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僖伯諫觀魚

春²，公³將如⁴棠⁵觀魚⁶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⁷大事⁸，其材⁹不足以備器用¹⁰，則君不舉¹¹焉。君將納¹²民於軌物¹³者也。故講事以度¹⁴軌量¹⁵，謂之‘軌’；取材以章¹⁶物採¹⁷，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¹⁸行，所以敗也。故春蒐¹⁹、夏苗²⁰、秋獮²¹、冬狩²²，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²³，入而振旅²⁴，歸而飲至²⁵，以數軍實²⁶。昭文章²⁷，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²⁸於俎²⁹，皮革、齒牙、角骨、毛羽不登於器，則君不射³⁰，古之制也。若夫山林³¹川澤³²之實，器用之資³³，皂隸³⁴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將略地³⁵焉。”遂往，陳³⁶魚而觀之。僖伯稱³⁷疾不從。

書³⁸曰：“公矢³⁹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1] 

1.臧僖伯：魯孝公之子、魯惠公之兄、魯隱公之伯父，名彄（kōu）（又作“驅”“弓區”），字子臧，封於臧（今郯城縣），伯為排行，僖是諡號。 丗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臧哀伯或臧孫達），達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臧文仲），辰是臧僖伯曾孫。

2.春：指魯隱公五年（前718）春季。

3.公：指魯隱公。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712年在位。按《春秋》和《左傳》的編著體例，凡是魯國國君都稱公，後邊《曹劌論戰》等篇均如是。魯國是姬姓國，其開國君主是周公旦之子伯禽，其地在今山東西南部。

4.如：往。

5.棠：也寫作唐，魯國邑名，在今山東魚台縣東。

6.魚：通“漁”，動詞，捕魚。

7.講：講習，訓練。

8.大事：指祭祀和軍事活動等。

9.材：指皮革齒牙，骨角毛羽。

10.器用：指祭祀所用的器具與軍事物資。

11.舉：指行動。

12.納：納入。

13.軌：法度和準則。

14.度（duó）：衡量。

15.量：程度。

16.章：通“彰”，彰明，發揚。

17.採：物之有華飾者又彩色也，五彩相間曰採。

18.亟(qì)：多次，屢次。

19.春蒐（sōu）：指春天打獵。蒐，搜尋，謂搜尋不產卵、未懷孕的禽獸。

20.夏苗：指夏天打獵，謂捕獵傷害莊稼的禽獸。

21.秋獮（xiǎn）：指秋天打獵。獮，殺，謂順秋天肅殺之氣，進行捕獵活動。

22.冬狩（shòu）：指冬天打獵。狩，圍守，謂冬天各種禽獸都已長成，可以不加選擇地加以圍獵。按：“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云云，説明我們的先民在狩獵活動中已有生態平衡意識，也同時説明大凡有組織的狩獵活動，都帶有軍事演習的性質，並不單單是為狩獵而狩獵。

23.治兵：指練兵、比武等軍事演習活動。

24.振旅：整頓部隊。

25.飲至：古代的一種禮儀活動。凡盟會、外交和重大軍事行動結束以後，都要告於宗廟，並舉行宴會予以慶賀。

26.軍實：指軍用車輛、器物和戰鬥中的俘獲等。

27.昭：表明。文章：服飾、旌旗等的顏色花紋。

28.登：裝入，陳列。

29.俎（zǔ）：古代舉行祭祀活動時用以盛牛、羊等祭品的禮器。

30.射：激矢及物曰射。

31.山林：材木樵薪之類。

32.川澤：菱芡魚龜之類。

33.資：材資也。

34.皂（zào）隸：本指奴隸，這裏指做各種雜務的僕役。

35.略地：到外地巡視。

36.陳：陳設，張設也。

37.稱疾：推説有病。

38.書：指《春秋》。

39.矢：通“施”，實施，陳設。這一句的意思是：隱公在棠陳列漁具。 ^[1] 

春天，隱公準備到棠地觀看漁民捕魚。臧僖伯進諫説：“凡是物品不能用到講習祭祀、軍事等大事上，或者所用材料不能製作禮器和兵器，那麼，國君就不要親自去接觸它。國君是把民眾引向社會規範和行為準則的人。所以，講習大事以法度為準則進行衡量，叫做‘軌’，選取材料製作器物以顯示它的文彩，叫做‘物’。事情不合乎軌、物，叫做亂政。屢屢亂政，這就是所以敗亡的原因了。所以，春、夏、秋、冬四季的狩獵活動，都是在農閒時節進行，並借這個機會講習軍事。每三年演練一次，回國都要對軍隊進行休整。並要到宗廟進行祭告，宴飲慶賀，清點軍用器物和獵獲物。在進行這些活動的時候，要使車馬、服飾、旌旗等文彩鮮豔，貴賤分明，等級井然，少長有序：這都是講習大事的威儀啊!鳥獸的肉不能拿來放到祭祀用的器具裏，皮革、牙齒、骨角和毛羽不能用來製作軍事器物，這樣的鳥獸，君主就不會去射它，這是自古以來的規矩啊！至於山林川澤的物產，一般器物的材料，這都是僕役們去忙活，有關官吏按職分去管理的事，而不是君主所應涉足的事。”

隱公説：“我準備到那裏去巡視。”於是就去了棠地，讓漁民把各種漁具都擺出來捕魚，他在那裏觀賞。僖伯推説有病沒有隨同前往。

《春秋》上説：“隱公在棠地陳設漁具。”不合禮法啊，並且説他去的地方遠離國都。 ^[1] 

隱公五年（前718年）的春天，魯隱公要到棠地觀看漁民怎樣捕魚。魯國大夫臧僖伯從傳統的為君之道出發，認為國君的根本責任是管好國家大事，而且任何舉措都必須合乎“古制”和國君的行為規範，否則就會“亂政”，而屢屢“亂政”，國家就會敗亡。正是出於這麼一種認識，他從對國君和國家的責任感出發，進諫隱公，勸阻他到棠地觀魚。這篇散文就是記錄這件事的。 ^[1] 

這是一篇臣子規諫君王的諫辭短文。記敍了臧僖伯用當時社會的禮制去勸阻魯隱公去棠地觀看捕魚一事。

魯隱公身為一國之君，當以國事為重，萬不可貪圖逸樂，荒廢國政。但是，他竟然僅僅是為了觀賞漁民捕魚，而要遠赴邊境之地棠邑，顯然不符一個國君所應該遵循的治國理政要道。而且，即使有臧僖伯的直諫阻，魯隱公仍然執意前往，尤其顯得十分荒唐。

臧僖伯認為國君對待事物，應從是否於國於民有用有利出發，必須考慮到是否符合治國理政的法度準則。國君的所作所為，符合法度準則，即稱之為“軌物”，否則，即為”亂政”。而國君身體力行，遵循法度準則，也就能將人民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去。且不論藏伯所官“軌物”的具體所指，僅就其道理而官，無疑是掌握國家權力的統治者須史不可輕忽的。

文章短小精悍，説理層層推進，直官不諱，不容辯駁。面對臧僖伯的諫阻，魯隱公也自知理虧，但竟然還是不願納諫，一意孤行。讀者通過臧僖伯的番諫言，看到了一個頭腦清醒、堅持原則、公心為國的忠臣楷模。相相形之下，一句“吾將略地焉”，極為生動形象地揭示出魯隱公知錯不改的性格特徵。因此，文章雖然不見對人物外貌、個性等的直接描繪和刻畫，但通過其對話及行為，卻也能使讀者看到其獨特面貌以及內心思想。這就是《左傳》文章的魅力所在。 ^[2]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卷四：“愚按：僖伯所陳，皆先王之典法。人君之一遊一豫，其可輕也哉！後世本紀書曰‘某日畋於某所’、‘某日獵於某地’者，其得罪於先王甚矣。” ^[3] 

清·過珙《古文評註全集》卷一：“人君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怠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所陳，是即玉杯象箸，漸不可長之意。‘略地’兩字，明是愎諫聲口，故書法更無隱詞，且益‘遠地’一語，為僖伯添無數忠款，是絕妙跳脱之筆。” ^[3] 

清·儲同人《左傳選》卷一：“起法嚴重。” ^[3] 

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一：“口中不曾一字説出觀魚，而觀則非軌，魚則非物，非軌非物，即是非禮。言歸典則，法歸絲扣。” ^[3] 

左丘明（約前502一前422），單姓左，名丘明，春秋末期史學家。左丘明曾任魯國史官，孔子編訂六經，左丘明為解析六經之一《春秋》而著《左傳》，亦著《國語》。《左傳》《國語》兩書記錄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史料翔實，文筆生動，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左丘明是中國傳統史學的創始人，被史學界推為中國史學的開山鼻祖，被譽為“百家文字之宗，萬世古文之祖”“文宗史聖” “經臣史祖”，孔子、司馬遷均尊左丘明為“君子”。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