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煒

抗日戰爭時期的作品，感時傷亂，嫉惡憤邪，多法杜甫。早年的詩作，即為陳三立激賞，稱許為“七百年來罕見”。書法上，對甲骨鐘鼎、秦漢碑板、歷代名家的行楷無不臨習，而取精用弘，自成面目；工隸書，擅行草，晚年筆力愈健，以碑體方筆作二王書，直追米芾“刷”字訣；其人品學問，喜怒哀樂都可於墨跡中想見，論者謂“環顧當世，能臻此境者寡”。善治印，精於書畫文物鑑別，堪稱一代藝術宗師。

胡光煒之父胡贏，字季石；母漆刁氏。六七歲時，父親去南京為官，兼業醫，全家遷往南京。8歲時父親逝世，家道中落，靠母親織錦為生。青年時代入南京兩江優級師範學堂農博科求學，並師事著名書法家、學者、詩人李梅庵和沈曾植、陳三立。清宣統二年（1910年）畢業後，數十年中一直致力於高等學校教學，先後在北京女高師、武昌高師、西北大學、東南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白沙女師、雲南大學等校任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因憤恨國民黨政府誤國，常表示不滿，為當局所忌。在昆明期間，從友人處借馬列主義書籍，閲讀稱善，被國民黨特務搜去，名列“黑名單”。1949年淮海戰役後，國民黨強迫大學南遷，胡光煒挺身而出，率學生護校。1949年4月1日，親率學生到總統府請願，國民黨軍隊開槍打死兩名學生，胡光煒挺身而出，保護示威的同學，幾遭毒手。解放後，任南京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等職。曾任江蘇省人民委員會委員，江蘇省政協常委，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南京博物院顧問，江蘇省文聯副主席，江蘇省作協主席，江蘇省文聯書法印章委員會主席等。

胡光煒一生著作等身。早年所著《中國文學史講稿》上編，取“一代有一代之勝”觀點，闡述中國文學演變，頗具卓識，後來的文學史家馮沅君、陸侃如、劉大傑的著述均受其啓發。對楚辭之學，綜合舊聞，擇善而從，獨創新説。著有《遠遊疏記》、《楚辭郭注義證》、《楚辭釋名》、《離騷文例》、《屈原與古神話》、《楚辭札記》(未定稿)、《甲骨文例》 、《讀契札記》、《金文釋例》、《齊楚古金錶》、《聲統表》、《廣韻正續》、《説文部首疏證》、《江津方言志》等。書法著作，體系完備，論點精闢，除《書藝略論》外，尚有《中國書學史》未能完稿而卒。此外，論文、札記尚多。小石逝世後，南京大學曾組織遺著整理委員會。不久後，因“文化大革命”開始，遺稿墨跡受到很大損失，《中國書學史》（未完稿）下落不明，零散遺稿喪佚殆盡。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整理委員會恢復工作，已整理出版的有《胡小石論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共收論文14篇，內容包括古代神話、楚辭、杜詩、文學史、書法、古器物考訂等。詩詞存稿原分6卷，為《磐石集》、《硤林》、《無同沙語》、《蜩樓草》、《東風堂》、《夏廬長短集》，只蒐集到250餘首，不及原存之半，已集為 《顧夏廬詩詞鈔》 印入論文集。《論文集》二集在編輯中。 ^[2] 

胡光煒學術研究的領域廣闊，於古文字聲韻訓詁、經史諸子、佛典道藏、金石書畫、楚辭、詩歌、詞曲、小説無所不通，重點成就在語言文字學、古典文學、書法理論等方面。對古文字學的研究突破了古人以“六書”説為準則的成就，通過古代器物的大量考察研究，論述了自殷代到戰國古文字變化的規律，斷定《説文》所引古文是戰國時的文字。對古文字音韻的研究有獨到的成就，突破傳統的方法，貫穿“以聲求義”的原則，探究古代語音變化的規律。對甲骨文字的註釋有所發現，對甲骨文語法的研究有先導之功。對我國的書法理論也作出了貢獻，早年獲教於李梅庵、沈曾植、吳昌碩，研究書學史形成體系，在昆明西南聯大開“書學史”課，一些名教授都來聽課。晚年見解更加精純，作《書藝略論》，對書法藝術的源流演變和書法創作的藝術規律，都綜合探討和詳細剖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進行了闡述。胡光煒在大學學的是生物學，教授卻以古典文學為主；早年就開設中國文學史課，闡述我國曆代文學的發展和演變，頗多創見。講過歷代作家作品專題課，對楚辭、杜詩的研究特別見長。作為一碩學通儒，小石治學嚴謹，條理細察，繼承清代乾嘉學者研究方法，講究實證。如對楚辭中一些名物訓詁的新解，都是經過調查求證得來的。又曾在四川江津縣詳細調查方言，瞭解古今語音的變化。數十年來，胡光煒通過大量古代器物銘刻和花紋的實物研究，對古文字的研究取得豐碩成果。

胡光煒精書法，所作書澀筆頓挫，古樸瘦勁。隸書嚴正而有變化，剛勁中出墨味；篆書則擅長方筆金文，書風雄強、峻刻；草書結體學大王，布白學王鐸；真書早年宗龍門筆法，晚年從蕭儋、蕭秀諸刻上溯大王，精勁內撅；行書取筆於倪鴻寶，化險峻為凝鏈，在剛勁流利中出墨味，繼承了李瑞清澀筆頓挫的風格，並創造性地用澀筆寫今草和狂草，富有特色。