它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並出版了刊物<四十年代>,發表過不少反法西斯主義的文章。潘蒂.韓培（1905—1955）寫了許多短篇和長篇小説,反映20至30年代的工人運動,表達了對貧苦農民和伐木工人的同情,也表現了當時的反法西斯運動。他在30年代寫的反戰小説,曾被禁止出版。女作家埃爾維.西內爾沃的《蘇南寧之詩》和<上山>都以30年代為背景,描寫城市工人生活,反映人們的不滿情緒。在此期間,還湧現出了象託伊沃.佩卡寧（1902—1955）這樣的工人作家。他的小説《在工廠的陰影下》(1932)、《人民的春天》(1935)等都較真實地反映了工人的生活和要求。米卡.瓦爾塔裏(1908—1979)也是這一時期較受歡迎的作家,他寫了不少小説、詩歌、短篇故事和劇本,反映戰後青年的出路等社會問題。他的代表作是歷史小説<埃及人西奴海>,描寫古埃及青年的愛情故事。40年代比較出名的女作家是阿伊拉.梅里盧奧托(1924—)和託薇.揚撿(1914—),前者是詩人,她的詩歌以節奏歡快著稱,其代表作是<玻璃畫>(1946);後者是童話故事和連環畫作家,她的童話中的主人公“侏儒姆米”已為人所熟知。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出現了大量描寫戰爭的文學作品。比較著名的有萬伊諾.林納（1920—）的《無名戰士》、幽默諷刺作家胡奧維寧（1927—）的《和平之篇》、塔爾維（1920—）的《朋友與敵人》、《我們生活在俄國陰影下》以及帕沃.林塔拉(1930—)的《孩童》。這些作品大多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歷史現實,表達了芬蘭人民捍衞民族獨立的堅強意志,但也有不少作品宣揚戰爭恐怖,鼓吹和平主義,散佈悲觀失望情緒。

20世紀50至60年代,芬蘭的詩歌、散文受到西方的影響,出現了現代派,在抒情詩方面尤為突出。其特點是不講韻律、形式,不用標點、題目,邏輯混亂,內容晦澀,其代表人物為帕沃.哈維科(1931—)。現代派在散文中影響不大,許多作家仍舊用現實主義方法進行創作。如萬伊諾.林納的三部曲<在北極星下>,以一小村莊為背景,描述芬蘭歷史上各個階層對各種社會變革的態度,深受廣大讀者歡迎。林塔拉也是多產的現實主義作家。他在60年代創作了不少反映芬蘭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小説,如<我的祖母與元帥>(1960—1962)、《偵察中尉》。作家維約.梅里（1928—）的小説《一九一八年的事件》(1960)、《形勢》(1962)和《一個晚上的故事》(1967)都反映了芬蘭近代史上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電工出身的薩拉瑪(1936—)是60年代才華橫溢的青年作家,以暴露社會陰暗面著稱,小説<一個平凡的故事>(1961)、《仲夏節的舞會》(1964)都較受讀者的歡迎。他在1972年發表的描寫一個地下共產黨員的小説<有所為必有所聞>獲得1975年北歐理事會文學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