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寶瑔

黃河母親十年九澇，河南百姓飽受其苦。胡寶瑔一生勤於政務，尤其善於治水，長期主持和參與治水活動，積累了豐富的治水經驗，極大地減輕了水患造成的破壞，並盡最大能力防止水患的發生，為保障河南百姓的生存安全提供了保證。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帝下諭旨褒獎道：“河南災區積困，寶瑔不辭勞瘁，能體朕意，盡力調劑，以蘇窮民，甚可嘉也！”並加胡寶瑔太子少傅銜。

胡寶瑔在治水方面功績突出，成效明顯，他所秉承的治水原則，總結出的治水經驗，使用的治水措施，都具有很強的使用性。據史料記載，胡寶瑔有一套治水原則，使得他的治水活動取得了顯著成效，且多有創舉。據後人考證，胡寶瑔的治水原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重視勘查水患原因，針對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治水措施。河南境內河道縱橫交錯，尤其是黃河屬於地上河，每當汛期，為了減少水患的發生，降低水患造成的損失，胡寶瑔組織人力對河南境內的河流，進行了全盤勘查，弄清了水患發生的原因。如河南滎澤以下各河道，“北阻大堤，南則連山橫亙”，正北正南都沒有泄水之處，只在正東及東南兩面有出水口，泄水口少是易於發生水災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僅有的正東、東南的出水口，也還存在着多種問題，不利於水流暢通，存在水災隱患。胡寶瑔對此做了仔細的勘查和分析。胡寶瑔根據不同的情況，採取了不同的治水措施。如睢河一帶渦河流經的懷家溜、安家溜二處，都有砂礓堵塞了河道，胡寶瑔命人將這些砂礓開鑿、破碎，排除了河道中的障礙物，使得水流通暢，商丘地區的水患得到緩解。胡寶瑔對賈魯河、惠濟河兩條河南境內的大河，也都治理有方，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乾隆帝贊為“事半功倍”。

其次是重視河流相互聯通的關係，將其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治理。河流水道四通八達，許多河道相連相通，形成一個整體，某一處堵塞或水流不暢，就會降低整個流域的水流速度，河水聚集過多，不是出現水流漫溢，就是出現河壩潰破，形成水患。胡寶瑔在治理時，根據河流排水的前後順序和所起作用的輕重，確定了幹河、支河、引河的位置，利用它們層層分流的關係，制定出相應的治水措施。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黃河屢次決口，山東、河南、安徽諸州縣出現積水，為了儘快宣泄積水，胡寶瑔命人對賈魯河、惠濟河、渦河、巴溝四條相互連接的河流進行勘查，瞭解到這四條河道高低不一，特別是上下游承接處深度不同，嚴重影響到河水的排泄。他派人對四條河道進行疏浚，將四條河流的河底深度加以協調和統一，方便河水層層分流，最終“總使源源之水，順下無阻，而野潦亦有所約束，不致漫溢，則一切水道治矣！”

最後一條原則，就是講治水工程分出輕重緩急，依據實情分級治理。胡寶瑔認為治理水患應先重下游，次及上游，只有下游通暢，上游的水流才能平穩流淌，不至於過急或過緩，從而減少災情的發生。胡寶瑔還將河流劃為幹河、支河、引河，依次分為輕重，每種河流中還可以分出主次，並依此將治水工程分為要工、次工和緩工，並確定興修次第及修浚期限，保證各類治水工程的協調統一。這種治水方式，乃是胡寶瑔的首創。

胡寶瑔的治水措施多種多樣，善於綜合運用各種治水方法，最大限度地發揮功用。開挖河道，拓寬河身，清除淤泥，是加大河道水流量，保證河道暢通的最基本的方法，也是防止水患發生的一項非常有效的措施。河南境內有四條幹河，有的河身較窄，有的年久淤塞，有的河深不過四五尺，汛期極易發生水災。

如惠濟河自中牟經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柘城、鹿邑，入亳州之懷家溜，然後抵達淮河，杞縣以下淤阻尤甚，水患易發；發源於通許青岡的渦河，至陳州被稱為燕城河，受鐵裏河、七里河、舊黃河諸水，亦經柘城、鹿邑、入亳州之安家溜，以達淮河，下游淤阻嚴重，一旦水量過大，就會衝潰堤壩，使鹿邑以上河道出現很多缺口，河水四溢，引發水災。

胡寶瑔在勘查了這些河流的水量、流向、河道深淺及周圍環境之後，找出了導致水患的重要原因。為了防範水災的發生或者將水患帶來的不良後果降到最低，胡寶瑔派出大量民工對河道進行疏通，拓寬拓深，並對河道的寬度和深度都做了規定。

胡寶瑔對於溝渠的作用也十分重視，他曾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開豫省田溝路溝疏》中説道：“臣查豫省地勢，在諸省中最為平衍，其恃以宣洩者，溝渠之功，實與河道相為表裏”，認為溝渠具有宣泄河水的功用，與河道相輔相成，所以應當“隨時講求，不可暫廢”。實際上，早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河工告竣之後，胡寶瑔即已“督令州縣經理溝洫，每一州縣中開溝自數十道至百數十道，長自裏許至數十里，寬自數尺至數丈，皆以足資蓄泄為度”。

同時，胡寶瑔還要求在驛路通衢兩旁開浚溝渠，以方便泄水，“其路溝，除驛路加挑外，凡商旅通行之路，亦一律開溝種樹”。種植樹木亦可以起到加固路基的作用，防止道路被水衝潰。胡寶瑔還督促各州縣“每歲或春融，或農隙，隨時加浚加深”，“並令專司水利道廳等員，俱來督率”，他自己和兩司大臣們也在“巡查各屬時隨處查勘”，以督促河水工程的順利完工，保證溝渠暢通，防止水災發生。

修浚田溝實為農田之利，老百姓對此十分清楚，不過“因勤惰不一，眾力難齊，不無捍格”，溝渠的正常維護不能得到保證。胡寶瑔瞭解到這一情況後，採取多項措施加大管理力度。為了調動老百姓的積極性，採取“各就地出夫”的辦法，則“貧富自均，而就役亦便”，這樣老百姓屬於各挖田頭溝，因此極大地提高了積極性。胡寶瑔下令各地官員嚴加督促和管理，並“令渠長地保管理，不經胥吏之手”。這樣一來，不僅可以減少水患的發生，老百姓的農田也便於灌溉，由此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

乾隆皇帝對這種做法和取得的成績大為讚賞，下令向其他地方推廣。直隸總督方觀承遵旨實行，下令“諸州縣以工代賑，修堤埝，浚減河，築疊道，凡三十二州縣。”第二年，即工程完畢，他上疏報喜，奏曰：“漳，漆、滏、洺諸水疏通”，“使瀝水有歸，農田杜患。”事實證明，胡寶瑔疏通河道、開設溝渠，並調動老百姓積極性的防水抗災，是行之有效的做法。

自古治水無非兩條，有疏有堵，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告訴人們，治水要疏堵結合。因此，胡寶瑔也將此納入防範水災的工程中。而他早在短暫的江西巡撫任上（1762）時，就提出了《更定江西修堤力役之法》，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許可。此法稱：“凡修築土堤，闔邑共攤，夫從糧徵，聽官按堤攤分，募夫修築”。

他在上皇帝疏中説道：“豐城堤工最要，石堤官修，土堤民修，向設裏夫，行之最久”，但因“黠者避役，貧者誤工”，不能保證堤壩的維修，應該“改為折徵”，“按田均堤，附漕糧徵收”，這樣一來，“有田始有糧，有糧始有夫，圩長無從侵冒，工程乃可永固”。百姓不會為修堤所累，也不會受地方管理者壓制，可以有較高的積極性參與修堤，既可以保證修堤工程按時完成，也能保證工程質量。乾隆帝下令一切皆如胡寶瑔所請。

乾隆二十二年（1762）黃河屢決，山東、河南、安徽諸州縣受災，胡寶瑔被調到河南治水。胡寶瑔到河南後，迅速前往受災地區，探明瞭水患之源同安徽巡撫高晉協商，聯名上疏，“奏請興挑”。同年七月，乾隆親自核準了胡寶瑔等人的建議，並諭令“如議速行”，在次年“雨行前畢工”。在胡寶瑔的策劃主持下，河南各府縣的支河工程於當年八月開工。由於措施得力，民眾齊心，僅數月之間，原辦續辦各工程迅速告竣，共開河六十七道，計二千五百里。

乾隆二十三年（1763）秋，胡寶瑔又做了兩件事：一是於永城建“萬歲亭”，亭內立《中州治河碑》。請乾隆皇帝親撰碑文，詳記此次治河之始末。二是將河南此次治理的西起密縣、東至永城、北自黃河、南達新蔡的方圓五萬多平方公里，大小六十七道溝河，標明其長、寬、深及位置流向，合繪一圖，刊刻《水利圖碑》。胡寶瑔親撰碑文，除極力為乾隆歌功頌德之外，還説明刊刻《水利圖碑》的緣由和目的，在於以後“各邑遇修治之時”，“臨時詳考於善後為便”。

“萬歲亭”、《中州治河碑》和《水利圖碑》，原來均立在巴溝南岸，永城縣城西關三里道口村。現在“萬歲亭”和《中州治河碑》已毀。僅《水利圖碑》現存商丘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全碑高88釐米，寬162釐米，厚20釐米，碑體基本完好。清代大規模河道治理工程，尤其是黃河中下游的治理，是廣大受災人民在同自然災害作鬥爭中的一次壯舉，體現了人民的願望和力量。胡寶瑔就是其中的領頭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為後來治理淮河、興修水利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乾隆二十七年（1767），胡寶瑔生病，屢次治療，無有好轉，因此上奏皇帝請求解任，回松江府養老。可是，乾隆帝不準，下諭旨説：“此奏甚非朕之所望，安心靜攝，以慰廑念。”並派御醫不遠千里來到河南為胡寶瑔診治。可是，胡寶瑔的身體一直沒有好轉。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8），胡寶瑔病逝在河南巡撫任上。乾隆皇帝很是難過，特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諡恪靖。

《清史稿》論曰：“恕論救災，寶瑔善行水，皆以民事為急”。 ^[1-2] 

胡寶瑔，字泰舒，江南歙縣人。父廷對，嘗官婁縣訓導，因居青浦。寶瑔，雍正元年舉人。乾隆二年，考授內閣中書，充軍機處章京。六年，大學士查郎阿、侍郎阿里袞清察黑龍江、吉林烏喇開墾地畝，以寶瑔從。八年，遷侍讀，考選福建道御史。是歲直隸旱，上命治賑。寶瑔疏言：“直隸被旱，民多流亡，請敕總督宣示上意，使民靜以待賑。流民原歸耕而無力得歸者，資送還裏，俾及時藝麥，於來歲民食有益。”九年，上命大學士訥親閲河南、山東、江南諸省營伍，寶瑔疏言：“營伍積玩，器械堅脆，糧馬盈虧，各處不一。勢必聞風修整買補，不肖營員或藉端苛派，或坐扣月糧，請敕督撫提鎮嚴飭查察。”十年，山東、江南水災。寶瑔疏言：“方冬水涸，應勸諭農民引流赴壑，俾田不久浸，以便春耕，尤當預防蝻子。”諸疏皆議行。十一年，轉户科給事中，遷順天府府丞。大學士傅恆視師金川，以寶瑔從。授府尹，歷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擢兵部侍郎，兼府尹如故。河南民傅毓俊告張天重謀逆，遣寶瑔按治，毓俊服誣，論如律。

十七年，署山西巡撫，十八年，實授。撫饑民，理冤獄，劾貪吏，整關隘堤防，諸政並舉。尋調湖南。十九年，奏言：“郴、桂二州銅鉛礦委員董理，一年而代。礦為弊藪，代者必數月乃能明察。此數月中，欺矇隱漏，已自不少。請仿台灣、瓊州例，令新舊協辦數月。”得旨允行。

二十年，調江西。二十一年，疏言：“廣信銅塘山勘明無可墾之地，無可用之材，無可煎之礦，請永行封禁。”二十二年，疏言：“豐城堤工最要，石堤官修，土堤民修，向設裏夫，行之已久。黠者避役，貧者誤工，復改為折徵。請按田均堤，附漕糧徵收。有田始有糧，有糧始有夫。圩長無從侵冒，工程乃可永固。”均如所請行。

復調河南。河屢決，山東、河南、安徽諸州縣多積水。上遣侍郎裘曰修會諸省督撫疏治。寶瑔與曰修會勘，疏言：“河南幹河有四：賈魯、惠濟、渦河、巴溝。巴溝在商丘為豐樂河，在夏邑為響河，在永城為巴河。今擬疏濬加寬深，以最低處為率。惠濟上游在中牟、祥符諸縣，下游在柘城、鹿邑諸縣，今亦擬加寬深，以六七丈為率。賈魯自中牟以下有惠濟分流，自朱仙鎮以下，截沙灣，塞決口，拓舊堤。渦河自通許青岡為燕城河，上游應加寬，下游應加深。鹿邑以下本已寬深，當增築月堤。支河應濬者，商丘北沙、洪溝二河為支中之幹，餘大小支河，分要工、次工、緩工，次第興修。”二十三年，上諭曰：“河南災區積困，寶瑔不辭勞瘁，能體朕意，盡力調劑，以蘇窮民，甚可嘉也！”尋加太子少傅。諸工皆竟，上御製中州治河碑，褒寶瑔、曰修，語並見曰修傳。

二十五年，疏言：“河北諸水，衞河為大。雍正間，河督嵇曾筠於汲、淇、濬、湯陰、內黃諸縣建草壩二十六，今已漸次淤墊。臣相度疏築，俾一律深通。請定為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上可其奏。是冬，調江西。二十六年，河決楊橋。復調還河南。疏言：“賈魯、惠濟二河在中牟境內，逼近楊橋。賈魯受黃水南徙，至祥符時家岡仍入故道，今已成河。當將分者截之使合，淺者疏之使深，兩岸多挑渠港，增築堤堰，自成河道。惠濟自兩閘至岡頭橋已淤斷，而岡頭橋至十里坡賈魯河不過四五里。即於十里坡建滾水壩，導由岡頭橋入惠濟，以分賈魯之勢，而惠濟亦復故道。”上褒為事半功倍。

二十七年，寶瑔疾作，請解任。上諭曰：“此奏甚非朕之所望，安心靜攝，以慰廑念。”遣醫馳驛診視。疏言：“溝渠與河道相為表裏，臣於二十三年河工告竣，即督令州縣經理溝洫，每一州縣中開溝自十數道至百數十道，長自裏許至數十里，寬自數尺至數丈，皆以足資蓄泄為度。驛路通衢，並就道傍開濬，雖道里綿亙，而分户承挑，民易為力。自是每歲或春融，或農隙，隨時加濬寬深。”上深嘉之，並令直隸總督方觀承仿行。二十八年，卒，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諡恪靖。遺疏請入籍青浦，許之。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